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形式

公众参与是行政法学界一个新兴的研究热点。正是由于其"新兴",目前已有的奠基性研究主要聚焦于阐述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着重于呼吁政府采纳公众参与。这种学术现状无意中令政府陷入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行政机关承受着学术界对其不从实质意义上引入公众参与的批评;另一方面,学术界却没有提供一套系统的理论告诉政府究竟如何在行政决策中引入公众参与。本文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试图将公众参与理论向前推进一步,着重于研究公众参与的具体形式。笔者以立法和实践中的公众参与形式为基础,提炼出一套公众参与形式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旨在帮助行政主体判断在具体的行政决策中以何种形式引进公众参与,从而为行政主体在行政决策中引入公众参与提供实用的理论指导。     

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类型初探

公众参与是行政法学界一个新兴的研究热点。正是由于其“新兴”，目前已有的奠基性研究着重于阐述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呼吁政府采纳公众参与。这种研究现状无意中令政府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行政机关承受着学术界对其不从实质意义上引入公众参与的批评；另一方面，学术界却没有提供一套系统的理论告诉政府究竞该如何在行政决策中引入公众的参与。本文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试图建构对政府具有实用指导意义的公众参与理论。文章围绕公众参与的类型，阐述了划分标准理论、列举了各类型公众参与的特点、设计了可能影响公众参与类型的变量并分析了各种类型的适用情境，从而建构起一个比较复杂的公众参与类型模型。该模型旨在帮助行政主体判断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引进何种类型的公众参与。     

论行政决策的公众参与--以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为个案

行政决策作为政府行政权力行使的重要方面，对各方的利益势必造成影响，特别是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要规范行政决策，必须要理清行政决策与公众参与的关系。具体而言就是三个问题：行政决策何以需要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如何运用公众参与以及如何改善与加强行政决策的公众参与。     

行政规划中的公众参与程序：理想与误区——从汶川地震恢复重建规划说起

通过对汶川地震恢复重建规划的分析可以发现，行政规划的确定将对众多社会群体的法律利益和事实利益产生重大影响。为此，有必要构建行政规划中的公众参与程序，作为公有制前提下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平衡器，并以主体性公众参与作为目标模式。在行政规划的公众参与过程中，容易因公众参与的无限扩张导致政府决策效率低下甚至无法决策，或因公众利益的分化和参与不平衡导致社会公正受损，或者发生公众意见对法律和政策目标的偏离，对此均应竭力避免和纠正。     

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研究

在西方法治国家,公众参与在行政立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程度普遍过低,行政民主化进程受到制约,强调公众参与在行政立法中的积极作用,通过制度改革确保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实现行政立法民主化。     

论行政程序中的公众参与保障机制

行政程序中对于社会公众参与的保障是现代行政法的重要内容。从公众参与的法律保障入手,对行政程序中公众参与保障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指出公众参与平台构建的基石是服务与合作、信任与沟通。论证抽象行政行为中公众参与的保障制度。从四个阶段阐明具体行政行为行政程序中公众参与的保障制度。提出公众参与积极性的提高应当重在培养参与的主动性并注意利益引导。     

公众参与:服务行政的合法证成与动力供给

服务行政理论起源于德国.服务行政是我国政府行政活动的新兴领域,缺乏合法性资源和足够的动力支持.公众参与,能够为服务行政提供合法性基础和正当性来源,也能够为服务行政增添新的动力供给.构建公众参与制度,对于服务行政具有重要的功能意义.     

行政参与的权利化:内涵、困境及其突破

我国行政参与的发展遭遇了实效瓶颈,其根本原因是行政参与未能完全权利化.行政参与权利化蕴涵三层含义:其一,行政参与不应只是行政手段,本质上是公众的权利即行政参与权;其二,行政参与应成为具有完整权利形态、综合权利性质和丰富权能内容的行政参与权;其三,应明确政府对行政参与权的尊重、保护与实现义务.行政参与的常态化及实效倚仗行政参与的权利化.当前我国行政参与的权利化面临的困境包括行政参与的前提性权利即行政知情权的确立与行使难以全面化、常态化;行政参与的本体性权利即行政参与权的各项权能的确立不充分,且缺乏政府义务的对接;行政参与的保障性权利即参与监督权匮乏,导致行政参与权救济途径不畅通;等等.应当从理念矫正、法律建构、制度机制完善三方面突破行政参与权利化的困境,以保障公众行政参与权的享有、行使与实现,并促进行政参与实效目标之达致.     

