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农民政治认同的利益满足分析——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例

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认同与其利益的满足息息相关,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共同对农民的政治认同发挥作用,其中经济利益为政治认同提供物质前提,影响政治认同的状态;政治利益为政治认同提供民主基础,影响政治认同的形成方式;文化利益为政治认同提供精神动力,影响政治认同的内容。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的政治认同达到一次高峰,根本原因是农民的利益需求得到满足。伴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需求会逐渐提升并在影响农民政治认同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政治输入与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建设

社会分层背景下,通过政治输入方式获得政治认同,适应了人们利益表达和维护的参与需求,能够推动法理型政治权威认同的建设,促进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执政党与公众之间双向支持的政治氛围.但是,在当代中国,利益表达渠道的受限制及不畅通和利益代表的"非代表性",思想文化上对政治输入的排斥,输入主体间的不平等,严重削弱了人们的政治认同.因此,从获得政治认同的目的出发,执政党和政府要担负起提供、维护社会正义的历史使命,创新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和完善政治输入渠道建设.     

建国以来农民政治认同内在生发机制谱系的梳理及启示

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而言,稳固的农民政治认同是实现社会阶层关系动态和谐与稳定的重要基础,是中国共产党获得合法性的重要前提,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承载并完成历史所赋予的系列神圣使命的重要力量源泉.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政治认同内在生发机制的谱系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梳理建国以来农民政治认同内在生发机制的谱系,能够探寻农民生发政治...     

后物质价值观兴起背景下的政治认同

用理性选择范式、利益分析框架无法解释中国社会出现的经济快速增长而政治认同不断弱化的现象。物质与后物质价值观可作为一个分析工具和视角。后物质价值观及批判型公民的成长,不仅会改变政治认同的基础和环境,还可能直接挑战政治认同。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驱动下,中国社会后物质价值观开始兴起,并呈现为局部性、代际差异大等特征。物质与后物质价值观的并存、冲突导致社会共识缺乏,引发了比较严重的治理难题和政治认同困境。重构政治认同的关键是再造政治共识,这既要发挥核心价值观的共识导向与凝聚功能,也要建立健全政治共识机制来拓展与增加共识。     

社会转型与当代中国公民的政治认同

社会转型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过程。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主要指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过程。社会转型对当代中国公民的政治认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对政治认同客体提出了政治现代化的严峻挑战;另一方面,社会转型认同主体发生了从臣民向公民身份的转化,使公民的政治功效感降低,公民的相对剥夺感变得更加强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政治文化的特征与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政治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促进了农村政治结构的合理化,推动了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提高了农民政治参与水平.然而,在农村社会转型时期,农村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胶着在一起,滞后于农村政治制度的发展.因此,要加快农村政治文化创新,提高农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为农村政治制度变迁提供文化支持.     

港人“二元”认同的地缘政治阐释

香港社会在身份认同和政治认同上均体现出"二元特征"。在身份认同层面,港人表现出"香港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区分;在政治层面,港人多年来在"渐进式民主"与"急速发展民主"之间争论,并在"一国"与"两制"之间纠结。上述认同特征体现了半个多世纪的地缘政治对香港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做了诸多努力,但是由于英国在香港回归前对香港实施了近半个世纪的"去中国化"和美式政治认同培育,不可避免地为今天香港政治发展带来争议。     

当前我国新社会阶层的政治需求及其引导

伴随自身力量的壮大,新社会阶层的政治诉求日益增强。当前,他们的政治需求主要有六大趋向,呈现四大特点。对待他们的政治需求应当"以满足为导向,辅之以必要的规范",即通过积极推进政治体制及各方面配套体制的改革,疏通政治参与渠道,最大限度地满足其合理需求,同时规范其不理性的需求。     

对转型时期我国公民政治认同重构模式的思考

政治认同是人们对其所在政治系统的一种情感上的归属或依附。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公民的政治认同发生了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和计划经济时期的显著变化,这就要求对公民政治认同进行重新建构,应使公民从原来的消极认同模式向积极认同模式转变,具体建构模式有以下两个方面:从自由到平等的积极认同模式和公民至上的宪政认同模式。     

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价值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价值是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政治属性对其主体的肯定性作用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促进政治发展、推动社会精神生产、维护社会稳定和深化民族认同等方面,其实现路径主要包括培育网民的国际政治视野、构建先进政治文化的网络传播体系、建立政治主体的网络互动平台。     

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实意义和完善路径

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农民根据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制度和程序参与政治生活和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完善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就要加强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发展农村经济,增强农民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建立新型农村政治文化;培养和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素...     

