台湾问题:中美建交前夕的交锋

特使万斯企图力压中国达成协议,邓小平断然拒绝,粉碎美国强势战略1977年1月20日,卡特出任美国第39任总统。由于苏联的扩张趋势对美国构成了威胁,美国急于和中国改善关系,借以抗衡苏联。8月,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8月24日,邓小平接见并宴请了万斯。万斯表示:中国必须以公开或默许的形式,作出在台湾问题上不使用武力解决的承诺;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还要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实施“倒联络处”方案,即中美之间的联络处升格为大使馆,而美国驻台“大使馆”降格为联络处。尽管他尽力保持语气的轻缓,但其“美国式”的霸气和强硬仍然表露得相当刺     

邓小平与中美建交过程中的台湾问题

万斯访华在台湾问题上霸气十足;邓小平当仁不让,严厉批评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倒退言行——万斯碰壁灰溜溜返回美国 1977年1月20日,民主党人卡特出任美国第39届总统。由于苏联的扩张趋势构成了对美国的严峻挑战,卡特急于和中国改善关系,借以抗衡苏联。他上任后不久就表示:“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将以上海公报为指导,我们政策的目标是美中关系正常化。”但他知道要想改善中美关系,就必须在台湾问题上迈出关键的一步。所以在4月份,     

邓小平心系台湾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于1977年7月重新出来工作。如何把国家建设好,怎样尽快结束民族分裂状态,实现祖国统一,成为邓小平反复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邓小平复出后不到一个月,美国总统卡特就主动派国务卿万斯来北京,探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邓小平在会见万斯时说,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     

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苏联因素(1969～1979)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中美两国对苏联战略意图的判断、不尽相同的对苏政策取向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两国之间的政策互动,始终是影响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一、苏联重兵压境(1969～1972年).这促使中国对美政策作出战略性调整,对苏防卫作战成为中国军事战略的重中之重.二、寻求与美合作的战略支点(1973～1976年).中国提出了"一条线"联合抗苏战略构想.但美国继续搞对苏缓和,阻碍了中美关系的顺利发展.三、把握战略契机(1977～1979年).苏联强劲的全球扩张势头,使美国的对苏缓和政策严重受挫,从而强化了中美之间共同的战略利益,为中美关系向前发展提供了契机,从而加快建交谈判步伐,最终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     

卡特政府时期中美军备技术交流的发展特点

正中美建交后,卡特政府决定逐渐放松对华出口管制,不断推动中美军备技术交流的发展。两国军备技术交流具有下列发展特点。一是发展动因的多元化。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交流合作基本都与对抗苏联威胁、解决地区危机等外部因素密切相关,但也包含对各自经济利益的内在诉求。二是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在卡特政府时期的中美军备技术交流中,政治因素长期处于主要地位,经济因素则居于从属地位,因此两者不时发生冲突。三是发展程度的有限性。鉴于军备技术领域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这一时期     

论中美关系正常化迟缓的美国因素

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长期隔绝状态的结束和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然而由于美国对华政策更多的是服从于美苏关系的变化,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步履艰难,从尼克松总统的辞职,到福特总统的无奈,直到卡特总统上台并经历了一年多的犹豫之后,才完成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这充分说明两国关系的复杂性。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迟缓的原因主要在美国方面,美国因素成为制约中美关系发展的最主要的障碍。     

美国的对中对苏战略与20世纪70年代的三国关系

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几次调整其对中对苏战略,形成了由"一压一和"到"双和"再到"和中抗苏"的变化轨迹。受其影响,中苏关系呈持续对抗状态但避免了大战,且两国在严峻的武力对峙态势下也酝酿、积蓄着改善关系的积极因素。美国制定外交政策的战略基点在于如何从中苏关系的现状中渔利,这就决定了美中关系的正常化在20世纪70年代迟迟得不到实现,既使在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后也仍是在低谷中徘徊。     

中国与西德建交的一段曲折历程

正二战结束后,在德意志领土上出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东德"和"西德",分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新中国于1949年10月27日同东德首先建立了外交关系,而西德因受制于美国,不承认新中国。1955年西德同苏联关系正常化之后,中国政府曾发     

一九七○年代末期美国政府对华科技合作政策的形成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背景下,1970年代末美国政府期望通过扩大对华技术转让的方式来促进中美关系向前发展。在普雷斯访华之后,美国认识到了科技交流合作有助于美国对中国施加长期影响和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因此,美国确定了与中国进行全面的科技合作的政策。1979年1月31日,卡特与邓小平签署科技合作协定,中美科技关系进入制度化的全面合作阶段。     

中美建交的先声——美国总统特使布热津斯基访华

审时度势,卡特终于批准 布热津斯基访华 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中美曾就两国之间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问题举行过多次谈判,但始终没有达成协议。到了1978年春,曾经冷却了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又重新提上日程。这首先是由于美苏关系出现了波折。苏联利用“缓和”,稳定了西线,开始向非洲渗透。继安哥拉事件之后,1977年苏联又通过古巴策划建立“红海邦联”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苏关系研究

