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法定与立法保留

税收法定主义的确立对现代法治主义和民主宪政的出现,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当今世界倡导法治的国家纷纷在宪法中时其加以规定.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我国税收立法权的行使远离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本文在分析其原因的同时,试图探索一条通向税收法定主义之路.     

税收法定主义新论

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原则中的最高原则,是民主原则、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我国税法在实行税收法定主义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应进一步落实税收法定主义对我国税收立法的要求：从宪法的高度对税收的一些基本要求进行规定;制定一部税收基本法,将征税中的共同事项在同一部法律中加以规定;明确税收立法的分权范围和授权程序。     

从税收法定主义谈我国税收法制的完善

现代社会,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已逐渐作为一条重要的宪法或税收基本法的原则而被各国所接受或采纳。本文阐述了该原则的具体内容。以该原则为对照,我国现行税收法制中存在着税收法定主义未入宪;税收行政法规、规章比例过大;立法粗疏,兜底条款偏多等不足之处,且税收执法中追溯执行较为普遍。这均与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构想不符。文章针对性地提出了现阶段确立我国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构想。     

我国税法体系的制度性批判与法治模式构建

从基本构成及主要特征看,我国税法体系存在一系列与市场经济不适应的制度性缺陷。税收法定主义的国外立法对我国税收法治模式的构建有借鉴意义。通过改良传统税收依据理论,确立税收法定主义,强化人大税收立法,制定税收基本法,完善分税制和社会保障,可以构建中国特色的税收法治模式。     

税收正当性:一个理论命题与分析框架

税收关乎国家征税权与公民财产权的二元对立,是宪政的基石性范畴;宪政税收语境下,在纳税人权利保障、政府征税权规范以及宪政秩序的迫切需求下,产生对税收道义、伦理的追问——税收正当性.税收正当性包括公共利益(民主)正当性、科学正当性、法律正当性,分别代表公共利益(民主)、科学、法律三个价值维度.在实体性制度构建上,与三个价值相对应,包括公共利益、经济上可税性与比例原则、税收法定主义;在程序性制度构建上,借助于正当程序的交涉性和反思性机制,通过税收正当程序中的大众、专家及政府的三方参与机制,将三个价值因素及相应的制度实体有机结合,实现税收正当性.     

中国财政的宪政解读

宪政缘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利益纷争,而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利益冲突集中表现在财政上。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宪政产生、发展围绕着财政,财政是宪政体制运行的重要保障,宪政赋予财政以全新的内涵,宪政国家的财政是民主财政、公平财政和法治财政。在财政体制中,预算和税收的正当性意味着纳税人的同意和授权,议会审查和监督是保障纳税人权利的宪政机制,重塑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律权威是确立中国财政秩序的根本。     

我国税收立宪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我国已进入租税国家时代，税收立宪是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保护私有财产权的逻辑结果，也是适应WTO规则的需要，而且从我国历史上的宪法性文件关于税收的规定、西方国家税收宪政理论和税收宪政实践来看，进行税收立宪也是可行的。     

论刑事程序法定原则

刑事程序法定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然而在我国的程序法制化进程中这个原则发挥的作用却不尽如人意,存在大量违背程序法定原则基本要求的情况。本文提出刑事程序法定原则的实现途径,以期对解决现代我国程序法制化中存在的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论税收授权立法的理论及现实依据

税收授权立法的存在虽然是对宪政分权原则的挑战,但并非没有其存在合理性,事实上,税收授权立法的存在是有其法经济学理论基础的.税收授权立法在立法成本、效益和对经济活动的调控效率上均具有比较优势;税收授权立法的存在还有其立法学理论基础,得益于分权理论的新发展;同时,税收授权立法具有深刻的现实依据.税收及税法的专业化特征、现代管理的专门需要以及非常时期对税收政策的要求,特别是现代社会政府职能的扩张更为税收授权立法提供了充分的现实依据.     

