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非法证据采信的几个问题

非法证据是侦查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方法而获得的证据。它是否具有证据能力是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中非常重要的问题。针对目前我国对非法证据的效力在理论与实践中比较混乱的状态,本文参考国外的有关规定和对非法证据取舍的价值选择的评述,探讨如何确立并完善我国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浅谈非法证据的排除

非法证据的排除涉及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问题。各国理论界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观点因各自的价值取向不同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各自的片面性。我国应当建立非法言词证据绝对排除规则,对非法采集物证的排除应赋予法官排除非法获得的物证的自由裁量权。     

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的梳理——之（一）是什么？为什么？

对“非法证据”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两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所谓的“非法证据”，应在狭义上理解，即指执法、司法官员经由非法程序或使用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热议，首因是其被寄寓了遏制非法取证的厚望。对非法证据排除之遏制非法取证功能的质疑，在我国缺乏力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不能独立承担起防止错案的重任，防止错案也不是其当然功能。     

论刑事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

刑事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原则涉及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价值尖锐冲突.从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立法及实践考察来看,结合我国立法现状及国情,我国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原则应当是非明文不排除.     

广西边境的“三非”问题及管理对策研究——以广西那坡县为例

广西那坡县的"非法入境、非法贩枪贩毒、非法婚姻"等"三非"情况比较严重,而相应的防控工作又显薄弱,应进一步落实部门联动机制,努力提高边境治安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严厉打击各类涉边违法犯罪活动,加大对边境通道的管控力度和边境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和保障边境地区通商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边贸的迅速发展和边境地区的繁荣稳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实证研究——基于2013—2018年的556个案例

我国目前形成了一个由强制性排除规则、裁量性排除规则、补正规则三个规则组成的非法证据排除体系。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规定正在逐渐丰富,但是相较于立法,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非法证据排除情况仍然举步维艰。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近六年的556个样本为调研对象,通过宏观数据统计与微观案例研究两种方式分析发现,非法证据排除请求的提起数量逐年上升,申请被排除对象多为非法言词证据,成功排除非法证据的比例极低,且非法言词证据排除比例最高,申请进行非法证据排除案件多存在辩护律师,部分案件虽然成功排除了非法证据,但是对案件的定罪量刑仍然没有太大影响。     

关于非法证据问题的几点思考

我国媒体曝光的多起刑事冤错案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非法证据问题,这与我国司法实践中靠抓人破案,靠口供定案,没有严格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司法工作者应加强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二款规定,对"刑讯逼供",采用"暴力、威胁"与"其他方法 "收集的证词予以认定和排除,对于"毒树之果"也应该选择性地排除。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负有依法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也依法具有启动非法证据调查程序的职权。     

论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中的证明问题

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多发生在封闭性、秘密性较强的侦查程序中,因而往往难以证明和查实。如果不明确非法口供的证明对象、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最终将导致排除规则形同虚设。因而,解决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中的证明问题,已是落实非法口供排除规则、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当务之急。     

浅析非法证据的排除

2013年施行的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司法机关工作人员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获取证据,有利于实现我国现阶段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并重的刑事诉讼的价值追求。文章从法理和实践操作两个层面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予以分析和解读,指出应合理界定＂威胁、引诱、欺骗＂行为与侦查谋略之间的关系,采用原则性的施用条件加禁止性规定予以规制,同时,最高司法机关也应当通过案例指导的形式对实践中的做法进行规制。     

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美国警察搜查权的调控——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演变为视角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广泛使用,成为保护人民自由权利、限制警察非法搜查的尚方宝剑。但随着恐怖主义、毒品犯罪等的增多,加强警察执法权力,适当限制人民自由,成为联邦最高法院主导性理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随之产生了松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美国警察搜查权的影响历程,反映了联邦最高法院在保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平衡做出的不懈努力。     

论非法提供、持有、私藏爆炸物的行为定性及立法完善

实践中,非法提供、持有、私藏爆炸物的行为时有发生,但在我国目前该行为不构成犯罪,但鉴于它的社会危害性,为体现社会公正,为有效地控制非法提供、持有、私藏爆炸物的行为和解决司法实践对该行为存在的定性困难和错误的问题,建议将非法提供、持有、私藏爆炸物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但应将构成犯罪的标准提高。     

