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海上安全合作中的国际法问题——兼论国家实践中紧追要件的变化

导致海上执法领域沿海国和他国之间的管辖权发生冲突的原因复杂多样,其结果都导致周边国家间的关系对立、影响地区安全、削弱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的统一性和权威性。构建东亚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机制应在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为此目的,相关国家需摈弃一味追求本国利益而对国际公约做任意扩大解释,以避免加剧国际法的分裂。     

崛起困境与冷战后中国的东亚政策

在中国对外政策的分析方法中,体系结构分析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解释框架,但是既有的结构分析大都以中国无法影响体系格局为理论前提展开。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因实力地位崛起逐步成为可能推动国际体系格局转变的重要因素,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也随之逐步显现,如何缓解崛起困境,即化解既要维持国家实力上升,又要尽可能降低体系安全压力的两难局面,成为中国外交难以回避的重要难题。本文尝试将崛起困境引入中国对外政策分析中的体系结构框架,考察冷战后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原因和战略效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东亚政策的实践表明,以崛起困境为线索的体系分析框架具有较强的适用性,能够较好地说明冷战后中国对外政策的政策措施、调整动因和政策效用。     

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现状与未来

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TMD)是美国导弹防御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美国东亚安全合作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为在战略上牵制俄罗斯、中国和朝鲜等国家 ,美国在近期加快了其在东亚地区推行TMD系统的速度 ,从而引起中国、俄罗斯等国的严重关注。     

地区等级体系与崛起国的介入战略——以中国介入后苏联空间为例

无政府状态并不妨碍等级制的存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着程度各异的地区等级体系,崛起国在面对既存的地区等级体系时应采取怎样的介入战略以实现国家利益,是一个兼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地区等级体系具有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和权威身份,并由相应的地区机制加以维持。崛起国制定介入战略时,需要分析崛起国与主导国、崛起国与从属国、主导国与从属国这三组双边互动关系。对地区等级体系和三组双边关系的分析,构成了研究崛起国介入战略的分析框架。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内构建起由其主导的地区等级体系。实力不断崛起的中国,通过与俄罗斯发展双边关系,借助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平台,在地区等级体系发展变化的同时,与各国深化合作,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不仅实现国家利益,也不断加深介入程度。中国运用外交智慧,走出了一条"包容性介入"的道路,推动了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分析中国介入后苏联空间的战略过程,总结经验教训,既可以完善理论分析框架,也可以为中国外交的继续拓展提供借鉴。     

东亚区域合作的机制化安排

随着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启动,东亚国家间逐渐建立起了一系列区域合作机制。目前,东亚合作机制被称为10 3合作机制,它包括东盟10国加中日韩三国的定期首脑会议、东盟分别与这三国的首脑会议、中日韩三国合作、东亚13国的各种部长级会议、湄公河和东北亚次区域的多边合作安排、以及第二轨道的活动。东亚合作机制的建立为东亚国家提供了一个开展合作的平台。东亚合作的日益深化促进了东亚合作机制的逐渐完善和提升,促进了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发展。     

"东亚共同体":地区与国家的观点

探讨“东亚共同体”这一概念的缘起,比较地区和不同国家对于东亚共同体的不同理解与不同方案,集中分析影响东亚共同体未来发展的种种制约因素。当前有关“东亚共同体”的设想主要存在两个模式,一个是EAVG/EASG模式,另一个是日本版的“东盟 1”模式。两个模式具有共同的特点:均未对“东亚共同体”的概念加以深究,都注重务实的行动方案;都希望通过发展东亚地区合作机制,加强经济互利合作,逐步启动政治与安全对话,打破所谓的“安全困境”。但是,EAVG/EASG模式更多强调10 3范围内的共同行动,而日本版“东亚共同体”则强调建立共同体过程中日本—东盟关系的优先性,以及未来逐步包括澳、新、印等国的宏大计划。东亚地区合作还必须解决美国因素等重大难题。     

