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制约：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问题是通过中央与地方的有限分权实现对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有效制约。基于权力制约目标设计中央与地方关系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集权模式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只是国家整体意义上权力内部的纵向职能分工,不具有权力纵向制衡意义的分权功能。建立有限政府、实行单一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既是控权模式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制度基础。     

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调整中的集与分--基于国家统治和管理效率的双维度分析

基于国家统治和管理效率的双重目标，我国应该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并使权力调整制度化和法制化，通过有选择的集权和制度化的分权，构建相互合作和依赖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实现集权和分权的平衡。     

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调整中的集与分——基于国家统治和管理效率的双维度分析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关系调整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难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任何一种模式——集权或分权——都各有利弊,中央集权有利于树立中央的权威,进而有利于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却具有体制僵化和损害地方自由的危险;地方分权有利于地方自主和更有效率的发展,但却有产生地方保护主义进而危害国家统治的危险.基于国家统治和管理效率的双重目标,我国应该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并使权力调整制度化和法制化,通过有选择的集权和制度化的分权,构建相互合作和依赖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实现集权和分权的平衡.     

目前社会视角下的政治权力架构透视

如何最佳地配置好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问题历来是政治学家研究的重大课题。现从中西方政治权力划分的演变入手,探讨中国政治权力配置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而为改善政治权力配置提炼出有针对性的对策,以期为当前和谐社会视角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参考。     

创制中央地方互动程序规范的宪法思考——基于研究历程的反思和尝试

中央地方权力交涉关系是指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就政策制定、利益分配,事务管辖等方面的关联问题进行交流沟通,形成共识的互动关系.这种权力交涉关系的程序法制不仅对于既定的权力关系协调顺畅的实现具有维护作用,而且对于将来的权力关系的优化也具有积淀作用.建立在中央地方权力交涉关系之上的互动程序规范,对于建设在实现中央地方政府协同共治的良好局面上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应当得到更加认真和积极的对待.要更加自觉地将中央地方关系的调整、特别是其中中央地方权力交涉关系的互动程序规范的创制,开辟中央地方交涉互动、审议沟通并凶此促进有关地方、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及其调整建立在更加民主科学合理的基础之上的、行之有效的机制、手段、方式和途径,作为依宪治国、依法治国在国家政治生活和政府组织体制之中进一步得到体现和贯彻的重要任务.     

邓小平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思想

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的纵向权力结构，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在深刻分析中央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历史成因及其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既要下放权力，扩大地方自主权，又要加强和维护中央权威；兼顾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作主导；中央与地方问的权力结构调整必须与其他改革措施特别是党政分开配套进行等重要思想观点，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     

宪政视域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宪政建设要求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这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必然要求与目标模式,其基本内容包括中央必要集权与地方适度分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科学化、法制化和民主化,其基本途径是转变观念、科学划分职责权限、完善监督机制、实现法制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治权能力的结构探析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须提高党的治权能力。即:处理党政关系的能力、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能力、处理集权和分权关系的能力、正确使用国家暴力机器的能力、有效防止权力滥用和误用的能力、平稳交接权力的能力、合理分配(配置)权力的能力、公正高效执行权力的能力以及有效监督制约权力的能力。     

正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范围

以往的中央集权体制对中央与地方关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必须进行改革。正确理顺和划分中央与地方经济管理权限 ,明确各自的事权、财权和决策权 ,是当今理顺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主要内容。只有既树立中央的权威 ,又给地方以自主权 ,才能充分地发挥各自的积极性 ,推动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     

浅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

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必然要求与目标模式 ,其基本内容包括中央必要集权与地方适度分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科学化、法制化和民主化 ,其基本途径是转变观念、科学划分职责权限、完善监督机制、实现法制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简论我国高等学校权力和谐模式的构建

