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扩散、国家学习与国际权势的根本性变迁

国际权势变迁一直是世界历史演进的常态,权势结构的变迁不仅意味着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和兴衰更替,而且影响着国际秩序的瓦解和重构,甚至重新界定国际规范、交往准则。知识扩散与国家学习构成了国际权势变迁的基本动力。现代知识首先产生于西方,而后开始了不可避免的扩散过程。伴随着西方的军事扩张、商业交往和传教活动,各种先进技术、制度和理念也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非西方世界正是通过长期学习这些现代知识积累起了相对强大的国家能力。二者结合共同造就了国际权势的根本性变迁,即西方统治的相对衰落和非西方世界的显著兴起。     

论我国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稳定

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直接关系到其政治是否稳定，而制度变迁对社会稳定又有着正面和负面的双重影响。我国的制度变迁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同时又对政治和文化领域产生连带影响。因此．应正确认识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各种变化，并尽最大努力发挥其正面效应，克服其负面效应，从而保持社会稳定，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     

论我国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稳定

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直接关系到其政治是否稳定，而制度变迁对社会稳定又有着正面和负面的双重影响。我国的制度变迁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同时又对政治和文化领域产生连带影响。因此，应正确认识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各种变化。并尽最大努力发挥其正面效应，克服其负面效应，从而保持社会稳定，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     

“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乡村治理的非均衡性分析

本文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村民自治”的缘起、成型，认为“村民自治”制度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结合的产物。分析“行政化”产生的表现并认为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自主性非均衡、强制性制度变迁压制诱致性制度变迁，是造成“行政化”倾向的原因。因此，需要完善国家政权，增大乡村社会自主性，使二者达到相对均衡，实现“国家——乡村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     

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生存困境——以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本文通过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从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命题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才会导致制度变迁或创新出发，运用诱致制度变迁的五种因素，分析了中国政府缘何做出严格管制NGO发展的举措，并得出NGO的发展最终将依靠社会力量，而此种社会力量根植于公民社会的发展的结论。     

浅析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

诺思对制度及制度变迁的研究，始于新制度经济学，并最终通过对新古典范式的超越而达到自我完满。他把新古典经济学所舍弃掉的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国家和法律制度、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到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运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法和供求均衡分析法来分析制度的变迁，形成特色的制度变迁理论体系。但“理性经济人”假设和“边际分析”方法以及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形式都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局限性。     

国际因素影响国内制度转型的方式与结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国家经历了深刻的制度转型，这些国家的制度转型与国际组织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实现的资源整合交织在一起，成为影响国内制度转型的重要变量。制度转型与国际因素之间的互动，从向度上可分为内向型互动与外向型互动，从结果上可划分为融入型互动与卷入型互动。当转型国家被纳入到全球市场与治理规范之中，国内政治如何实现制度的变革来容纳国际的规范性力量，进而形成良性互动成为转型国家及其领导人无可回避的问题。     

国际制度的国内影响

国际制度对一国内部的影响主要通过该国既定的国内结构产生，由于国内结构不同，国际制度的影响的方式、范围、强度、持续性以及对国际制度的遵守情况也有差异；同时，国内结构的存在也会对国际制度产生”过滤”作用。国际制度不仅对一国内部的政治、社会发挥着影响，而且还构成了一国社会变迁的必不可少的外部环境，跨国沟通行为体是其影响国内结构的主要途径，其最终影响是通过国际制度的内部化表现出来的。只有国际制度、国际规范真正为一国国内法律所支持时，才可以说某种国际制度真正被内部化并构成了一国国内结构的一部分。     

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变迁的制度环境分析

制度环境是影响高等教育结构变迁的重要外生力量,主要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其中,经济体制变革形塑着高等教育结构变迁中的利益主体;政治体制改革决定着高等教育结构变迁的方向与路径;文化传统和观念影响着高等教育结构的深度变迁与优化.当然,制度环境变革也带来了高等教育结构变迁的一些问题.因此,如何在现存制度环境下对现有的制度进行再设计是实现高等教育结构优化的关键.     

