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两种共同体”思想与习近平“人民主体论”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两种共同体"思想,旨在撕掉资产阶级的温情面纱进而揭穿其虚伪本质。其中,马克思生动阐述了"虚幻的共同体"与"真实的共同体"的基本特质和本质内涵以及由此规定的个人与集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不同关系。在当今历史条件下,马克思的"两种共同体"思想依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和重要指导意义。立足于当今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习近平逐步提出和完善了"人民主体论",并据此在世界视域进一步勾画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蓝图,从而有针对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真实共同体"思想。     

萌发·演绎·转向：话语转换视域下马克思人的本质生成逻辑探赜

人的问题是马克思密切关注和不懈探寻的问题。寻求人的彻底解放，其实质是寻求人的本质的真正复归，这不仅体现了马克思学说的价值旨趣，也成为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生成的内在动因。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借助话语表达形式得以呈现，反映了马克思人的本质话语的生成逻辑。马克思人的本质话语萌发于“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理想追求，并在破解人的本质谜题中经历了一个演绎的过程，实现了由“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前提性认知话语到“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类本质规定话语、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社会性确证话语到“人的需要就是人的本质”的个体性彰显话语的转变。这种人的本质话语演绎在解开人的本质谜题后，转向了实现人的本质的路径探寻，明确了共同体活动是人全面获得和占有自身本质的实践依托，指出虚假的共同体是人对自身本质的异化，而真正的共同体是消除人的本质异化，要通过共同体活动实现人对自身本质的全面获得和占有，进而实现人的解放的最终依归。     

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及其实践旨归

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不仅是对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论概括,更是对存在于人类文明传统中的共同体思想萌芽的文化传承.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个体的生成是与共同体的变迁同步前行的,血缘共同体中人的不自由必将经过政治共同体中的虚假自由而走向真正共同体中的人的自由联合.遵循这样的致思逻辑,马克思着眼于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向阐释了“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的思想,不仅深刻展示了哲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底蕴,也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马克思人学基础探析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符合马克思人学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人学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人性基础、动力基础、价值基础、历史基础。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人性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的本质展开的内在应有之义;马克思人的需要理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动力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的社会性需要在世界图景中的呈现;马克思人的利益理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人的利益生成和发展规律,体现人类的共同利益;马克思人的历史理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依据人的发展的历史形态,表征人的发展的现实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人为的"与"为人的"辩证统一,是"依靠人民"与"为了人民"的辩证统一,是世界人民共同建设与世界人民共同享有的辩证统一。     

以共享构筑新中华共同体的认同基础

在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认同危机引发了传统共同体的解体,建设新中华共同体是21世纪中国的重大议题。共同体建立在集体认同之上,从个体自我认同转换到集体认同的关键是共享,人们因共享利益、价值、信仰而结成各种共同体。建设新中华共同体,需要在共享财富中培育社会认同基础,在共享权力中培育政治认同基础,在共享意义与价值观中培育文化认同基础。面对现实中的利益与观念的分化,实现共享依然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基础,在共享中建设新中华共同体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哲学基础探析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深深根植于经典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解放""世界历史理论"和"真正的共同体"等思想,在中国的土壤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不仅指导了我国对外开放,还在新时代中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公共空间的本体框架：基于共同体形式的重构

公共空间是基于共同体实践由公共性的社会关系塑造的形式结构。公共空间在实践论上是以共同体整体为归属的虚拟存在而非客观的实体存在，在认识论上是以共同体为本体的形式存在而非特定主体行动场域的存在。既往对公共空间的理解呈现为公众路径的客体维度，无法揭示公共空间的本质内涵。公共性的主客体如何构成公共空间的主客体，公共空间的主客体之间又应该如何连接，都要回到公共性本体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找。公共性的主客体只有在公共性实践本体形式的场景中才构成公共空间的主客体。在公共性本体的塑造下，公共空间呈现出四种基本样态，即联合主体的共同体意义格局、客体的公共性实践形式、共同体关系网络和共同体实践方式。     

宽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底蕴

传统共同体向现代共同体的转变在本质上是个体相互关系纽带发生了改变,即由以情感、信仰为主导的社会关系转变为以利益或价值追求为主导的社会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共同体的最高层次,同时也是共同体发展的最高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异质性、超越性与自愿性的特征,宽容既是共同体产生的前提与基础,没有宽容的价值观就没有共同体;同时,宽容又是共同体行动与维系的必要手段。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遭遇着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现实主义与霸权主义的掣肘。从宽容这一理念出发,可以从主体、行为与制度三个层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路径进行理解。     

从共同体到虚幻的共同体:马克思国家观嬗变的原因探究

从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文本看,他的国家观经历了一个嬗变的过程。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他将国家视为实现人的类本质和类生活的共同体(Gemeinwesen)。然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将国家规定为虚幻的共同体(illusorische Gemeinschaft)。用词的变化反映了马克思国家观的变化。对现实的个人以及社会关系的发现,使马克思对共同体的理解实现了由逻辑到历史的转变,从而导致他的国家观变革。     

存在、变化、语言的统一体——论伽达默尔的传统观

伽达默尔的传统观可以从此在性、变化性、语言性这三个方面来论证。伽达默尔将传统视为作为此在内涵的存在,其本质是此在性,是由理解所决定的,因此传统还具有非对象性。传统是具有变化性的保存与持有,在历史境遇中发生,具有包容性和进步性,并通过视域融合,在对话中得以实现。语言是理解传统的境遇,它使传统在同时性中被接受,同时,文学文本的语言性使传统获得最大化的向过去还原和向未来筹划的可能性。因此,伽达默尔诠释学视域内的传统是存在、变化及语言的统一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路径探析——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其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安全格局、文明交流和生态体系等方面存在逻辑关联。因此,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切入点,倡导建构利益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明共同体和生态共同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公务犯罪的人性基础