20世纪80年代的中苏关系主要是围绕两个相互交织的过程展开的。其一是两国不断寻求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原则、基础,并通过谈判和交往逐步累积共识;其二是双方同时在全球、地区和双边等三个层次展开战略博弈。1989年5月中苏峰会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是这两个过程演变的结果。苏联解体后中苏关系能够平稳过渡到中俄关系这一事实表明,两国关系已经有了相当稳固的基础,中苏关系正常化既是战略博弈的结果,也是水到渠成的。     

分歧、试探与博弈:中美建交第一阶段的谈判

认知分歧、战略试探与外交博弈贯穿于中美建交第一阶段的谈判过程之中。谈判前,双方在建交问题上的分歧使整个谈判历时五个多月之久。在此期间,中美两国努力开辟沟通渠道、认真确立谈判方略并进行了六次正式会谈。为避免谈判破裂,前四次会谈主要以商讨正常化后的美台关系来试探对方的"谈判底线",尚未涉及谈判的实质问题。谈判停滞期内,双方适时做出了加速建交谈判的决定。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主动"摊牌",促使第五、六次谈判得以围绕实质性的军售问题展开交锋。应当说,建交第一阶段的谈判,为邓小平在谈判最后阶段以"搁置争议,先行建交"的伟大决策推动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勃列日涅夫的“缓和战略”及其对中美洲加勒比的扩张

文章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缓和战略"提出的背景、内容及在中美洲加勒比的实际运作进行了剖析,揭示了苏联在中美洲及第三世界打着"缓和"旗号极力扩张的历史事实。苏联的"缓和战略"使美国在拉美的利益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同时,双方的较量与争夺给拉美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评析

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以平等和效率为价值取向,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重新界定社会主义价值,试图构建出一种既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市场资本主义又超越于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的未来社会主义新模式。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对于我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政治和经济因素比较——以美国的中东政策为例

冷战时期对于美国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年代,意识形态冲突成为最主要的特征.以杜鲁门主义为发端,二战后美国的中东政策先后经历了艾森豪威尔主义、尼克松主义、卡特主义以及里根主义等重要阶段,其基本点是试图把中东纳入其全球战略,使之成为遏制苏联的前沿阵地.冷战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决策中,政治因素始终处于第一位.     

苏联灭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本世纪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重大事件层出不穷,尤其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主义各国发生了剧烈动荡。这场世纪末的风云际会使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复存在了,而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站稳了脚跟,得到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针对苏联的灭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将其归结到社会主义制度上。例如,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超越和平》等著作中,连篇累牍地描述了苏联的崩溃就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失败,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胜利。可是在详述苏联社会制度崩溃的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在下一个世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有可能变成最富有的社会"。应该说,苏联灭亡的教训是深刻的。随着时间的推延和国际社会的不断变化,我们会看得越来越清楚。但有一     

什么是“人权外交”?

关于“人权外交”问题,有三个问题需要明确。第一,“人权外交”是西方某些国家推行的一项外交政策。把人权问题导入国际关系,在美国从尼克松政府开始。卡特政府把美国的人权外交政策系统化,并在国际范围广泛运用。卡特上任后,处理美苏关系的第一件事,就是复信给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对他发起的“人权运动”     

邓小平风尘仆仆赴家宴

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乘飞机到美国访问。邓小平一行稍事休息后,便来到美国总统顾问布热津斯基的郊外住宅,参加一次别有风味的家庭晚宴——吃烤牛肉。这次晚宴是在一年前预订好的。那时,布热津基斯奉卡特总统之命到北京商谈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邓小平为他举行了一次丰盛的宴会。在品尝了可口的中国菜后,布热津斯基邀请邓小平有机会到美国品尝一下美国家庭的饭菜,这次邓小平就是来践约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苏关系正常化再研究

中国和苏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个最重要的国家。两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同志加兄弟"般的密切联系,由于意识形态及苏联大国"老子党"的原因,双方在五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一直处于"名存实亡"的外交状态。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放弃了一直奉行的"一条线、一大片"的全球反苏统一战线,苏联的对华政策也有所松动,双方在八十年代进行了长达十二轮的会谈,终于在1989年实现邦交正常化。探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具体历程,对于我国对外关系的开展和当前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从最新解密档案看美国对一九七九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立场

1979年,中、越两国边境地区爆发了一场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关于美国在这场武装冲突中的立场等相关问题,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一个疑团而存在。实际上,在武装冲突爆发前夕,邓小平在访美期间曾与美国总统卡特就此问题进行了专门协商,但美国政府明确表达了反对中国进行"自卫反击战"的想法。武装冲突爆发之后,美国对此采取了如下立场:一是在公开表态中反对使用武力,要求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同中国从越南撤军联系起来;二是以明确的方式警告苏联,要求其不得武力介入;三是在与中国进行沟通的过程中强调两国在东南亚地区战略目标的一致性,而且美国财政部长在武装冲突期间如期访华。美国对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立场及反应实际上对中国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