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尾楼解困：预售制度中合同关系的重构

烂尾楼问题是关涉“住有所居”的基本民生问题,可以通过重构商品房预售制度中的合同关系来解决烂尾楼问题。将旧有的购房者托起商品房开发商和银行的联立合同关系构造,变为由银行分别与商品房开发商和购房者形成两个分散的、各自独立的、互无关联的合同关系构造。     

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是一个具有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己过去的特殊记忆.这个群体可以是一个宗教集团、一个地域文化共同体,也可以是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国家.这种记忆可以是分散的、零碎的、口头的,也可以是集中的、官方的、文字的,可以是对最近一个事件的回忆,也可以是对远古祖先事迹的追溯. 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了一些有形的、制度约束下的"关系"或者以血缘或者法律所界定的关系外,多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共同事件的记忆形式停留在我们心目中的.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宏观理论分析

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是一个重要课题,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通过对两种不同制度国家关系的时代背景、历史定位、关系性质与发展趋势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可丰富我们的宏观理论思考.     

防卫时间的认定争议及出路

正当防卫的起止时间是否设置得当,既涉及防卫人"罪与非罪"的问题,也直接决定了我国宏观的社会治理能否获得预期效果.在规范防卫时间上,应当立足于制度的设立初衷,并围绕制度参与者不同的角色与立场,为防卫人提供浅显易懂的行为指引,为裁判者的事后判断留出较大的裁量空间.     

中俄两国政党制度和政党关系之比较

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条件,是执政党有能力并且较为妥当地处理国家的重大政治关系,而政党关系是国家重大政治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无论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即使是一党制,都有一个面对和处理政党关系的问题。中俄两国的政党处理自己国家内部政党关系的理论思路不同,道路选择不同,而所导致的结果也不同。     

浅论我国“民事被告可以不答辩”制度存在的问题——从英美相关制度角度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虽然在法律传统有很大的差异,但两大法系都有相关的答辩制度,并承载着独立的内在价值。虽然我国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建立了被告强制答辩制度,但笔者认为该制度并未落到实处,在司法实践中仍然是"民事被告可以不答辩"制度。因此,本文在简要介绍英美两国民事诉讼答辩制度的基础上,对我国"民事被告可以不答辩"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党史研究应有更宽广的思维——专访著名现代史研究专家、华东师大教授杨奎松

我们今天的一切,不管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还是文化制度,以及从内政到外交,从上层到基层等等各方面的现状,其实都与建国初的制度建设紧密关联;如果说我们今天取得了什么成绩,出了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回过头去思考,从根子上去了解和辨明,哪些过去的制度建设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     

对新《刑事诉讼法》限制律师会见权的思考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从多方面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较大程度的修改。从某种角度上说,"辩护制度"是其修改的主要亮点之一。会见权是辩护制度的核心内容,律师不能会见当事人实质上剥夺了被追诉人最基本的防御权,侦查阶段的辩护制度也被架空。新《刑事诉讼法》对会见权限制的规定与国际司法准则、国外司法制度仍存在差距,需要进一步地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历史成就、伟大创新与根本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概念的提出,是对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创造、积累的基础上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果的充分肯定,尤其是对30多年来我们党开创和推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制度成就的全面总结。这意味着,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不仅开辟了一条道路,创立了一个理论体系,而且形成了一项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30年奋斗的实践结晶和历史成就,是中国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突出贡献和伟大创新,也是当代中国继续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结合实际适应发展与时俱进抓好思想政治工作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全,企业的任务由完成追求产量变为追求效益最大化,环境由面对国内市场变为面对国内外市场,体制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变为现代企业制度.这必将给企业的管理和经营带来一系列深刻变革.企业无"人"则"止",企业的根本性革新,首先要做好人的思想革新,也就是说,思想政治工作要根据形势变化,结合实际情况,主动适应发...     