公务犯罪是人性恶的外在表现。人性是极其复杂的,既有本性恶的本质一面,偶尔也不乏善的闪现。但恶的一面,在社会生活中常常会掩盖善的一面。对于人性中恶的一面,不能寄希望于自律和道德教化,必须严密法网,建立完善而科学的制度,通过人性化的外在制约来抑制公务犯罪。但是,也应该尽力维护和发扬人性中善的一面以对抗和牵制恶的一面,为此,道德教化作为抑制公务犯罪的辅助力量,也不可忽视。     

试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底线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基本的价值就是底线价值。相对于全球伦理视野中的底线伦理,底线价值是底线伦理的内在依据,底线伦理则是底线价值的外化和规则化。共在正是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遵循的底线价值。风险社会的到来使得当今人类持守共在的底线价值变得极端重要和十分紧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化解人类"存在之忧"必须遵循共在这一底线价值,而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正是基于这一底线价值的伟大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底线价值具有公共性、反思性、共情性和约束性。践行共在的底线价值,就意味着一种自律或自我限制,教育引导和法律约束都刻不容缓。     

人类命运与超国家政治共同体

自有民族国家以来,人类命运就与超国家政治共同体捆绑在一起。超国家政治共同体是民族国家之间基于生命意志而结成的"有机生命体"。超国家政治共同体的演变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经历了中古、近代、当代三个发展阶段,体现为单子共同体、依附共同体、交互共同体三种形态。在单子共同体为主导的时代,国家之间缺乏共御风险、合作共赢的机制安排,人类命运也处于无所依归的漂浮状态;在依附共同体为主导的时代,人类命运脆弱地捆绑在一起,部分国家享受安全承诺的同时,又给其他国家输出新的安全风险和不确定性;在交互共同体为主导的时代,各个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共同体成员间以"相互承认"为前提,"互相依靠"为基础,"共御风险"为保障,"共同发展"为目标,人类命运呈现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现存国际共同体秩序具有典型的西方色彩、依附特征,这与多极化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筹划人类命运的唯一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属于交互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觉,缘于对现存共同体秩序的批判性反思,缘于民族国家对自身地位、身份和前途命运的重新体认,也是中国对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而给出的"中国方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使命,是马克思主义自由全面发展宗旨在当代的具体展开方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发展,它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叙事主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的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的历史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和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哲学视野下公共性的历史生成与转换

公共性是人的社会性本质在公共生活中的表现方式,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前提条件,同时它也界定了人类活动领域的内部划分。共同体或组织是公共性生成的实体条件与界限,在不同的历史和共同体条件下,公共性生成的现实基础和意义不尽相同,因而具有一定的流变性。以一定历史事实为基础的公共性概念同时还具有能够超越其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的功能,因而具有更普遍的解释效力和规范意义,这使得公共性在实现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内在转型上具有重要的转换功能。     

马克思社会公共性思想及当代价值

关于公共性概念,马克思并没有使用过,但关于公共活动、公共利益等与公共性问题相关的概念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看到。从这些概念和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关于公共性问题的丰富思想,还可以看出马克思所揭示的代表公共利益的共同体将经历的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即由"虚幻的共同体"向"自由人的联合体"发展的历史趋势。马克思的社会公共性思想在当代仍然体现出巨大的价值,提出了大力发展经济以建立高度发展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是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当代价值体现。     

穿越共同体的幻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共同体的四维诊断

对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诊断是马克思洞察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构成部分。马克思从四个维度对资本主义共同体进行诊断:从国家共同体看,资本主义国家是虚幻的共同体,只是打着共同利益的旗号维护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徒具共同体的外表和形式;从货币共同体看,资本主义货币共同体是一个由交换关系结合成的弱共同体,它是一切人赖以生存的实体,作为一种外在的、偶然的东西独立于个人;从资本共同体看,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凝结为一个强大的共同体,通过剥夺劳动者的生产资料,使单个的劳动者锁在资本共同体上,成为资本增殖的一个环节;从自由人联合体看,资本主义政治共同体、货币共同体和资本共同体都不能保证个体自由的真正实现,反而是个体自由实现的障碍。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民主协商的作用机制与生成路径——以话语交往为分析视角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民主协商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组成。在这一背景下,以强化交往能量场、协商对话与话语共识等话语交往的积极作用为发力点,能够有效理解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民主协商的治理价值。在治理实践中,民主协商是通过问题引导机制、结构组织机制、协商对话机制以及协同行动机制提升社会治理效能。面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应将提升交往能量场的治理能力、建立协商对话的运行规则、坚持话语共识的实践导向以及增强多元主体的治理共同体意识作为民主协商路径的重要建设内容。     

研究生群体的学术共同体新构摭论

学术共同体一直影响着人才的发展,并且其内核也在不断扩大。学术界一直关注的都是教师间以及师生间的学术共同体,很少关注研究生群体之间是否可以构建成为学术共同体这一问题。本文通过总结学术共同体中的元素,合理论证研究生群体是否具有学术共同体的基本特征。目前存在一些不利于营造良好学术共同体的现状,比如:学术腐败的现象猖獗,严重地削弱了知识分子及学术共同体的信任力。在学术共同体建设中,研究生群体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必须在研究生群体中,形成良好机制,充分发挥研究生群体在建设学术共同体中的重要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