相互依赖框架下的美国对华战略分析

本文假定,中美相互依赖关系是美国制定对华战略的关键因素之一。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非常复杂,既存在资源依赖（包括原料依赖、科技依赖、市场依赖和资本依赖）,也存在权力依赖（包括军事能力依赖、经济能力依赖和制度能力依赖）。总体上看,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是不对称的,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相对较强,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相对较弱。美国在对华中长期战略中,既可能积极谋求合作,又会在必要时抑制中国。对此,中国必须针对不同情况,利用复杂微妙的相互依赖关系,积极应对,不断拓宽中美合作的空间,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调整与对台政策

在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中，台湾的战略地位实际上得到了提升，因此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强化美台关系的政策，其主要框架是：强化美台军事安全关系；加强美台“准官方”交往的力度；谨慎对待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防止自己被边缘化；着力提升台湾当局的“国际能见度”；重启美台TIFA协商，加强美台经贸关系建设；继续支持台湾的民主政治建设。这些政策的特点是：以军事安全关系为核心，实现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多种功能；以关注岛内民众的各种需求为切入点，与大陆争夺岛内“民意”；以台湾的“民主范式”为样板，推动美式价值观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以对台军售和TIFA建设为抓手，从美台关系中攫取“超额利润”。奥巴马政府的对台政策将使东亚地区内国家间关系更加复杂，使中美两国本已脆弱的战略互信关系受到进一步挑战，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势头在一定程度上放缓，并且使美国干预岛内政治进程更为便利。     

第一次台海危机与美国东亚政策

美国东亚政策形成于二战后,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东亚以日本、韩国等国家支点,拉拢这些国家,从而威慑苏联、中国等,寻求其国家利益最大化。而就中国而言,台湾的特殊地位,包括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中国大陆的关系等,对美国来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第一次台海危机则奠定了美国在华的东亚战略,也开始形成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就是以保护台湾为由,使台湾脱离中国大陆,形成对立局面,意在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借台湾牵制中国,也同时牵制苏联,从而更利于其全球战略的推行。     

贸易强度与东亚经济波动协同性研究述评

目前对贸易强度与东亚经济波动协同性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产业内贸易为主的贸易模式促进东亚经济波动的协同性,从而东亚地区适合成立货币联盟;二是认为东亚地区贸易的加强更多表现为产业间贸易,生产的专业化会导致经济波动的非对称性,从而东亚地区不是最优货币区。     

构建东亚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性、阻力及其思路

东亚地区因其域内国家在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加之朝核危机、历史遗留问题、领土领海争端等问题,在国际社会一直广受关注。要想改变东亚地区一直维持的斗而不破状态,构建东亚命运共同体是大势所趋。构建东亚命运共同体具有现实可行性,同时也面临诸多阻碍因素。构建东亚命运共同体,必须加强东亚各国之间的合作,中国应积极推动构建东亚命运共同体,在保证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域内其他国家。     

中国海外利益面临的主要风险及保护

海外利益,是指一国处于境外的国家利益。中国海外利益从内容上可分为海外经济利益、海外安全利益、海外政治利益和海外文化利益,它们功能互补,互为支撑,共同构成了中国海外利益丰富的内涵。影响海外利益安全最核心的因素是外部因素,即来自复杂国际体系包括国际环境儿及与所在国双边或与其他利益相关国多边关系的影响,包括国际环境类风险、政治类风险、安全类风险等。可通过建立国家层面的专门协调机制和专门机构,强化国际合作,建立健全海外利益保护法律体系等途径和手段,在国家层面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方面资源,保护中国海外利益。     

特朗普"美国第一"外交与美国东南亚政策 及其趋势

2016年4月27日,作为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的特朗普在华盛顿五月花酒店发表了以"美国第一"为中心思想的外交政策演讲.这一演说清晰地提出了特朗普当选后的外交政策方向,是美国现政府的外交政策指南.特朗普执政后的外交实践就是在这一外交纲领下付诸实施的,其对美国包括东南亚政策在内的全球和地区外交政策具有重要的形塑和框定作用.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东南亚政策是:对东南亚采取总体上的"忽视"政策,拉拢东南亚来应对朝核危机,安抚东南亚,对东南亚的贸易政策作出重大调整,拉拢越南来平衡中国影响力.特朗普东南亚政策的发展趋势是:对东南亚总体政策上的交易主义,对东南亚贸易关系呈现显著特点,安全上向盟友提供再保证,争取东南亚各国配合美国的反恐行动,东南亚政策中的中国因素仍将突出,出台明确清晰的亚洲贸易政策和安全政策.特朗普政府东南亚贸易和安全政策对东南亚、中国及美国自身都有重要影响.中国的应对策略为:继续推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通过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来管控中美南海冲突,建立单边或双边安全机制以削弱美国对东南亚的影响.     

