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前沿聚焦

地方政府债务本质上是地方政府收支逆差问题,其基本特点是地方政府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收支差距的扩大,导致地方政府收不抵支从而产生了政府偿债能力下降而引发的政府公信力危机。地方政府债务的根本原因在于财政分权体制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出路在于实现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改革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体制。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来自越南的实证经验

1986年"革新开放"以后,越南经济快速发展,财政分权改革也不断推进。基于越南64个省市2002—2011年的面板数据,本文对越南的省级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越南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滞后,而且2004年越南《国家预算法》生效后的影响更加显著。然而,不同的财政分权测量方式得出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越南省级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大多显著为负,而财政自主性显著为正。同时,研究还发现,越南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财政分权严重不平衡,省级财政投资效益低,但劳动人口素质的提高和适度通货膨胀有助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整体上,越南在支出分权上取得了明显进步,而地方收入分权与财政自主性仍有待提高。随着越南国内改革的推进以及国际融入进程的加快,中越两国的合作共赢关系将引起更多关注。     

财政分权、地方财政赤字与土地财政

基于地方财政赤字的视角,研究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策略的内在作用逻辑,通过理论分析发现:地方财政赤字激励了地方政府在利益觉醒后利用预算制度缺口,用"扭曲之手"来攫取预算外财政收益,进而驱动地方政府实施积极的土地财政策略来实现财政增收的政策目标。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财政分权、地方财政赤字对土地财政的正向驱动作用。土地财政的治理从深化分税制改革、改善地方财政收入结构、变革土地财政形成机制、完善行政绩效考核体制、加强预算监管等方面入手。     

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生成的制度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体制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也逐渐由集权型向分权型演化。可以说,财政分权体制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这种特殊的分权模式赋予了地方政府双重激励结构即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共同驱使地方政府为推进本地区经济增长而展开异质性的财政竞争。激化的财政竞争深刻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和公共支出偏好,进而导致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扩大。这就意味着,未来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应在保持适度财政分权的同时,优化地方政府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重塑公共服务型政府。     

财政分权与新型城镇化——基于公共服务供给视角的经验研究

新型城镇化建设受到诸多因素影响,财政分权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对中央和地方政府行为产生作用,与城镇化建设密不可分。从公共服务供给视角,探究两者互动关系发现,财政分权度提高对城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公共服务供给的提升却不利,我国城镇化建设总体质量不高。需加快财政分权体制改革,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此外,还要加快推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考核体系等一系列的联动改革,从而逐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城镇化。     

治理土地财政:一个公共经济分析框架

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在特殊转型时期受财政分权、地方竞争等多重因素影响而实施的维护自身利益格局的理性选择行为,对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产生多方面深远影响。本文在运用公共经济理论阐释土地财政成因的基础上,提出治理土地财政的公共经济框架:优化公共财政体制,促进政府间事权财力再平衡;壮大地方公共收入体系;推进公共预算改革;建设公共经济治理型政府等。唯有如此,中国才能真正走出土地财政泥淖,实现包容性发展。     

政治竞争与财政分权决策:来自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证据

财政分权是许多国家推动经济发展与实现良好治理的重要政策。然而,学术界对中国财政分权决策过程研究较少,政府采纳财政分权政策的决定因素有待揭示。本文以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为案例,基于中国干部管理体制建立政治竞争与财政分权政策决策的理论框架。运用全国地级市数据分析发现,省内地级市间的政治竞争显著降低了地级市推动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扩散程度,但对是否采纳改革影响不显著。县域政治竞争强度显著降低了地级市在辖区内启动改革的概率和扩散程度,这一负向影响随着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和时间趋势减弱。论文还讨论了上述发现的因果机制。     

配套改革取向下的全面审视:再议分税制

1994年分税制改革"三位一体"地规范了政府企业、中央地方、公权公民关系,我国财政体制由行政性分权转为经济性分权。完整、准确地理解分税制必须澄清分税制的逻辑起点、政府事权范围对政府收入规模起着大前提作用、事权划分是深化分税制改革中制度设计和全程优化的始发基础环节、广义税基的收入划分的税种属性与特点、收入与支出二者在政府间划分遵循的不同原则、财权与事权相顺应和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等要点的认识。健全完善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应是在明确政府改革中职能转变、合理定位的前提下,建立内洽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事权与财权相顺应,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     

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可持续吗

政府主导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财政分权改革使地方政府作用日益上升。并形成了地方政府竞争的格局。这种有限的地方政府竞争格局一方面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弊端。因此，要重新调整现行的财政分权制度，规范地方政府竞争行为，促进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中国式分权下的地方政府竞争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中国式分权的典型特点是以政治集权为实施背景,政治经济双重激励下各地方政府针对FDI展开激烈的优惠政策竞争,这些竞争会通过降低流入外资质量或提高外资企业相对竞争力的方式影响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利用1995--2006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考察了分税制改革后财政分权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FDI可以显著提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财政分权带来的恶性引资竞争会阻碍这种促进作用;分地区回归表明,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不会阻碍FDI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引资质量较低,FDI会阻碍区内生产率水平提高,并且地方政府竞争会加剧这种阻碍作用。     