当前我国中产阶层政治认同与文化重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产阶层迅速崛起,在社会协调、稳定与发展中的影响日益增强。研究发现,当前我国中产阶层虽具有较高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地位,却普遍存在政治冷漠、"集体出逃"等现象,并由此产生一定程度的政治认同危机。其中,文化认同是影响中产阶层政治认同的关键变量,因而应通过对我国中产阶层价值观、政治身份文化、政治参与文化和政治社团文化的重建,实现其政治认同意识的重塑。     

欧洲的新认同政治与欧洲认同的形成

肇始于战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经济政治的全方位联盟。然而,欧洲联盟不仅仅是一个利益和目标共同体,它还应该是一个文化和理念共同体,是一个为所有欧洲公民创造情感归属的“精神家园”。而欧洲认同的建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本文试图从欧洲认同感产生、新欧洲认同政治,以及欧洲认同的逐步形成三个方面,对欧洲认同这一历史现象进行考察。     

我国社会管理工作运行中的政治理性研究

社会工作的政治理性在西方被认为是一种为校正放任自由资本主义的偏差,而又不陷入另一个中央管理经济极端的机制。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本身就体现了中国政府社会治理和社会工作开展的政治理性。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民间自发行动、自治、自助和要求自我实现的政治诉求不断增加,民间社会的政治理性也在不断增多。政治理性是驱动社会工作开...     

论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政治认同的新趋向

政治认同是政治统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对于维持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迅猛推进的当代全球化不,断改变着发展中国家人们的政治思维方式,瓦解着传统的社会基础,导致许多国家政治认同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向.这就需要在发展统一政治文化的基础上,以民族主义为其价值内核,重构政治认同,以保持国家的政治稳定.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公民政治参与的双重变奏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无疑面临着政治发展这一严峻课题。一方面,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与政治稳定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前提;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和现实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尚未成熟,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政治稳定,制约政治发展的进程。在现代化的大背景和中国社会转型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需求下,只有正确认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公民政治参与的关系,切实解决公民政治参与所面临的两难境地,才能促进中国的政治发展,实现政治现代化。     

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与印度国大党的发展

政党的生存发展离不开具体的社会体系,政治体制、政治文化社会变迁等都是政党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开的社会现实,也是政党自我调适实现健康发展的推动力,这对成立已有125年历史的印度国大党来说更是如此。印度政治社会的变化与国大党     

影响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多因素分析

政治效能感是现代公民应该具备的一种基本的政治态度,农民政治效能感的程度不仅反映了他们与村委会的关系,更体现了农民当家作主的本质属性。通过量化研究和统计分析发现:其一,农民的内在、外在政治效能感多数偏低。其二,在影响中国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因素中,经济水平并未影响农民的政治效能感,而受教育程度和党员身份是影响农民内、外在政治效能感的重要因素;物质诱因没有构成对农民内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却构成了对其外在政治效能感的负面影响;与干部是否有关系是影响农民内在、外在政治效能感的因素。     

公民政治哲学视域中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目标的提出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的生长提供了历史的空间,为公民政治哲学的兴起提供了逻辑的前提。公民政治哲学是关于公民政治的价值规范和生活方式的理性思考。围绕如何在公民政治与和谐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的问题,文章分别具体论证了价值论形态的公民政治对和谐社会的政治价值规范和评价标准的诉求,以及实践论形态的公民政治对完善和谐社会的政治制度设计和体制运行机制的要求。     

中国农民问题及其政治特性

农民问题在中国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并且直接影响和反映了中国政治的某些主要特征。通过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可以看出与这个问题紧密相关的一些政治特性。这种关系和特性的体现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被动分化与重组中的利益主体、政治与经济转换的工具理性、道义取向与资源配置的矛盾和农民数量多与少的辩证法。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农民问题不可能对象性地解决,这样只能在现代化建设中失去意义,中国政治的主要甚至重要的特性必将随着农民问题的状况发生相应的调整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