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人民调解在解决农村纠纷中的作用

在农村经济发展条件下,农村纠纷呈现出纠纷主体多元化、纠纷类型多样化、纠纷内容复杂化、群体化的特点。通过人民调解解决农村纠纷的优势是:符合我国国情民情,有着深层次的文化底蕴;调解方式灵活,程序简洁,形式多样,对农村纠纷的化解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建立在自愿原则的基础上,当事人易于接受,有利于调解协议的履行;可以节约大量社会成本,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和人民法院的压力。     

转型期的农村矛盾及其化解机制

转型期的农村矛盾总体上呈现出原因和主体多元化、矛盾交织化和激烈化、涉及层面广泛化、处理难度加大化等突出特征.农村矛盾的化解需要整合农村社会的利益使其达到均衡,需要借鉴"社会安全阀"理论构建科学的预警和处理机制,强化民主协商和宣传教育机制的作用.在探求农村矛盾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过程中,构建农村矛盾的有效化解机制.     

涉诉信访法治化运行研究

近年来,国内信访总量始终在高位运行,信访积案化解仍未走出前清后积的"怪圈",群众"弃法转访""以访压法"现象时有发生。涉诉信访已经成为困扰司法前行的"包袱"。为规避涉诉信访对司法公信力的冲击,有必要将信访制度纳入法治轨道,实现涉诉信访运行机制、源头治理的法治化。     

乡村社会灰色化的形成路径探析

自古以来乡村中便有灰色力量的存在,不同的时代乡村灰色化的表现形式不同。改革开放之后,乡村灰色势力在农村中不单单扮演混混或者地痞流氓的角色,而是介入到了村庄治理过程中,其产生的原因不尽相同,但主流村庄乡村灰色化的形成路径大致相同,文章就是从社会基础的角度分析乡村社会灰色化形成的路径,并提出若干措施,以求对化解乡村灰色化有所帮助。     

“问题化”逻辑:弱势群体抗争行动的一种解释

社会问题要经过公共权力系统的选择和过滤机制才能进入政策议程。基于此,问题化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弱势群体推动问题解决的一种重要逻辑,即只有发生足够大的影响,具体问题才有可能进入政府的议事日程。在实际行动中,弱势群体综合运用了说、闹、缠三种技术,并且采取了形成众势和借助形势的策略。利益受损、中央政策、地方政府的面子、人多势众以及其他敏感性问题是弱势群体选择这种逻辑的筹码。传统文化遗留的青天情结、社会问题的非制度化处理产生的示范效应、弱势群体自身的不足以及既有社会管理制度的缺陷是促成问题化的直接动因。剖析问题化逻辑,对于建立制度化的问题解决机制、促进社会和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面深化改革视域下乡村社会矛盾化解效能的提升

社会矛盾化解是推动乡村全面深化改革、和谐社会建设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全面深化改革为乡村社会矛盾化解提供了契机、动力,并提出诸多新要求。当前,乡村社会矛盾化解取得很多的成绩,但仍然存在不足,与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影响了化解效能的提升。因此,应形成适应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的乡村社会矛盾的整合型治理机制,从而到达有效预防、调控、化解与治理乡村社会各类矛盾与纠纷,以此大力提升乡村社会矛盾化解的效能。     

民事错诉的产生原因及规制对策

民事错诉是一种特殊的侵权。随着民事案件数量的迅速增加,民事错诉不断显现,对社会的危害也越来越大,抑制错诉刻不容缓。我国理论界关于错诉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立法上也没有设立民事错诉责任制度,关于错诉认定及处罚无法可依,司法实践中对很多错诉行为无可奈何,严重的损害了司法的公平和权威。研究错诉的认定和规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构建多元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需要构建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的多元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以更好地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一般而言,多元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构成部分:诉讼化解机制与非诉讼化解机制。诉讼化解机制也被称为社会矛盾纠纷的公力解决方式,即借助国家公力来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具体地说,就是通过诉讼方式,由法院对各类矛盾纠纷进行审理和判决,最终形成解决方案和结论性意见。在当前我国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体系中,这是最具权威性、最常用的手段。非诉讼化解机制也被称为社会矛盾…     

从防控到善治:涉法涉诉信访法治化建构的制度逻辑

涉法涉诉信访的"防控式运行"是一种以维稳为目的而不是以彻底解决问题为价值取向的非法治运行方式,具有较强的自我封闭性和主体对抗性。"善治式"涉法涉诉信访运行机制则是以实现相关主体的多元参与和解决方式的法治化为目的的行动逻辑与行动策略。涉法涉诉信访从"防控式运行"到"善治式运行"的行动逻辑演进,为解构当前涉法涉诉信访运行难题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框架和可行的解决路径。质言之,"善治式"的涉法涉诉信访运行机制重构了信访处置部门与信访当事人间的平等沟通关系,通过吸纳整合体制外社会资源、建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涉法涉诉信访评价机制及重视信访处置部门公信力的建设,使多元共治、协同化的善治理念成为涉法涉诉信访的行动逻辑。     

