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化治理视角下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问题研究

城乡一体化的核心内容是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即让农村居民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因此,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水平和质量,是提升城乡一体化水平的重要任务。文章以社区化治理为视角,分析了农村社区建设对于解决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难题的重要意义,提出社区化的治理方式是未来基层农村治理的主要方式,而通过农村社区建设来改善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是未来陕西农村改革和治理的重要步骤,同时就陕西农村社区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     

推进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思考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在新时代条件下,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完善:社区治理价值体系公共化、社区治理制度成熟化、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完善化及组织结构多元化、社区治理过程民主化、社区治理方式智能化以及社区治理绩效考核与评估体系合理化。     

“进社区”:混合治理空间中的条块关系与行动逻辑——基于浙江H市的基层社会治理改革

"进社区"是中国各级政府回应社会问题社区化与政府职能社区化发展趋势的普遍选择,也形塑出现代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单元及自治共同体的多重样态。新型社区制背后蕴含多重治理逻辑并存的复杂性。多重逻辑既来源于地方行政治理结构中"条"、"块"等制度生产主体,也来自在转型时期新型政社关系视域下社区的应对策略和自主性发展。其执行的结果是在基层末梢催生出一个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多重功能机械杂糅的"混合治理空间"。本文以浙江省H市近年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实践为蓝本,微观分析"条"、"块"进社区的治理逻辑、约束条件、行为路径及不同预期、激励和约束下社区的应对策略,并进一步关注在多重逻辑的牵制下社区自主性的表现形态。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当前基层社会治理视域中的中国政社关系和社区混合治理的实现路径进行回应。     

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视野中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研究

目前,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与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党和政府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举措,其最终目的在于提高社区治理与服务能力,应对不断出现的风险与挑战,因而呈现出“一体双面”的实践表征。但是过度“行政化”、“悬浮化”和“内卷化”倾向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着二者治理效能发挥。为此,需要坚持以党建引领为突破点,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并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治理优势,建立社区合作治理网络,最终形成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强大合力。     

集体产权与封闭乡村社会结构:社会流动背景下的农村社区治理——基于温州的调查分析

在当代农村社区治理中,以村庄集体产权为基础所形成的一系列基层社会制度,构筑了封闭的乡村社会结构,广大农民被内在地束缚在乡村大地上难以自由流出,离土无法真正离乡。同时,基于制度的限制,外来人员也无法真正流入并融入乡村社会。在现代化发展中,乡村社会基础不断发生质性变革,但是嵌入乡村社会的各种制度却成为乡村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阻滞。由此,乡村社会的内在封闭、排外与现代社会的外在开放、流动形成矛盾与冲突,造成了当代农村社区治理的诸多困境。走出社区治理的困境,实现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发展,需要从集体产权制度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一系列基层社会制度入手进行改革,破除封闭、排外的乡村社会结构。     

社会资本与城市社区治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理论被引入到城市社区发展和建设的实践领域。城市社区治理以其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与合作化和资源配置的动态化与互补化优势,逐渐成为当下推进城市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社会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面临诸多挑战与困境,这极大地制约了城市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内涵信任、规范和网络的社会资本为提高城市社区治理绩效提供了深厚的精神资源和制度支撑,是新形势下实现城市社区善治的动力源泉。新形势下,在城市社区内塑造普遍信任、加强规范社会资本建设、发展参与网络,成为提高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重大任务。     

物业管理融入城市社区治理的共生路径

物业服务企业是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对提升我国基层社区治理能力与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意义重大。物业管理与社区管理作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同时存在的两种不同管理体系,两者的有效融合关系到和谐社区、文明社会与幸福中国的构建。新时期,物业管理在管理思想、管理技术等方面存在诸多困境。为此,需要法制创新,明确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的权力与义务;需要体制创新,打造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需要组织创新,兼顾市场利益与社会效益;需要管理创新,以技术赋能城市社区治理。     

党建引领与治理体系建设: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的实践走向

新时期,我国城乡社区治理面临利益主体多样化、风险集聚化、社区异质化等多重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上升为党中央执政战略,提出了人民中心、党建引领、重心下移、社会协同、基层群众自治、治理机制创新等新要求,实践层面更加突出党建引领下的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区治理体系建设,要着重处理好"一个核心、两化关系、三层联动"三个关键议题,即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处理好社区治理政治化与社会化关系,建构好宏观层面价值整合、中层法律制度与机构平台整合、基层达成积极的微观行动机制。     

从疫情防控看社区治理再完善

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不仅全面检验了我国社区管理、服务、资源配置及网格化治理的运行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其治理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分析疫情防控中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探讨进一步应对社区治理面临的诸多挑战非常必要。新时代完善我国社区治理,必须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健全社区管理与服务机制、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提升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城市基层社区协同治理创新及其实践探索--以厦门市基层社区治理情况为例

