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犯罪的环境预防研究

青少年犯罪率的久高不下促使人们对青少年犯罪预防的理论不断进行日益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本文作者以青少年犯罪主体的生活环境为视角,展开对青少年犯罪的环境预防研究。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加以探讨。宏观预防方面要做到:加强社会监督,密化预防网络;弘扬传统文化,净化社会环境;整顿文化市场,清理精神垃圾;针对青少年的身心发育特点,开展青春期教育和性教育。微观环境方面应当做到:加强家庭教育;搞好学校教育;加快文明社区建设;加强在岗青年职工教育;美化暂驻型微观环境。宏观预防与微观预防要密切配合、相互补充,共同实现青少年犯罪环境预防的宏伟和长远目标。     

法律系统的自我创生——以卢曼社会系统论为视角

卢曼的社会系统论是建立在建构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对当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予以观察,卢曼将法律系统描述为能够实现自我观察、自我参照与自我生产的自创生系统,这一理论为法律系统在社会大环境中有了一个全新准确的定位,对于正确认识法律系统与其他相关系统如政治系统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中立而客观的视角。通过梳理政治与法律之间的关联状态,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法律系统的自我运行特点和价值。     

公共视角下的政策监控：概念剖析与机制分析

政策监控是为了保证政策内容的合法性和政策结果的有效性而对政策运行状态进行监督和控制，它反映的是在政策过程中各政策主体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公共政策主体性的不完整构成了公共政策监控的困难与意义所在。公共政策监控机制的要义在于，当某一政策主体的政策行为明显偏离公共目的时，其所拥有的政策权力能够受到另一公共法权主体的否定性制衡。     

危机管理的理论思辨

危机的普遍性提出直面危机、改善管理、化解危机的识的树立,着眼点是控制危机,核心是提升组织的应变能力.     

城市独生代核心家庭老龄者的看护困境与模式选择——基于相关调查的分析

中国的独生代有着特殊的心理、行为和消费价值观,这些观念反映在对老龄者的看护问题上有着特殊的表现形式.随着老龄者看护需求的不断增大,传统家庭的看护功能越来越弱化和困难,本文基于相关调查,分析了城市中独生子女核心家庭老龄者的看护现状,并对其看护模式选择提出了建议.笔者认为,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在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的同时,需要引入看护保险制度的设计.     

事态犯罪的共犯理论研究

关于事态犯罪的研究已经形成若干成果。但关于其共犯形态的专门性研究尚属少见,为了实现司法实践中对事态犯罪具体案件的正确认定,本文着力探讨了事态犯罪共犯的相关理论,重点论述了事态犯罪的间接正犯、身份犯问题,事态犯罪的共同故意和犯罪目的问题,以及共犯行为方式的不同结合等几个问题。     

澳门刑法中的犯罪未完成形态问题研究

澳门刑法中具有很多值得思考和借鉴的科学法律思想与先进刑法制度。其中的犯罪未完成形态制度集中体现了澳门刑法的轻刑化、细密化和较强的可操作性等特点。本文分别以预备犯、未遂犯和中止犯为研究对象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与探讨。     

持有型犯罪的立法概览与立法目的探究

持有型犯罪作为犯罪的一个学理类型,已经获得了刑法理论界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和接受。但围绕这类新型犯罪所展开的各种理论纷争仍在进行当中。要更好的了解该类犯罪的历史渊源、理性依据以及时代价值,就必须对持有型犯罪在世界范围内的立法活动进行一个纵向的历史性探究以及相关刑法精神的解读,进而挖掘该类行为在当今时代被刑法设置为犯罪的立法目的所在与司法实践价值。     

从文化角度看当代日本外交

研究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外交 ,必须联系该国的政治传统、价值观念 ,以至于广义上的文化来进行考察。日本文化模式的价值精神赋予了日本特定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 ,他们共同影响着日本的外交 ,其“无常观”、“求新”精神、重视等级与依附强权、对外意识、“皇国史观”等因素是日本迈向“国际化”症结。     

论刑事和解在重罪案件中的适用

刑事和解制度在西方国家起步于17世纪,而在我国还难以称之为制度,关于刑事和解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均尚处于不断的研讨与探索之中。今年来,重罪可否适用刑事和解则被推至理论交锋的前沿:反对者从违反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削弱一般预防功能、滋生腐败等角度进行抨击;赞成者则从国家权力部分让与被害人以及恢复性司法价值等视角予以回击。从法哲学层面而言,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无缺的法律制度,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是利弊兼具的。综合分析,刑事和解凝结了新的时代意蕴,承载着更加合理的社会价值,有序、有效地引入重罪案件中的适用是利大于弊的。同时重罪案件在刑事和解过程中要充分关注可能出现的若干负面问题,并逐步加以调试和改进,以最终形成较为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