论基层党组织化解乡村社会矛盾的效能提升——以思想政治教育为视角

社会矛盾化解是乡村治理的综合性课题,其效能提升需要软治理与硬治理的整合发力。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化解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问题解决的治理优势与功能,应该受到高度重视与细化落实。环视乡村社会矛盾化解的现实场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作用发挥严重不足,影响了乡村社会矛盾化解的路径创新与效能提升。有鉴于此,基层党组织应该主动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创新乡村社会矛盾化解的路径,将思想政治教育融于乡村社会矛盾化解的全过程,注重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乡村社会矛盾化解的主体素质提升、群众基础的夯实、思想政治工作机制的建立健全与良好社会氛围的营造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以此助推乡村社会矛盾的综合化解、乡村治理的改革创新与新型乡村社区的全面建设。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能动应对当前社会矛盾的科学思维

中共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将辩证思维和现代思维相结合,形成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化解社会矛盾的科学思维和思想方法。具体表现在,系统整体思维:更加注重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新思想;强烈的问题意识思维:以重大问题为导向和问题倒逼改革的新思想;方法论思维:明确提出用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推进改革的新思想;动力思维:更加注重凝聚全面深化改革和化解矛盾正能量的新思想;法治思维:强化法律在深化改革、化解矛盾中权威地位的新思想;底线思维:把握原则,留有弹性,兜住底线,防患于未然的新思想。新的党中央的科学思维,对全面深化改革、化解社会矛盾具有强大的指导作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征途上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取得了最新成果。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探析

一般来说,在利益表达体系尚不健全的社会转型期,仅靠政府来化解社会矛盾、调控冲突,效果往往难如人意,因而需要引入另外的组织力量参与社会矛盾的化解。对我国现阶段来说,这另外的组织力量主要是社会组织。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已通过邻里纠纷调解、弱势群体权益维护、政治参与、公益资源分配等方式在社会矛盾化解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人力物力的不足和制度环境的缺陷,其作用未充分发挥。要充分发挥自身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我国社会组织须多方争取公益资源,吸引并留住专业人才;而要更好地支持社会组织发挥这种作用,我国政府须更新管理理念,创新体制机制,改善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     

有效调处化解社会矛盾的对策探析

调处化解社会矛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重点,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社会矛盾调处化解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牢固树立调处化解社会矛盾的新思维,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落到实处。要建立健全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的科学机制,实现社会矛盾调处化解的及时、合法、高效,保持社会安定有序。     

完善化解矛盾纠纷的综合平台

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而是有完善的矛盾调处机制作保障，使各类社会矛盾得以及时化解的社会。上海在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大调解体系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一个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各方协同、社会参与的大稳定、大调解的工作格局已基本形成。同时，初步建立的化解社会矛盾综合平台还有一些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尤其在发挥“第三方”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作用方面，还存在不少困难。     

新时代我国社会矛盾及其制度内化解

新时代的社会矛盾相比之前有了很大变化,这给当今社会矛盾的化解带来了新的压力与挑战。如何使各类社会矛盾在中国现行的制度框架下获得解决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关键议题。这需要对新时代的社会矛盾作重新界定。新时代背景下日渐推进的世俗化进程、法治理念的不断上扬、社会合作意识的增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以及民生事业的发展为社会矛盾的制度内化解创造了条件。更新矛盾化解理念、加强现代制度建设、构建利益协调机制、创新矛盾吸纳机制、扩大公众有序参与渠道以及适度普惠型民生保障体系建设是新时代社会矛盾的制度内化解的可能路径。     

征地中的利益关系失调及其治理

当前征地中存在土地利益分配过程和分配结果的双重失调:分配过程失调主要表现为分配过程的灰色化和无序化;分配结果失调既表现为土地利益初次分配的失衡,又表现为土地利益再分配的不公。利益协调机制陈旧、再分配机制过时和矛盾化解机制乏力是土地利益关系失调的深层根源。因此,加快征地制度综合改革,构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新型利益协调机制、土地利益再分配机制和纠纷化解机制,是确保土地利益关系协调和农村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     

农民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及其治理

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农民市民化。由于城镇化中主体关系失衡、治理结构失调、治理方式失效及人与自然关系失和等原因,当前农民市民化陷入了经济、政治、社会、人际和生态等多重维稳风险之中。有效化解农民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需要构建政府引导的多元参与治理体系,创新户籍和土地产权管理制度,培育城乡一体融合的认同文化,统筹运作绿色治理与社会治理。     

新时代我国多元社会矛盾的法治化解机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既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民族凝聚力日益增强的时代,也是多元社会矛盾交织叠加、国家治理能力不断面临挑战的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直面新时代的多元社会矛盾,坚持以法治化解机制取代人治化解机制。究其着力点,一是加强重点领域的风险评估,完善化解多元社会矛盾的立法机制;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完善化解多元社会矛盾的执法机制;三是践行公平正义的价值原则,完善化解多元社会矛盾的司法机制;四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完善化解多元社会矛盾的普法机制。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时代情势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理清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国家治理能力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探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长久之策。通过构建制度供给能力、政策执行能力、社会动员能力的三维架构,可以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现实困境进行清晰的展现。研究发现,当前的国家治理能力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过程中面临制度供给层面的基础性困境、政策执行层面的运行性困境以及社会动员层面的参与性困境。这就需要加强制度供给能力,增强制度供给的协调性、开放性与创新性;提高政策执行能力,优化政策执行主体及执行过程;激发社会动员能力,创新社会动员策略及传导机制。     

浅谈社会组织在化解社会冲突中的作用

在我国进入风险高发的转折时期的大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增多,化解社会冲突是维稳工作的重点。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之计和有效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在社会生活的相关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其在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政策倡导、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所以,如何通过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来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基层民主建设是重要的理论课题和迫切的现实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