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三重视野的互动、耦合与前瞻

全球治理、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虽然直面的对象与问题有差异,但三者在理论内涵上又有着深度的耦合,都主张多中心的公共行政系统、政策制定过程的民主性、价值实现过程的法治性。在全球化时代,如果割裂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以单一的、孤立的思路寻找问题解决途径,往往是失败的。我国必须从"全球化-国家-地方"的整体互动视野理解、解决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实现从"被全球治理"到"全球治理"的转型,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深化地方政府改革,加快地方治理体系重塑。     

全球治理的“新型”最为重要——新的全球治理如何可能

旧的全球治理，即国际治理，在回应日益增多增大的全球问题、全球挑战上有着许多失败的记录。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但是，新的全球治理到底“新”在何处？新的全球治理应该是关于全球问题和全球挑战的新的理论与实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新的全球治理，国际社会如何找到全球治理的“新型”，即走向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方式、手段和模式上的创新。当前，下述三个同时展开的进程可能导致全球治理的转型：第一，改革现存的国际制度，增加新兴大国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二，发展诸如二十国集团这样的相对理想却初生的全球框架。第三，在联合国主导下，建立一系列针对日益增加的全球问题的新的国际制度。中国等新兴大国构成全球治理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一些具体的全球治理领域，诸如冲突后管理、金融治理、地区治理，这些国家可以通过提供务实而有效的全球问题解决方案来增强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全球化进程中的制度学习与国际权势变迁

制度学习是制度构建的重要方式，在国际政治领域，制度学习伴随西方力量的全球扩展几乎成为非西方国家摆脱落后的必由之路，其中部分国家通过制度学习实现了力量跃升，对国际权势变迁产生深刻影响。制度学习并不是国际权势变迁的充分条件，而且二者的关系也不是单向的。以制度学习作为变量介入考察国际权势变迁难以建立二者之间直接相关的关系，制度学习国家通过制度学习并不必然将国家力量增强到足以影响国际权势变迁的程度，而且从制度学习到制度催生出影响国际权势的力量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全球化时代现代外交制度的挑战与转型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界限日益模糊,对现代国家制度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作为现代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外交制度的转型在所难免。通过考察全球化特别是全球公民社会发展对现代外交制度的影响,可以把握现代外交制度转型的方向。本文在考察外交制度的概念、现代外交制度的形态以及全球化对现代外交制度影响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新民主外交将是现代外交制度转型的方向。     

欧洲化视角下波兰银行和农业改革比较研究

中东欧国家自1990年代初以来经历的国内制度转型,同时也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欧洲化和国际社会化过程,欧盟与其它国际组织在其国内制度重建与公共政策制定及执行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以波兰中央银行和农业部门的改革为个案的比较研究,构建了中东欧国家实现欧洲化的解释模型和制度接轨的机制。     

当前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改革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改革与创新全球治理制度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各治理领域的制度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改建、创建与重建过程。尽管如此,现行的国际机制仍不能有效应对全球挑战,全球治理失灵。全球治理面临着种种制度困境,国际权力结构变化凸显全球治理机构代表性不足,主权民族国家体系造成全球治理机制责任错位,国际机制复杂性引发全球治理政策失灵,全球治理议程扩大显现全球治理体系的盲点,理念分歧与竞争使得全球治理规范缺失。在此形势下,各种关于全球治理体制的改革主张纷纷出现。改革全球治理体制,需要确立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推动国际规范的包容性发展,增加国际制度的积极互动,并重视全球治理的顶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制度完善。     

G20与中国反恐怖融资体系建设

"9·11"事件之后,G20所制订的反恐怖融资国际标准对中国国内的反恐怖融资体系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很有必要探讨这种影响发挥作用的动力和渠道。国际与国内两个层次上的有效制度互动导致G20对中国反恐怖融资的影响日益增强。在国际层次上,G20体系与联合国体系在反恐怖融资议题上相互支持、有效互动,形成了有力的反恐怖融资"机制复合体";在国内层次上,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的反洗钱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和有效运转,加强了国内各部门的互动与合作,实现了有效的"跨部门协调",最终打通了G20机制影响中国国内政治的制度通道。     

