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重构：我国人权刑法保障内涵的新视界

人权概念是人权学说中最为困难、最为混乱的一个问题。法治国的刑法必然会引入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刑法的人权保障范围限于对被告人人权的保障和对一般人人权的刑法保障。     

人性、人道,人权——刑法的理性之维

人性是刑法的基础;人道是刑法的命脉;人权是刑法的价值追求。人性、人道、人权三者在本质上具有内在统一性,它们是理性主义在刑法里的彰显。本文从我国刑法的现状出发,论述了人性在我国刑法里的部分缺失、人权的刑法保障问题。对于人道问题,本文主要从理论角度分析了刑罚人道主义的价值蕴涵。     

论刑法解释的价值取舍——从法治视角看人权保障与社会正义的冲突

刑法实施的过程即刑法解释的过程.在动态的法治中,刑法解释的价值取舍反映了刑法的价值.刑法解释应当严格遵照刑法目的,揭示刑法条文的本来含义.人权保障和社会正义是刑法的两大基本价值,两者在根本上是有机统一的,但在个案当中也时有冲突.刑法是打击犯罪的法律,以维护社会正义为首要目的.面对冲突,刑法解释应该坚持社会正义优先.法治视角下,刑法和其他部门法有各自的立法目的和价值选择,各种法律各司其职才能避免法治出现偏差.理性的价值选择是法治的要求,是人们行为的正确指引.     

刑事法治中的执法为民理念

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在刑事法治领域,要贯彻执法为民理念,就要坚持民权主义刑法观,强调人权保障至上、公正至上,反对片面强调“犯罪防控至上”、“效率至上”的观念。     

改革开放以来法治与人权关系的历史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法治与人权关系的历史发展大体经历了分离、结合与融合三个历史阶段。在上世纪早期法治实践之中,法治与人权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处于分离状态,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践之中法治与人权都未建立有效关联。上世纪九十年代伊始,以1991年《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党的十五大报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为标志,法治与人权由分离向结合转变。此时,法治与人权在理论层面或实践层面都互有所指,处于价值互涉的状态。以党的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四中全会为界,法治与人权趋于融合。由此开始,法治的人权保障价值与人权的法治保障方式高度融合,处于无法隔离的状态。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法治国家的核心价值

"人权"和"法治"是现代文明国家的代名词。人权和法治已逐渐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随着中国的不断强盛,对人权和法治认识的不断演进和发展,社会主义人权和法治逐渐开始呈现同步、协调的发展趋势。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核心价值。中国已经是世界舞台上不可或缺的大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必须扛起人权旗帜。人权是一项特殊的权利。面对未来,我国还需要继续健全人权保障体系,诸如完善人权法律制度,考虑设立国家人权机构,协助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促进和保障人权,有组织地开展全方位的人权和法治教育。     

浅析"以人为本"的刑法理念

随着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以及我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法制文明的高速发展,我国传统的以"国家为本位"的刑法理念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因此,树立"以人为本"的刑法理念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和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人性、人道、人权——刑法的人文关怀

人性是刑法的基础,人道是刑法的命脉,人权是刑法的价值追求,人性、人道、人权三位一体共同构筑了我国刑法的光辉大厦。本文对人性、人道、人权问题逐一展开了论述,希望能进一步推动刑法的发展。     

人权入宪与死刑限制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重要原则。生命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取消13个非暴力性经济犯罪的死刑,彰显了生命至上的价值,充分体现了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的刑事政策和《宪法》规定的人权保障原则,标志着《刑法》修正向取消死刑罪名的方向发展。应当在刑事法治领域继续大力贯彻人权保障原则,从立法上进一步减少死刑的适用,从司法上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     

刑法中的人性、人道与人权分析

人性、人道、人权是刑法善性发展最为根本的三个要素,人性是刑法＂善＂的基础,人道是人性的必然要求,而人权是人性与人道的现代化发展在刑法上的体现。本文分为人性、人道、人权三篇,逐一分析了人性、人道、人权的内涵及其与刑法的联系,进而提出了我国现行刑法在这三个方面的完善建议。     

论危险驾驶罪的价值及其完善

危险驾驶罪是我国刑法应对风险社会的开始,它体现了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并重的精神,是我国法治意识转型的标识。在适当的时候,我国刑法应进一步借鉴西方先进的立法实践对危险驾驶罪予以完善。     