等待牧羊人

制度和人才的关系是水和鱼的关系。 加入WTO,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人才的需求大增。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都在大呼"人才匮乏"。但是却很少人能清醒地认识到,制度对人才的制约。尽管你在人才市场上,开出种种优惠条件,什么票子、车子、房子一     

我国律师地位反思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律师行业也迎来了一个迅速发展、繁荣的时期,但同时也相应的浮现出诸如律师队伍的社会形象不佳,受尊重的程度较低等诸多问题。这和我国律师行业发展起步较晚,深受传统法律文化与官本主义思想影响,制度设计存在短板等因素密切相关。面对这种情况,加强律师职业化建设,提高律师地位,平衡律师与公检法机关的关系,实现律师活动有序化,完善有关律师法律制度将是题中之义。     

探究将权力关进笼子的实施路径

如果想要通过制度来将权力控制住,那么一定要先建立"制度笼子";第二部才是要将权力困入笼子当中从而将权力"关住"。而要打造实用的制度笼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一定要以制度文化的培养为基础,将执行作为指导方向,放眼与权力的各个方面,以确保在权力系统运作的每一个环节、应用权利的每一个区域都一定要确立可以与之分庭抗礼的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一定要将权力的透明化工作进一步加强,强化对权力的监管,尽可能地将社会主义法治加以完善,一定要建设权力拥有者所畏惧的执法体系,逐渐使权力拥有者不敢腐并逐渐演变成为不想腐。     

地权改革的制度逻辑

在东亚小农农业主体的市场逻辑里,农地抵押权不可能在正规银行实现,农地抵押权和成员权变现的充分实现只能以集体经济及其内置金融为基础。今天的不少人,强调土地私有属性的理直气壮,强调土地公有属性的羞羞答答,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现在要想把问题说明白,必须从农地制度说起,后说"农转城"或"农转非"制度,再说城市建设用地制度。     

欧盟超国家制度安排的政治合法性分析

在遵循"制度平衡"和"辅助性原则"的基础上,欧盟将超国家治理权力分别赋予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法院等超国家机构,并在不同的政策领域侧重于不同的治理模式。在这种超国家制度安排下,欧盟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由于制宪、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等高政治领域的一体化成果有限,欧盟超国家制度安排的"政治合法性"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借来的"合法性、"输出的"合法性、"输入的"合法性三个角度对目前欧盟超国家制度安排所达成的政治合法性进行具体评析,指出欧盟政治合法性的三种来源是一种相互依赖与制约的关系,因而其制度建设始终在政府间主义与超国家主义之间徘徊,难以摆脱三种合法性来源此消彼长的循环。但也应看到,通过构建欧盟政治精英与欧洲民众之间沟通和对话的媒介,拓展"欧洲公众空间",培育民众的"欧洲认同",可以促进欧盟超国家制度的政治合法性,而且许多相关政策措施正在筹划或落实之中。     

村民自治中的非正式制度

在村民自治的实际运作中,特殊关系网络中的非正式制度和地方"土政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此,一方面我们要防止各种特殊关系网络向正式的政治和社会组织渗透,减少和遇制一些"土政策”严重偏离村民自治精神的做法;另一方面要对各个方面对于村民自治原则的具体化和在村民自治原则精神基础上进行的有益创新予以支持和提升,以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     

应该相信世界正在变好

<正>更多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在改善,而别人的生活在恶化,也许这就是新闻记者长久以来偏好坏消息的结果。看看报纸或者看看新闻,你会觉得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变坏。镜头里,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死亡、毁坏、绝望,越多这样的消息,媒体就越兴奋。一本丹麦新闻学教科书说:"好敞事通常都是坏消息。"偶尔(只是偶尔)我们也可以从新闻中看到一些正能量的关于"越变越好"的故事。这时媒体就会收获一种带着内疚的快慰。因此,我们通常会觉得世界比实际上更糟——尽管我们感觉自己的生活正在改善。     

走出反腐败“灰色地带”

一个人出事是个人问题,一群人出事是制度问题。在制度未能根本性改变的转轨时期,廉政账户、退赃免责等反腐败"灰色地带"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空间。但是,必须警惕"免责期"被滥用的情况。"在某月某日之前上缴非法所得的,可免予追究"、"将礼金打入廉政账户的,不视为受贿"……随着反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大,像这样的介乎于情理与法理,党纪与国法之间的"灰色地带"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在一些腐败案件中凸显出来,引发社会的普遍关注。     

"党内法规"概念证成与辨析

"党内法规"是规范党组织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各类规章制度的总称,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学术界一些同志对"党内法规"概念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甚至认为"党内法规"的提法缺乏"法理依据"。考证这一概念提法的合理性以及它与"国家法律"、"党的制度"、"党的政策"等相关概念的区别,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努力形成用法规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     

浅议缺陷产品召回法律制度

对于中国消费者而言,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并不陌生。如2005年的苏丹红事件,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等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如何保证产品质量、确保消费者的人身及财产安全,由道德呼唤转变为法律制度,从而在制度上保障个人人身权益和社会权益。作为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结合,我国的缺陷产品召回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已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