论公众参与行政问责的现状与对策

公众参与行政问责是公众主张或指控政府及其官员责任的社会行动。公众问责是以公众为主体的异体问责,具有相对于同体问责和其他异体问责的独特优势。但由于当前我国公众参与行政问责机制诸多方面的缺陷与不足,限制了公众问责的发展,抑制了公众问责的功效。本文指出要促进我国公众问责,就必须促进政务公开,畅通问责渠道,建立问责回应机制,完善公众的权利保障,加强对问责者的激励,提高公众问责的技巧和能力。     

公众行政参与的法律应对及完善

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公众的行政参与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实践中,与发达国家相比,都还存在很大差距,但随着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公众行政参与的落实与实现还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就公众行政参与的类别和法律状况观之,应继续完善公众行政参与的路径与制度保障。     

可持续发展的实施与公众的行政参与

在全球经济不断发展之时,尽管可持续发展战略早已提出.但在具体实施方面却少有成效,其原因不仅在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欠缺和制度的缺乏,更主要的是因为在实践中缺乏必要的公众行政参与.公众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直接受益者和受害者理应成为可持续发展实施的关键.为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实施,必须让公众融入其中,让公众参与到与可持续发展实施有关的行政立法和行政活动程序之中,并应保障公众行政参与权的实现.     

行政规范性文件绩效评估中的公众参与

行政规范性文件绩效评估是政府绩效评估中的一种专项评估,公众参与其中既是民主行政的需要,也是评估活动取得应有实效的必然要求。在当前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绩效评估中,无论是评估的动议还是评估标准的确定抑或是评估过程都缺乏公众的参与,因此,应当采取各种方式扩大公众的参与范围,既要让公众直接参与评估,也要采取公众满意度、民主监督等方式便于公众的间接参与。     

行政法视野下参与型公共行政模式的构建分析

本文从宪政与政府再造两个层面阐述了公民行政参与的价值,分析了传统体制下中国公民行政参与的匮乏,认为现阶段我国仍存在着有效的社会参与机制不足的现象,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参与型公共行政模式的构建问题,认为以人文主义为精神核心的现代行政法,可以为参与型公共行政模式的建立提供理论与制度支持。     

通过参与的纠纷消解——作为行政纠纷消解创新机制的公众参与

为回应转型时期特别是现代社会的复杂情势,现代社会必然由法治国家向行政国家迈进,而在此过程中积极行政的拓展与自由裁量权的扩张必然导致行政纠纷的剧增。为有效缓解社会转型时期行政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预防和消解与日俱增的行政纠纷,必须转变传统形式法治下的治理模式,充分引入公众参与,在行政过程和司法解决过程中分别注入民主酵素。由于公众参与既具有功效价值更具有本体价值,因而其对于行政合法性的补强以及行政纠纷的防范与消解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欲使公众参与发挥积极功能,必须辅之以必要的配套机制和制度要素。     

论诚实信用原则在行政执法中的运用

以保障公民权为价值取向的行政执法,决定了执法主体确立诚信理念之必要,而诚信理念的确立反过来又将促进行政民主的进程和发展。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只有确立诚信理念,增加公民参与程序,合理地设置“官民”互信机制,才能实现行政执法的公信力。     

裁量基准公众参与模式之选取

公众参与作为一种直接的民意表达方式,可以提供类似议会立法一样的民主形式和内容,因而成为补充裁量基准正当性基础的首选方案。但是,基于裁量基准行政自制属性和行政成本的考量,它仍然不宜作为一项强制性义务强加给行政机关,而应由行政机关自主决定。实践中,行政机关应当以裁量基准的"质量要求"和"可接受性要求"为基本参考因素,比对相对人与自己的预期目标是否一致,根据其特殊性及实际情形,在"改良的自主管理决策"、"分散式的公众协商"、"整体式的公众协商"、"公共决策或共同决定"四种程度不同的公众参与模式中选择适用。     

行政法的利益代表模式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行政法的利益代表模式是由美国著名行政法学家斯图尔特针对行政法的传统模式而在《美国行政法的重构》一书中提出来的，该模式强调公民参与在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中的作用。但是，利益代表模式作为一种控制行政自由裁量问题的普遍方案存在诸多缺陷。     

以人为本·柔性管理·公众参与·和谐社会——透过典型案例看行政法制革新的方向

我国行政法的发展面临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突出的问题是法制建设滞后和存在认识误区;不同的行政管理理念必然带来不同的行政管理效果,公众参与行政管理已成为当今政府管理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行政法正在稳健走向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法学界和实务界应共同做出创新努力,积极推动这一发展进程;行政公务人员应树立行政法治观念,提高依法行政能力,积极采用柔性管理方式,调动公众参与管理的积极性,以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困境与路径

行政问责法治化体现的是多数人的意志,其价值追求在于公众权利或公民权利的实现和保障。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的现实困境在于：法治化问责所要求的问责文化缺失、问责理念错位、问责体制不畅和问责制度滞后。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实现路径在于：突出权利本位,塑造问责文化;保障公众参与,更新问责理念;强化权力制约,健全问责体制;加快统一立法,完善问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