当代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及其启示——对福利国家、发展型国家和转型国家当代发展的考察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发了有关国家和政府能力的激烈讨论。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福利改革、东亚政府主导型经济的衰退到苏东地区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全球范围内的国家治理模式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国家解决国内问题的能力受到限制,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平衡向着有利于市场和私有权力的方向转变。然而这些变迁也表明,并不是所有的制度都趋向"正统"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相反,制度变迁表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与此同时,全球化也为国家和政府能力的增长提供了新的空间,战后以来的国家治理模式正在经历新的调整和重组。     

我国乡村治理制度的历史演变

我国从封建社会到民国时期,国家权力从来没有深入到县城以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一系列制度才成功将国家权力空间化至乡村社会。通过对各个时期乡村治理制度的梳理,可以看到一系列制度的变迁,这些制度的实施使得国家有效管理乡村社会成为可能。     

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产生和变迁的分析

自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西方国家近现代的政党思想就开始在中国传播。甲午战争后,国内开始出现了政党萌芽。自辛亥革命后,我国先后产生了几种政党制度,但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在中国的土地上成功地生根发芽,并成为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政党制度。文章通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分析认为：多党合作制度的成功源于它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匹配、协调、融合的制度均衡状态,而其他政党制度的失败则恰恰与之相反,多党合作制度的产生是中国近现代政党力量博弈的结果,而它变迁的轨迹则由于路径依赖和学习机制的影响。     

试论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其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论,以生产力理论和阶级理论为基础.在社会分析上坚持"集体主义"原则,把阶级作为制度变迁的主要推动力量,坚持生产力是经济增长第一要素的观点,把揭示基本制度的演变规律作为研究的主要目的,从而科学地回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问题,并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演变的规律.     

中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政治学分析

本文以转型时期中国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为研究对象，具体考察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政策内容、动力机制和过程。笔者认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度变迁过程反映了转型时期中国特定时空背景下制度变迁的机理：落实宪法赋予的公民的同等权利和创新既往的管理模式是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主要内容；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对现存治理体系和制度安排的挑战是促进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动力；制度创新的主体力量是政府，其过程表现为体制内的上下互动。由于制度供给主体的功能局限性导致我国的制度文本和制度实施效果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只有突破制度变迁与创新过程中的单一动力作用，建立公民、社会、国家之间的持续互动机制，才能实现制度的有效供给和均衡。     

组织创新中的制度改革:城市基层治理制度变迁逻辑

近年来,城市基层治理的制度改革逐渐反映出中国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的框架性特点。通过对深圳市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的观察与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的城市基层制度变迁具有一些值得考察的内生逻辑。第一,从阶段上看,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经历了功能缺陷、组织创新、机制形成与体制确认四个阶段;第二,从动力上看,城市共同体的"吸纳局限"与城市社会群体的"政治觉醒"是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的双重改革动力;第三,从局限上看,机制建设与体制确认之间的不协调是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的主要局限。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城市基层治理的制度变迁不是国家层面制度变迁的投射,而是具有城市所特有的路径与特征。     

制度的彻底变迁与三农问题化解

在我国,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在严重程度上并不是相提并论的三个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我国三农问题的形成有其制度性原因,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进行彻底的制度变迁,实现“以农补工”到“以工补农”、城乡分治到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变迁,全面变革我国的行政制度,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     

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变迁的制度环境分析

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变迁也不是简单的行政体系内部制度变革,而是在一定的外部制度环境的约束和要求下进行的,并且对其身处的制度环境起反作用。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变迁处于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法律、社会环境之中,这些环境因素构成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变迁的外在约束条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大背景及我国加入WTO的现实情势、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政治和法律环境的变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等方面制度环境的变化,构成了转型期我国行政审批制度变迁的外部动力。     

制度变迁与消费需求不足的研究

导致我国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制度变迁中制度的过速变迁以及由制度变迁引致的不确定性。制度的过速变迁使消费者未来和潜在支出加大 ,抑制了消费倾向 ,提高了储蓄和投资倾向 ;而改革过程中改革成本的全部和部分的转移给居民等其他支出的不确定性都会影响到消费需求。正确认识我国消费不足的成因 ,对理顺供应和需求关系、促进消费、发展社会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     

城镇化进程中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一种制度分析的路径

制度不仅赋予社会关系以合法性、稳定性和普遍性,而且也成为人的本体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是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关键所在。在对制度变迁理论和制度遵约理论进行必要阐释的基础上,剖析了和谐民族关系构建中制度建设滞后的现实表现及其成因,并从透明度、公平与效率、遵约能力建设、制度惩罚力和社会文化氛围方面提出完善制度建设的若干思考。     

由脱贫到振兴的政策衔接何以可能?——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的典型个案分析北大核心

政策衔接是制度渐进性变迁中的尝试性和过渡性环节。由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政策衔接处于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变迁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大历史进程中。从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拼图”视角来看,由脱贫到振兴的政策衔接过程内含依赖式取代和拓展式漂移两种渐进变迁模式。案例村庄以满足农民需求为核心,在政策衔接中“涌现”出的试点机制、组织学习和动态适应机制、中国共产党统合治理机制助推其逐步实现从脱贫到小康再到富裕的有序衔接和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