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中被害人诉讼权利辨析

关于被害人在刑事和解中的诉讼权利,存在若干认识误区,影响了刑事和解诉讼价值的发挥.应依托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和制度,合理界定被害人在刑事和解中诉讼权利.在自诉案件和解程序中被害人应有权处分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在公诉案件和解程序中被害人应有权对加害人的量刑提出建议.厘清刑事和解中被害人的基本诉讼权利,有助于保证刑事和解制度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功能.     

刑事和解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确立标志着刑事和解制度在公诉案件中的正式适用。本文拟从论述我国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入手,以刑事和解与传统刑事理论契合为视角,在对刑事和解进行法律层面分析的同时,回应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和解协议自愿性审查标准等争议性问题,并就刑事和解在理论及司法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障碍提出预防性应对措施。     

刑事和解制度的权衡与超越

法学界倡导我国实施刑事和解制度,实务界也有推广的趋势。将刑事和解制度放在和谐社会背景下和整个中国法治进程、宪政建设中,遵循诉讼平衡理念,分析刑事和解的效率价值,我们发现我国移植这种制度尚不具备相应的理念基础、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刑事和解在我国现有环境下不宜施行。但我们可以对其合理成分进行借鉴与吸收,坚定刑事法治理念,探索建立被害人援助制度和补偿制度,进一步完善诉讼程序设计。     

论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关于我国是否应该引进刑事和解制度,理论界的分歧很大。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人权的保障,也符合诉讼效率和诉讼经济的要求。我们应当在刑事诉讼中积极引进刑事和解制度,在法律中对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范围和操作程序等作出详细规定。     

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刍议

2013年实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和当事人刑事和解程序,但并没有针对未成年人这一特殊主体将两章内容有机衔接。建立专门化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是恢复性司法理论、尊重被害人意志以及我国传统的诉讼文化,文章在分析域外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设想。     

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的适用

近年来,我国某些基层法院在死刑案件中试行刑事和解受到诸多非议。西方国家严重刑事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的成功实践可资借鉴。在我国,刑事和解可以成为裁量死刑和死刑缓期执行的重要参考因素。应当适当延长死刑案件的诉讼期间,创设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程序性规定。应当允许死缓执行过程中的刑事和解。     

主题研讨——刑事和解：法律家与法学家对话录：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

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确实是当前实务上和理论上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在刑事诉讼中搞和解,对我们传统诉讼制度、传统诉讼理论产生了非常大的挑战.我们国家的刑事和解是在中央构建和谐社会这个理论指导下,首先从地方、从基层检察机关试点搞起来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注意到关于刑事和解国外也有一些理论,比如恢复正义的理论、平衡理论还有叙说理论.     

公诉调解的被害人主导地位——刑事和解模式的内在变化

近年来,刑事和解制度在基层司法机关得以充分实践。在检察环节,刑事和解从最初由公权力主导的"私力合作模式"逐步向由公权力引导而被害人主导的"私利救济模式"发展,其制度优势存续的同时,相继而来的是对传统刑事诉讼理论的冲击进一步加大,由此引发的刑事和解模式变化也必将对基层检察机关的诉讼过程形成新的挑战。     

论我国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以中美死刑比较为视角

美国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诸多成功实践可资借鉴。在我国,刑事和解可以成为裁量死刑和死刑缓期执行的重要参考因素。应当适当延长死刑案件的诉讼期间,以利于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应当允许死缓执行过程中的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平衡观

刑事和解是起源于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刑事思潮.作为一项刑事替代性司法模式,刑事和解是以人为本、和谐有序理念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体现,无疑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和整个刑事法领域的一体化进程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从利益、权利保障、诉讼权力与诉讼权利、刑罚的宽严相济及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践运作等方面对刑事和解所蕴含的平衡理念进行探讨.     