人权与宪政的关系问题

人权与宪政密切相关。人权是宪政的灵魂。现代宪政的基本精神和实践原则都发源于人权理论。宪政在发挥众多功能、追求多方价值的同时,始终围绕着保障人权这个中心。人权对于宪政的意义是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只有理解人权,才能正确理解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宪法与权利的关系以及法治的作用等一系列宪政方面的重大问题。21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必须充分考虑人权的价值和意义,以人权为基本标准构建我国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税收之宪政语境

税收作为国家存在及其运行的主要物质基础,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之大,使我们在面对税收之相关问题时,不得不将之置之于宪政的语境中才能更好地理解与解读。宪政语境中税收概念的厘清和界定,为更好地探讨税收国家中依法治税、完善民主机制等问题提供了基本前提和理论基础。     

宪政与有限政府

政府职能的增加 ,政府“行政疆域”的扩展 ,部分解决了现代社会发生的复杂问题 ,但是它的副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需要“行政国家”向“有限政府”的过渡。“有限政府”的建立 ,离不开民主与法治的发展 ,而民主与法治正是宪政的构成要素。宪政的精髓就是限制、规范和制约政府权力 ,保障个人的基本人权。建立“有限政府” ,首要任务是建立宪政     

宪政、民主与法治

宪政是法治的高级形式。宪政是以宪法为前提,民主是宪政的基础,法治是宪政的载体,人权是宪政的目的。宪政包含民主、法治和人权三个基本要素,宪政民主就是以宪政主义为根本的民主制度,宪政决定法治,宪政和法治必须是以良法为前提,良法之关键在于宪法的至上性。     

论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诉讼救济

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公民、社会组织都有可能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诉讼救济应当是公民捍卫基本权利最有力的方式。但我国立法对基本权利的诉讼救济还尚未有明确规定,实践中对基本权利的诉讼救济也呈不规范状态。制约公民基本权利寻求诉讼救济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法院无权也不宜主管宪法诉讼。建立宪法法院专司宪法诉讼是我国宪政体制下较为理想的选择。     

法家思想与法治建设

法家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我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法家思想的主张也是想要建设一种法治社会,当然这种法治是一种最低层次的法治。法家思想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建设法治中国的当下是有着重大的意义与启发的,如对功利主义思想的警惕、对法秩序的追求等等。     

法家重刑主义思想之反思

法家思想是披着法治外衣的专制思想,本质上是将法律作为统治工具,用严刑峻法来推动这种专制工具的运转,达到维护君主统治的目的。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和制度深受法家思想的影响。在现代法治建设过程中应当谨防在法治的名义下行专制事实,治国不能用重典,刑罚的设置上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宽缓化。     

论财政立宪主义语境下的税收权控制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实行和法治国家的建设均呼唤财政立宪主义理念的落实,其中对国家税收权的制约是核心。为此,不仅需要从宪法的意义上对＂税收＂的内涵进行解读,展现其中蕴涵的宪政主义精神;而且需要从征税权的行使、税收收入的使用、纳税人的权利保护、征税权的合理划分等制度上进行建设和完善,方能在通过财政立宪推进中国宪政进程方面见到实效。     

税法权利的逻辑结构——以霍菲尔德的权利分析理论为据

基于美国分析法学家W.N.霍菲尔德的权利分析理论,税法权利不仅是税法规范的价值核心,而且理应成为实证税法学研究的真正起点。税法权利的逻辑结构纵横交错,在横向的维度上,税法权利包括课税权和纳税人权利;在纵向的坐标上,税法权利既有原权利,也有救济权。课税权包含数项具体权能。纳税人权利广义上包括自然权利和税收法律关系中的权利,狭义上仅指后者。"有权利就有救济",救济权的前提是原权利遭受不法侵害,救济权是原权利得以实现的保障,救济权的逻辑结构体现为"要求——义务"的法律关系。     

成文法体制下的刑事司法公正

在成文法国家,司法公正的问题往往在立法滞后的情况下变得突出,并使司法公正的标准、内容以及实现等问题更为复杂。尤其是在以罪刑法定为根本原则的刑事法治领域,司法如何在保证成文法尊严与权威的情况下实现绝大多数的公正意义重大。     

罪刑法定主义内涵探析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三大原则之一,对于我国刑事法治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时至近日,习惯性的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之意理解罪刑法定注意不免有所缺漏,难以领略该思想的实质内涵,也难以深刻体会刑法先哲们提出这一思想“保障人权”初衷。只有从罪刑法定主义的产生、发展及价值内涵,从刑法先哲的思想深处去体会品味罪刑法定主义的应有之意,才能探析罪刑法定主义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