地区主义与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

在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的作用下,东亚的地区主义正在形成。东亚国家开始建立区域合作机制。这是由东亚国家领导人会议、各类部长级会议以及各种多边官方和民间合作安排构成多层次区域合作机制。这种机制将为促进东亚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发挥积极的作用。     

认清形势 大力推动东亚合作

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已经开始。东亚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的需要,亚洲的需要,也是中国的需要。“东亚思想库网络”是“10 3”东亚区域合作机制中第二轨道外交的一个活动平台,是“10 3”东亚国家领导人会议正式认可的学术交流与研究的机制。     

犯罪记录是公共事务吗——美国和西班牙的比较法研究

如果被公开,犯罪记录将成为制约被定罪者的就业及其他机会的终生污名。包括西班牙在内的欧洲国家在承认个人信息隐私权和限制累犯的社会利益的同时,还严格控制个人犯罪前科信息的传播。相比之下,根据其对于审判程序公开、言论自由和个人自我防卫权的国家义务,美国则允许(甚至推动)广泛传播个人的犯罪前科信息。关于美国和西班牙在公众获取个人刑事犯罪前科信息政策上所体现出的深刻差异的比较研究,能揭示出两国所持政策背后的文化观和法律观,以及两国在试图调和此类政策同其他社会—政治理念和目标之间关系时所面临的冲突与分歧。     

东亚经济结构在变

东亚地区的经济结构,从80年代后期起,在宏观、中观、微观和地区内经济关系方面发生着变化。 (一)宏观上正形成三类国家两种经济成长模式。除日本外,亚洲“四小”的成长模式正由出口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东盟由农业品出口为主转为工业品为主的出口主导     

法治政府与公民权利保障

建设法治国家与法治政府是新时期的重要目标。法治政府的核心就是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权利,因为政府产生的基础、政府行为的界限与政府权力的目的从根本上讲都是公民权利。政府保障公民权利的机制包括立法机制、司法机制与执法机制。立法机制就是要合理配置权力并完善权利体系,司法机制强调要确立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制度和违宪审查制度,执法机制则涉及公民权利的消极保障与积极保障以及权利限制两个问题。     

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战略选择

引入大国竞争以达到战略均衡与通过“东盟方式”建立地区合作机制,这是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合作进程中并行的两种战略,大国竞争究竟是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动力还是障碍？作者在总结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合作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分析了大国竞争对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影响以及所面临的挑战。尽管大国竞争在冷战时期为该地区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简单而稳定的政治环境,但冷战结束后该地区部分国家在加强地区合作机制建设的同时,希望通过引入大国竞争达到战略均衡并为地区经济合作创造一个稳定而安全的战略环境,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基础上,东亚国家若要继续深化地区经济合作,必须进行新的战略选择,而战略选择的关键是,如何从目前通过引入大国竞争以满足部分国家的利益而全面转向通过地区合作机制的建设寻求地区共同利益。对大国竞争过分依赖的战略不但会影响地区共同利益的构建,而且会削弱甚至阻碍东亚地区合作机制的深化。     

日本新国家安全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强烈关注”

日本2001年度<防卫白皮书>中有关中国军事力量的描述与评论表明,现今的日本已将中国看作事实上的防卫对象和对其构成"潜在"威胁的国家,中国在日本安全战略中地位上升.日本政府的这一动向,表明了日本对现今国际局势、东亚地区安全,特别是对中、日、俄等国国家力量消长变化的认识和因此进行的政策调整,突出反映了日本对华政策中的防范和制约内容,这对未来的中日关系将产生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