当前,基层协同治理已经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点。通过实证调研发现,厦门市基层社区协同治理主体资源和权力维度不同,导致社区治理利益共同体的建构仍面临一些挑战,社区治理的方式实际利用情况不甚乐观。然而,美丽厦门共同缔造基层社区对于协同治理的精神文化培育非常重视,这为厦门市基层社区治理制度化、信息化和创新化,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源。     

双轨动员:项目制社区自治的实践逻辑及其影响——对上海市P街道社会服务项目化运作模式的考察

项目制社区自治旨在以组织、关系和激励结构的变革,形成基层社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轨动员治理,化解科层体制与基层自治的张力,实现共生式发展。围绕项目制展开的社区自治通过自治金的嵌入、自治团队的协作和自治机制的设计等治理要求,诱发了基层社区治理体系的重构并产生了强大的溢出效应。项目制自下而上的“反向发包”特征,不仅释放了基层社区的活力,还促成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成为基层治理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的破题之钥,对基层治理具有持续性及不断增长的影响力。项目制的社区自治,将成为贯通基层社区与党、政府和社会的一种新双轨动员治理模式。     

义乌多元互嵌式融合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是关乎我国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心便在于城乡社区。面对全球化发展的今日,随着各种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快速流动,整个社会治理面临的风险也更为复杂多变,构建适应社会流动的基层社区治理模式也成为当前的迫切需求。本文以义乌市三个社区为样本,以社区治理模式为研究重点,从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主体三个角度分析、总结义乌市多元互嵌式融合社区的治理经验。     

统一战线参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社会治理路径探析

易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当前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社会治理还存在着社区居民管理及社区居民个人发展方面的问题,统一战线在社会治理中具有独特优势,可以从创新参与治理方式、引导社会组织、构建体制机制、做好自身建设等方面积极参与安置区社会治理,促进基层社会治理良性发展。     

全周期管理视角下社区发展治理创新路径研究——以成都市双流区为例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层基础,也是支撑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和防范社会风险迸发的重要场域。全周期管理作为一种系统管理理念,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补齐社区治理体系短板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文章以成都市双流区为例,在总结双流社区发展治理的实践与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全周期管理视角下社区发展治理的创新路径:强化全周期管理顶层设计,加快补齐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公共安全防控短板;重点推进关键领域改革,有效提升社区发展治理效能;完善社区公共设施体系,切实提高城乡居民生活便利性;推进社区发展激励创新,增强社区内生发展动能;健全多元参与社区治理机制,推动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加快大数据技术创新和应用,建设立体联通的未来社区。     

统一战线助力抗疫暨服务基层社区治理研究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而城市基层社区治理既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又是社会治理的重点及难点。本文聚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背景下的武汉市基层社区治理,客观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城市社区治理的冲击与挑战,梳理并列举统一战线助力武汉社区治理应对疫情的代表性案例,从统战理论进社区、统战力量下社区、创新社区统战工作三个方面探索统一战线助力基层社区治理的路径。     

“过渡型片区”体制：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的新探索

乡村治理体制与基层社会的匹配程度深刻影响着基层治理效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经历了从管区制到社区制的历史变迁,每一种乡村治理体制都是国家与社会基于不同时代的发展要求对乡村治理具体实践的创新与发展。在现代国家治理的新阶段,“社区制”乡村治理体制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激活自治活力、便于有效管理的价值功能。但在现实中乡村社会治理条件不一、治理任务复杂多样,统一的、固定化的乡村治理体制很难承载所有的治理事务。乡村治理体制的设置,必须考虑该体制需要承载的功能、社会发展阶段及社会基础条件的差异性等复杂因素。在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的实践创新中,“过渡型片区”体制成为治理有效的重要形式。相较于原有的乡村治理体制,其在主体构成、权力配置、运行机制、价值功能等方面具有新的特点,能够满足当下乡村治理的基本要求,助力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     

社区社会组织在城市治理中的功能分析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作为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治理关系到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利益的方方面面。而我国当前城市治理还存在诸多问题,必须积极推进城市治理创新。社区社会组织作为城市治理基本单元的重要组织形式,无论是在基层社区治理中还是城市治理中都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功能。社区社会组织如何在城市治理中找准功能定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有重要位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近年来,党和国家对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高度重视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诸多成效。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就是不断提升党的领导力,强化现代科技支撑,强化"三治"相结合,跟进新时代发展步伐,适应社会发展变化,抓住基层治理的重点破解基层治理难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厦门社区建设与基层治理理念

在新的社会管理格局中,要特别注意发挥社区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十多年来,厦门市卓有成效地创立了符合自身特点的社会工作模式,其亮点就是使社区成为城市管理的基础。基层治理创新的重点,是大力发扬党的群众工作传统。本文对厦门社区建设经验进行了总结,并从治理理论角度予以解释和认知。     

发挥统一战线优势 推进基层社区治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的"柔性"政治机制,具有与基层社区治理特征和需求高度契合的优势与资源。通过建立机制、动员资源、发挥作用等,统一战线能够在基层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中作出积极贡献,基层社区治理也可以因为统一战线的融入而提升绩效,形成统一战线与基层社区治理共融发展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