目前我国高等学校的权力运行模式是行政集权模式,这一模式存在严重的弊端,构建高校权力和谐模式势在必行。权力和谐模式的理论依据有知识管理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权力关系理论、民主管理理论。和谐模式构建的思路：统一领导,明确集权与分权的管理目标;利用领导者的魅力和权威治理高校;教授治校,充分尊重学术权力;保障学术自由,实现决策民主。     

“权力清单”上的误区

目前，不少地方政府在制定和推出自己的“权力清单”。在充分肯定这种探索的同时，应当看到这一问题上存在的误区。“权力清单”上的误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论权力秩序与权力制约

权力秩序是指权力关系中相对稳定的结构和运行功能。人类的文明政治生活与权力秩序密切相关,一切政治发展都以相对稳定且有序的权力秩序为前提。结构功能主义为分析权力秩序提出了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将权力秩序分解为集权和制约这两种基本形态,并认为从集权秩序向制约秩序转型是我国权力秩序转型的基本方向。以结构功能主义为参照,可从结构和功能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入手探讨权力制约问题,即可发展出一个分析权力制约的理论模式。这一模式的实质是在等级结构和平行结构中追求规则制定、规则适用与规则解释这三种首要功能之间以及控制与协调这两种第二功能之间的动态平衡。     

世界主要国家与我国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考察

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基本是依靠法律手段,而且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与地方政府的一定自主性并存。现实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了苏联的高度集权与前南斯拉夫改革过程中的地方过度分权两种极端现象。我国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中,有必要吸取世界主要国家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经验教训,以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的理性结构模式。     

转型期央地权力分配难题待解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有一个两难的问题会凸显出来，到底是分权好，还是集权好。在一般意义上来说，分权是一个方向，就是把政府的权力下放给社会，把中央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而另一种声音认为，政府应该集权。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对政府集权化的呼声越来越强，到现在更加强调“顶层设计”，集权化成为了一个新的方向。我们今天的两难实际上就是政府还没有跳出“统”和“分”这样的怪圈。     

关于“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思想探微

“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是邓小平对集权与分权、收权与放权关系问题的集中概括。“权力过分集中”有三种表现：在横向关系上非党组织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领导机关；在纵向关系上地方组织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领导机关；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权力过分集中于领导者个人。因此，必须通过政治体制首先是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来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     

论转型时期地方政府权力格局变迁

改革开放冲破了传统体制下的单极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关系出现重大变化,政府权力向经济领域、社会领域转移,中央权力向地方转移。地方政府既向市场、企业、社会转移了相当部分的权力,同时又拥有部分市场主体的权利和利益,没有逾越行政分权所致的弊端。地方政府最终只有将经济剩余分享权和控制权、社会管理权和自治权重新回归企业、市场和社会,才是地方政府权力格局优化的长期目标和最优选择。     

法治视野下中央地方间行政权力的运行规则研究

中央地方间权力运行规则是行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有必要纳入法治轨道。目前,中央地方间权力运行的法律规则缺失,现有规则（行政系统内部规则和潜规则）充斥着随意性、模糊性和秘密性,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在法治视野下,中央地方间权力运行规则应确立平等、权益保障、公开、理性、效率等价值目标。建立中央地方间行政权力的运行规则,应重点建立利益诉求制度、内部审批制度、转移支付制度以及中央对地方的监控制度。     

关于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的若干思考

为了更好地实行中央与地方的合理分权，从理论上必须认识到进行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的重要性；必须认清中国的政治特色；必须对“权力下放”与“合理分权”进行厘清。在实践中则必须由行政系统内分权向行政系统外分权发展；由行政分权制向法律分权制模式转变；由重放权轻监督向分权与监督相结合转变。     

试论我国中央集权——地方分权混合体制的合理性

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对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模式选择都会有所不同和有所侧重。我国采用中央集权——地方分权混合体制的关系模式,从市场经济的内在特性、中央与地方的政府职能配合、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协调、集权制与分权制的优势互补来看,都具有深刻的合理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