我国公共品供给演变及缺失原因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随财政体制的变革实际提供了公众生活所需的公共品。但以财力分配为核心的财政体制变革没有很好地解决公共品供给问题，使我国在公共品供给上显现诸多缺失。究其原因，认知理念、财政收支结构和技术革新是主要因素，故应通过深入分析公私理念对公共品的认识差异、财政收支结构和数字化革命对公共品供给的负面影响，找到合理划分公共品、构建公共品供给中间层、调整财政收支结构和学习更新公共品供给技术的客观依据，从而达到改善我国公共品供给状况，实现以公共品为媒介的政府与公众间良性互动的良善目标。     

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0-2009年各省的面板数据对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间高校经费投入的努力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地方的财政分权以及政府竞争对地方政府高等教育努力程度具有负效应。在引入交互项之后,发现财政分权和政府竞争对东部地区的负效应最大,东部地区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最低。在解决地区间高校经费投入不均衡问题时,要完善激励机制,提升发达地区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同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平衡地区间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差异。     

投资驱动、土地依赖与地方治理——基于中国地级市的实证研究(2003—2010)

寻找影响地方治理水平的因素从而提高地方治理绩效向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从财政社会学理论出发,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土地依赖症"加剧了政府与社会紧张关系,从而恶化了地方治理;而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的依赖则是源于官员政绩考核与上世纪经济分权改革的制度设计。运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相关数据,本文检验了上述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支持本文的理论假设:在晋升激励与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下,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则是影响地方政府依赖土地收入的重要因素,而地方政府的"土地依赖症"则恶化了地方治理,金融危机之后的大规模投资则进一步"锁定"上述逻辑链条。此外,上述影响机制在地区之间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上述发现对于中国的发展与转型有着重要启示。     

政府能力、社会组织与地方养老服务差异——基于2004—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4—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可发现,地方养老服务水平与老年抚养比、人均财政支出、城镇化率及社会组织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比较来看,社会组织对地方养老服务水平的贡献很小,城镇化率是影响地方养老服务水平的重要变量。考虑到我国行政主导的城镇化推进模式及城乡二元的规划要求,政府因素对地方养老服务水平的影响最为显著。政府因素同时体现在政府财政能力上,人均财政支出与地方养老服务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财政自主性与地方养老服务水平不显著相关。在中国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下,应加大政府养老服务投入,优化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培育、扶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为市场力量进入养老服务领域创造良好、公平的环境。     

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当代地方政府策略行为模式

对公民公共品偏好的揭示是公共选择领域的一个难题,作为消费者行为主义理论专家的赫希曼所提出的"退出—意愿表达"模型以及公共选择学派的研究方法启发了我们可以将"政治市场"中公民的政治行为简单的划分为"退出"与"意愿表达"两类,并论证了地方政府建立均衡的"退出—意愿表达"机制能够增进公民福利。拓展公民"意愿表达"的理念一方面源于对官僚制的反思,另一方面则源于对现代民主制的探讨,这是传统政治学的重要视域,而增加公民"退出"权的思路则更多地来源于多元主义与公共选择学派的政治市场逻辑,蒂伯特模型以及上世纪80年代流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改革实践对这一逻辑给予了验证,尽管也有局限,但毕竟它在有效揭示公民偏好,提高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效率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开阔的思路,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安徽省地方政府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国内学者的研究普遍认为，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因素会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规模。本文以安徽省地方政府为分析对象，选取1990年-2011年数据，利用计量经济的模型，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对影响安徽省地方政府规模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表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财政分权和城市化都对其有显著影响。欲优化安徽省地方政府规模，应在城市化进程中重视收入分配的均衡，在政务公开的基础上适时调整财政分权结构，并深化以培育非政府组织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     

发达国家财政分权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发达国家财政分权实践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在美国,政府之间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已经上升到宪法层面,机制设计上注意"避免联邦政府随意转移支出责任和上收财权",兼顾"联邦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和地方政府创造力"。在法国,1982年以后的财政分权改革在适当下放税权的同时积极完善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体系,以防止公共资金的滥用。在日本,全部归地方的住民税的设置充分体现了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激励相容机制,具有完善法律依据且规模巨大的日本地方交付税有力平衡了地区间财力差距、确保了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合宪性检视简

中国宪法不仅将“两个积极性”条款作为调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般原则,同时也通过宪法确立的“国家任务”、单一制国家结构以及权力分工等规范,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确立了规则、界限和方法。宪法确立的“现代化建设”的国家任务要求最大限度释放地方财政,以激发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而中国的单一制国家结构限定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限度,要求财政分权必须保证中央对于地方财政的控制和监管。同时,横向分权与纵向财政分权互相牵制,体现为复杂的权力博弈形态。这要求对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进行制度化规制,并最终导向公民权利的实现。     

农村公共产品集体自愿供给的特性和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农村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

农村公共品自愿供给模式是集结政府、集体、企业和个人的交叉制度创新,具体可分出共享性的集体自愿供给、捐助性的社会自愿供给以及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自愿供给,这其中集体自愿供给是农村公共品自愿供给的主渠道。通过浙江调研数据的的归因计量分析影响集体自愿供给的相关因素,据此提出建议是利用农村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人力资本大量发展村集体经济、提升村民收入,同时政府积极投入和引导农村公共品供给。     

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博弈及路径创新——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范式

改革开放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经历了税费改革前后两个历史阶段,并发生了重大变迁。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角度来看,这些变迁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政府、农民等三方利益主体在需求决策、财政筹资、生产管理等方面进行利益博弈的结果,在当前的制度情景下,进一步走向各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同治理和利益均衡是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