透明度原则的制度化及其影响:以全球气候治理为例

透明度原则作为国际组织规范兴起于20世纪,并广泛融入国际议程,嵌入诸多国际制度之中。透明度被视为划分国际责任、提升国际制度有效性的重要政策工具。透明度制度化的功能包括信息提供、行动授权、改进制度设计、进行国别比较,并对履约不力的国家施加压力或制裁等内容。透明度原则与可问责原则的结合共同构成治理的合法性,这种以信息披露为内核的全球治理方式受到广泛推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它不仅成为支撑《巴黎协定》的核心机制,而且成为建构与执行后续规则的基础,也将有助于提升非政府组织的全球参与度。透明度原则的制度化已经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驱动因素,能够积极推动全球进程朝"自下而上"模式转型。同时,透明度的制度化过程也存在被过度议程化与政治化的可能,其实际作用有被夸大的倾向,并就此引发一系列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利益的潜在问题。     

专利政策与制度互动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专利政策与制度互动的国际经验显示,国别和国情的不同决定了制度实施绩效的差异,即使在发达国家从研发到形成专利的过程中,积极有效的国家专利政策对于专利制度的实施也具有积极配合和有效补充的显著成效。在全球知识产权制度趋同化的今天,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目标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我国更应该注重发挥专利政策的作用,形成与专利制度的互动。     

试论冷战后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互动——以中国为例的初探

本文认为，只要存在国际社会，就必定出现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间的互动。而冷战后的互动，其广度、深度、频度均为前所未见。各国学界当重视开展对此课题的研究，以促进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走向良性互动。本文将冷战后国际政治与中国政治间的互动划分为两大方面围绕总体问题展开的互动与围绕具体问题展开的互动，并分别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与阐述。在此基础上，概括与分析了“互动”的五项特点。本文指出，从全球范围看，“分权”、“人权”、“主权”是当前也可能是未来一个长时期中，引发“互动”的三个焦点(热点)。各国如若能正确认识与处置这些焦点(热点)，就能处置好世界民主潮流与各国民主制度、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权的绝对性与有限性的关系，那就有利于促进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走向良性互动。     

国际秩序转型期的中美制度竞争——基于制度制衡理论的分析

在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时代背景下,除了传统的军事制衡战略,在国际政治中,大国也以包容性制度制衡和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的形式进行战略互动与竞争。国际秩序转型更增强了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制度制衡。本文关注的研究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这样的崛起国会选择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而作为主导国或守成国的美国却实行旨在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本文认为,制度红利的变化影响着国家对不同制度制衡战略的选择偏好,这是制度竞争过程中国家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选择。随着美国在现有国际制度中享受的"制度红利"不断下降,它更有可能选择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包括退出现有多边机制以及建立对其有利的新的国际机制。相反,随着中国在现有国际机制中"制度红利"的增加,中国更有可能选择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通过两个案例,即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建立TPP期间所实行的"排他性制度制衡"以及中国成立亚投行期间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制度红利—制度制衡"的理论模型。制度制衡将成为21世纪国际秩序转型期间中美之间战略互动的一种新形式。     

共同安全的困境——论当代国际安全的文化价值基础

国际安全的实质是共同安全,有赖于国际社会在安全观念和安全战略上的基本共识。由于20世纪纪以来全球国际体系的形成及其文化多样性,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巨大变革,尤其是民族主义与大众政治的兴盏、超级强权的出现及其意识形态对立,此种共识或价值基础已相当“稀薄”。在战略文化上,存在着对抗型与合作型的差别;在安全观念上,存在着对国家安全、国际安全或全球安全的不同价值偏重;在安全策略上,存在着霸权、均势与制度等模式的竞争。而避免重大战争、维护国际体系稳定与各国独立生存仍然是国际安全的首要目标;促进经济正义以避免国际经济秩序失衡所衍生的国际国内冲突、应对影响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正成为新的难题。在安全相互依赖的时代,国际社会必须重建共识,奉行以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价值导向的、真正的“国际安全战略”,否则将难以摆脱纯粹自助与竞争型“国家安全战略”所造成的安全困境。     

