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权与安乐死

20世纪以来,随着《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人权公约的不断推出,人们对生命的质量和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安乐死越来越成为人类关心的话题。围绕“生命权”与“死亡权”之间的激烈争论,安乐死问题成为这个时代不能回避的话题。由于安乐死问题涉及医学、法律、伦理等多个方面,在目前的中国尚不具备相应的条件,所以,我们应慎言安乐死。     

安乐死的法律定义之思考

安乐死不能理解为“无痛处死” ,它不是“无痛致死术” ,也不是“特殊的死亡方式”。安乐死是一种优化的死亡状态 ,应当具有四个特有属性 ,其本质不是授人以死 ,而是授死者以安乐。安乐死可以分为主动安乐死和被动安乐死。     

浅论安乐死的道德问题及其法律思考

安乐死这一概念自20世纪衍生以来,一直饱受争议。不少国家和地区在民间都有安乐死的行为,但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对安乐死问题并未达成一致的认识。在法律和传统道德、伦理层面上看,安乐死到底是否与伦理道德相背离,在法律上究竟合不合法,究竟该不该立法,一直处于争议阶段。无疑,在道德方面,支持安乐死的人与反对安乐死的人所持的观点是截然对立的,即功利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对立。在法律上,法律尊重每个个体的自主决定,因此安乐死的合法化是可行的。     

安乐死类型之辩

本文探讨了安乐死的特征及其法律概念,并以法律意义的“安乐死”为前提对安乐死类型进行了分析与研讨。认为广义安乐死不能成为安乐死,狭义安乐死才是我们当下讨论的范畴;安乐死只能仅仅为自愿安乐死,所谓的“非自愿安乐死”不应该被列入安乐死的范畴：安乐死不仅指主动安乐死,也应该包括被动安乐死;A型安乐死不应当是安乐死行为。文章建议另行构建“安息死”等机制来处理植物人等问题。     

自杀：是“犯罪”还是“权利”？——自杀行为在西方法律史上的演变述评

本文回顾了西方各国从古罗马到现代社会，各历史阶段与自杀相关的法律渊源及其沿革，并以东方的日本为参照作了一定比较。自杀行为是“犯罪”还是“权利”，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自杀行为在现代终于被当成人（自杀主体）的一种最后权利。但是，与自杀有关的“安乐死”的是与非在20世纪后半叶以后又成了世界性的法律争辩。     

安乐死合法化的法律理由和路径

安乐死是人类的一种理性选择,是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带着尊严、快乐地死去,因此,安乐死的合法化是一种必然趋势。笔者认为,有的学者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角度分析得出“安乐死具有合法性,其合法化也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的观点是错误的;有学者试图用大陆法系的“违法阻却事由和期待可能性理论”来解决安乐死的合法性问题,进而找到安乐死合法化的理由,也是行不通的。因此笔者提出:从我国刑法学的角度看安乐死,并不具有合法性,但这并不妨碍安乐死的合法化,同时提出安乐死合法化的两条途经。     

从“犯罪”到“权利”：自杀行为的西方法律史述略

西方各国历史上对自杀行为的法律评价经历了从“犯罪”到“权利”的漫长而曲折的历程。到 2 0世纪 6 0年代 ,英国最后废除“自杀罪”,自杀在现代终于成为一种权利。“安乐死”的是与非在 2 0世纪后半期又演成了世界性的法律之争。本文介绍了西方各国与自杀相关的法律的历史沿革 ,并以东方的日本为参照作一定的比较     

在生的痛苦与死的安乐之间——关于安乐死合法化的思考

安乐死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对安乐死发展历史的回顾及争议的评析,认为安乐死在本质上属于“优死”,应当得到伦理道德的支持;安乐死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应作为犯罪对待;司法实践已在相当程度上承认了安乐死;安乐死的存在有相当广泛的民意基础。因此,安乐死有必要合法化。文章并对安乐死合法化的路径做了初步探讨。     

理解“安乐死”,为“安乐死”在我国的实施创造条件

“安乐死”的本质是为减轻患绝症的病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极端痛苦,有利于减轻其家属负担,符合优生、优死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安乐死”不存在现实的社会危害,没有损害绝症患者的生命权,是尊重个体生命权的体现。脑死亡法即将在我国出台,为安乐死的实施创造了条件。     

自杀与安乐死之辨

自然人的自杀行为是其放弃生命的一种方式，一般来说尽管自杀既不违法，也不构成犯罪。但人的生命是高贵而神圣的，不能轻易放弃，因而始终受到人类社会的普遍谴责。尽管安乐死与自杀有某些相似之处，然而，两者之间存在着性质迥异的天壤之别，安乐死不是自杀。安乐死的合法化不会导致对安乐死的随意放任。自杀不属于安乐死，任何以“安乐死”名义的自杀也不会获得法律的支持。因此，安乐死的合法化并没有、也不会改变现代社会对自杀的态度，更不是对自杀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