中国特色的人权框架与权利保障体系——阅读《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充分地保持了人权制度和人权实践上的中国成分和中国方式,完整表述了中国特色的人权框架,并且与世界人权体系和国际人权公约的精神相吻合,体现了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开放和合作姿态。它具有可靠的政治与宪政权威和政策与法治保障,在日渐倾向于突出人权与法治内在关系的时代背景下,尤其需要强调公共政策之于人权的现实意义;它将人权教育纳入议题,但在日益重视培育人权意识和建设权利文化的同时,尤其不可漠视权利与义务的对应性、人权与责任的逻辑关系。     

我国人权发展与法治保障——以国务院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为视角

中国已加入21个人权公约,除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没有被全国人大通过,其他的都已经生效,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已逐步和世界接轨,但中国在人权法治保障与实施方面还面临着诸多的问题。2009年4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这标志着我国在人权发展与法治保障的实践上将步上一个新的台阶,具有重要意义。     

浅谈我国人权的行政救济

法治的真谛在人权,人权进则法治兴,人权滞则法治衰。行政行为在调整与保障公民人身权益的同时,很有可能限制或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权力运作过程的程序化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只有确实完善行政救济制度,才能有效的保障公民的人权。     

人权、人道、人性之刑法论——从政治刑法到市民刑法的转变的视角

我国正处于从一元社会向二元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二元社会的确立势必导致政治刑法向市民刑法的转变,而在市民刑法的构建进程中对人权的保障和制度设计、刑法的人道主义原则确立以及刑法对人性的关怀等核心问题均无法回避,本文试图对人权、人道和人性的本体作简要探讨,对现存政治刑法对人权、人道、人性的漠视进行批判,进而对回归市民刑法后人权保障、人道主义、人性关怀等命题在市民刑法的视野中进行梳理,从而确立充满人文关怀精神的市民刑法。     

刑法:善良公民的"大宪章"

人权刑法保护问题,不仅是极为复杂的问题,而且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然而,国内学界对此专论寥寥.首先界定了人权的概念,然后简述了人权的三种基本形态.并认为,刑法保护人权,乃刑法的内在价值和固有机能.剖析了1997年刑法典对一般公民人权予以保护的现状,认为它不愧为"善良公民的大宪章".若想真正实现人权由法定向实有的转化,就应在司法实践中切实贯彻罪刑法定原则.     

论刑法的从轻适用与人权保障

长期以来,我国刑法典一直保持着重刑结构,只重视控制犯罪的单一功能,而忽视人权保障机能。当今世界刑法趋向轻缓化,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不断得到加强,我国刑法应当相应地做出转变,从重刑主义向轻刑主义转变。本文从刑事政策、犯罪、刑罚三个角度来论述刑法的从轻适用途径。     

关于中国人权保障问题的若干思考

中国的人权保障成就巨大,人权问题也很突出。未来中国的人权保障建设,要重视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和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要建立人权保障的司法救济机制,要加强人权研究,创立人权保障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模式。评价中国人权问题,要客观公正,要正视问题,要有国情意识和民主与法治的双重考量。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

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应被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予以对待。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堪称罪刑法定原则的"魂魄"。罪之法定与刑之法定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的两个表征,而形式安定性与实质安定性则构成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的两个层面。随着社会的发展,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除了面临着刑法适应性与司法能动性的挑战,更面临着"安全刑法"乃至"仇敌刑法"的挑战。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可以从刑法立法和刑法解释中寻求保障。通过人权保障,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的最终意义在于刑事法治乃至整个法治。     

如何解读“刑法也是犯罪人的宪章”——兼议罪犯人权保障理念

从刑法的性质、目的与任务分析，刑法是“善良人的宪章”；从刑法的功能分析，因其具有使犯罪人免受刑法之外制裁的保障功能，可以认为“刑法也是犯罪人的宪章”。至于“(应)使刑法真正成为公民特别是犯罪人的大宪章”的观点，却存在人权保障理念植根的错误。监狱机关应当依法保障罪犯的人权，但罪犯权利保障必须符合刑法的目的，必须置于惩罚的前提下，必须体现在改造的过程中。同时，应当将罪犯人权保障放到整个国家人权保障体系中认识与权衡。监狱人民警察应当确立正确的罪犯人权保障理念，坚持监狱工作正确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