实现“强军梦”必须考量其政治职能

中国实现“强军梦”必须考量国家职能和社会主义国家职能。中国实现“强军梦”：必须以国家政治目标为核心内容，以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为重要条件，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联系互动中着眼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全局筹划和指导军事行动为主要前提。     

国际与区际检察官侦查制度述评和启示——以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与欧洲检察官为例

在犯罪日益区域化、全球化的今天,需要不同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打击犯罪。实践证明,在打击国际犯罪时,由国际与区际检察官主导,配以相关规则,能为多数国家所接受。一方面,国际与区际检察官为打击严重违反人道主义犯罪、恐怖主义犯罪、经济犯罪而生,在主体设计、程序运行上有着不同于国家检察官的特色;另一方面,利用国家与国际组织的双赢关系来打击涉及全人类、整个区域的犯罪,既是全球法治化的必经之路,同时也为国内相关制度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向。     

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问题探究

互联网让强化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性凸显。然而,人们对于如何在国际法上界定网络空间的性质有较大分歧,这直接影响到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治理主体、治理规范以及治理机制的确立。国家治理和国际问题的治理都离不开法治,网络空间治理也不例外,要确保网络安全,促进网络发展,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必须实现法治化。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法治化是由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法律和政策来共同保障的。从国际层面来看,需要在联合国主导下制定有关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国际法律体系;从国内层面来看,需要在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引领网络安全立法的方向,并确保国家网络安全政策的落实。     

论国际制度视野中世界和平的构建

作为国际规范结构的国际制度 ,源于国际社会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 ,大多采取具有约束力的协定或法律的形式 ,是具有权威性、关联性和自由主义色彩的多边制度。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 ,国际制度对相关行为者的行动构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加速制度内的信息流动 ,促成了不同层次的国际合作 ,并提出了通过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以实现全球事务治理的有效途径 ,大大降低行为体国际交往的成本 ,保持了国际关系的连续性 ,成为国际体系稳定发展的推动力。因而 ,在国际制度话语中 ,世界和平的构建便成为可能。     

国家转型中政治稳定维持经验的国际比较及分析

政治稳定指政权性质(国体)与国家基本制度稳定前提下的政治运行有序。国家转型中政治稳定受权力结构、文武关系、国家认同、经济水平、社会结构和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通过国际比较可知,转型中政治稳定的条件包括:转型由控制局势能力较强的政府发动,文官控制军队,其他认同与国家认同不产生重大矛盾,经济分配相对公平,国内中产阶级和国际整体格局都支持转型等。     

我国政府治理视角下的低碳发展

随着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的落幕，过度碳排放导致的气候及生态问题成为全球焦点，各国均着手探索另一种更为环保的经济发展模式，即低碳模式。为进一步实现善治，我国政府以此为契机，在社会治理面临困境的背景下积极探索新型的低碳发展模式，如从观念上破除对低碳的认识误区，实现国家低碳经济战略的转型，以及健全国家政策法规体系等。     

国际体系与中国的外交选择

"国际体系"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指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所构成的整体。由于国际行为体的现实互动行为具有不同的属性,所构成的体系具有不同的属性,因此从概念上讲国际体系具有多重属性而非一种属性。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分别阐述的权力、制度和观念所指涉的就是体系的不同内涵。在传统的国际体系观念中,权力政治居于主导地位。在当代,由于体系中制度与规范的因素凸显,因此研究者已不能再以权力政治的简单逻辑来判断国家间的互动了。认识这一点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进行战略评估都有重要意义。联系中国的对外战略选择,进行这个视角的思考尤为重要。面对具有多重属性的体系挑战,中国只有处理好自己的战略排序,对涉及规范、制度、权力的互动作恰当安排,才能顺利地实现自己的国家发展目标。     

城市化: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诉求

力图在城市中扎根,成为城市居民的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受到来自制度层面上的限制与约束,还有文化上的冲突与碰撞;因此,只有在推进制度转型的同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从主体意识到个体行为的全面转型,才能真正获得市民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