检察刑事和解规范化问题研究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刑事案件的解决方式,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它具有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高诉讼效率和节省司法资源的功能,全国检察机关已经探索了一些实践经验。由于各种原因,检察刑事和解在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尚不能充分实现其承载的应有功能。基于对检察刑事和解的实证研究,我国应当规范检察刑事和解,尽快完善刑事和解的立法规定,建立刑事和解适用所需的配套制度,以使其体现自身的合理价值。     

刑事契约一体化: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发展趋势

刑事契约是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本质特征。基于公正与效率的价值衡量,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具有诉讼效率方面相一致的积极性,同时也各自存在着在利益保护之上的分配不均。刑事契约一体化是在辩诉交易基础之上,吸收刑事和解的合理成分而系统化整合的结果。     

刑事和解制度探讨

我国检察机关试行的刑事和解制度最大程度地体现了恢复正义的具体要求,有利于缓和冲突.然而,由于刑事和解内在的缺陷以及刑事和解制度的不完善,刑事和解也带来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我们应当构建符合理性要求、良好运行的刑事和解制度.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的转型期，社会犯罪率激增，刑事案件逐年提升，重新犯罪率很高，被害人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严峻的社会形势对传统诉讼模式的运行方式和效率都提出了挑战，研究刑事和解制度对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新的刑事和解与民间存在的“私了”行为存在着差异，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应与我国的国情民情相适应，与我国的司法实践的进程相吻合，与传统的法律文化相符合。     

公诉阶段的刑事和解问题研究

公诉阶段的刑事和解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究竟应不应该适用刑事和解以及如何适用,都需要综合各种状况从长计议。在法治社会中,刑事和解在公诉阶段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公诉阶段的刑事和解有利于保持刑法的谦抑性;有利于被告人复归社会;有利于检察机关提高诉讼效率。它有可能成为后法治时代刑事司法制度的常态,刑事和解的推进需要理论上的深入探讨和实务上的经验摸索。     

刍议刑事和解制度的刑事实体法基础

我国现有的法律对刑事和解制度尚无明文规定，但该制度所独具的优势得到了我国学者的广泛认可，司法实践中也有了大胆的尝试。究其原因，就在于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有着一定的刑事实体法基础。     

刑事和解的适用阶段与法律效果探究

目前,对于将刑事和解制度正式引入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已取得了广泛的认同,但对于其究竟可以适用于哪些具体的诉讼阶段,则不但在当前的试点实践中存在着不同的做法,而且在理论界也存在着不同看法。结合具体的理论与实践情况来看,将刑事和解适用于刑事诉讼从立案到执行的全部阶段,不但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而且在实践中也是可行的。同时,出于对刑事和解与惩罚犯罪平衡性的考量,还应当根据各诉讼阶段的不同特点和任务,对刑事和解的法律效果予以合理设计。     

量刑视野下刑事和解的属性与适用

作为刑事诉讼法中特别诉讼程序的刑事和解,由于符合量刑情节的基本特征,因而属于量刑情节的范畴。而量刑情节在本质上属于刑事实体法,所以作为法定量刑情节与酌定量刑情节分类依据的"法定"必须是刑法规定。这也就意味着在当前刑事和解并未被刑法规定的情况下,应当将刑事和解归类为酌定量刑情节。刑事和解具有多情节的复合性和多主体的交易性,决定了其在量刑活动中具有功能的多元性和适用的慎重性特点。     

现实与重构:“中国式”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

世界范围内未成年人犯罪率上升和犯罪低龄化问题已经成为危害社会安全的突出问题。当前我国社会处在转型期,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渐突出,需要发挥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作用。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要引入区别于成年人的刑事和解制度,并构建"中国式"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以和为贵"一直是我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精髓,这种"和"理念更应贯穿于"中国式"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整个过程。     

重罪案件刑事和解的刑法文化解释

司法实践中对于轻罪案件进行刑事和解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对于重罪案件能否进行刑事和解,则存在不同的声音。有必要对重罪案件能否适用刑事和解进行本土文化的考察。我国古代社会严格禁止重罪案件刑事和解,民众的报复思想较重,这决定了重罪案件的刑事和解较难在我国开展。但是,在我国当前犯罪被害人急需物质赔偿的情况下,开展重罪刑事和解有着积极的意义,也不必然导致＂以钱买刑＂。世界各国刑事和解的实践也表明,重罪案件的刑事和解正在逐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