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选择原则与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保障人权、准确打击犯罪和促进司法公正的需要。切实可行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建立在合理的＂非法证据＂范围的基础上。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选择需要遵循人权保障原则、客观真实原则、非法证据推定原则和实质审查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适用,应当区分单一非法证据排除与多种非法证据排除的差异,综观证据的证明能力分别采信。     

刍议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随着最高法院2002年实施《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我国首先在民事诉讼中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这一规则过于原则性,不够详细具体,需要进一步完善。笔者通过分析国外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认为应从明确规则中的概念、建立非法证据排除的例外及对规则规定应更宽松等方面对其进行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更名的必要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念本身存在一定的瑕疵,严重影响了对该证据规则的基础理论研究。本文就该证据规则的词语概念和历史发展进行分析,阐述并论证了对其进行更改名称为"非法取证排除规则"的必要性。     

初步建立非法证据审查程序面临的问题及解决——以《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为语境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现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些缺陷,特别是程序性措施的建立使得非法证据被纳入司法审查的控制之内,将有效缓解我国司法实践中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现状.初步建立非法证据审查程序后可能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即如何认定"非法言词证据"、不受约束的...     

浅析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是刑事诉讼研究的重点问题,并且2012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基本明确了我国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了“非法证据”的范围、制定了相关的非法证据标准及程序等问题,为我国司法实践上提供了权威的依据和指导,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民事诉讼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形成和发展比刑事诉讼晚,而且相关法律对该规定也甚少,理论界的研究也是没有足够的重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并没有规定,因此,应该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理论上给予完善.     

刑事诉讼法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非法”、“等”二词探微

新实施的刑事诉讼法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非法”、“等”二词看似平凡,却有部分人对此存在错误理解,使得该规定效用的实现大打折扣.多角度分析部分人对此存在的错误理解,有助于阐明二词的应有之义,更好地发挥该规定的效用,对我国的法治进程有所裨益.     

论非法证据的效力与判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许多国家已确立,但我国对非法证据在程序上的效力没有全面、明确的规定。非法证据具有证据的客观性和相关性的特质,往往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有助于揭露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有时会陷入两难的境地:采纳非法证据能够证实犯罪,却等于默认执法人员的违法取证行为及后果;排除非法证据则会导致指控犯罪乏力,甚至使罪犯逍遥法外。在刑事侦查中警察正确把握非法证据的效力对于规范刑事司法行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非法行医犯罪案件的成因、特点和侦查对策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制度的改革,非法行医危害公民健康甚至生命的犯罪案件日益增多。非法行医犯罪案件的出现,与我国的医疗制度、社会经济条件、行医者和就医者的意识以及监管和执法不力有着直接的关系。非法行医犯罪案件具有自身的特点。要开展非法行医犯罪案件侦查工作,应正确定性,调查访问,勘查现场,进行技术鉴定以获取各种证据,同时加强各种侦查措施的综合运用,在抓获犯罪嫌疑人后及时讯问从而获取全面的证据。     

我国法院排除非法供述的实践立场研究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院排除供述的理由有,不能排除存在取供手段非法的可能;取供手段非法;程序违法;未补正或合理说明的瑕疵证据;符合一定条件的重复供述。我国法院排除供述呈现的特点有,在以取供方法非法为由排除供述时,法律多适用《刑事诉讼法》第58条而非第54条;排除供述的理由存在突破现行法律规定的情况;程序违法既可以作为认定"不能排除存在刑讯等非法方法"的支撑性因素,也可以单独作为排除供述的理由;排除非法供述通常不影响有罪判决。法院排除供述的深层次原因有,法官对人权保障观念潜移默化的接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设计趋于完善;供述的真实性无法保证;排除供述不影响定罪;排除重复供述的理由是"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对重复供述是否产生"实质的波及效力"。未来,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做到,进一步转变观念,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真正理解为人权保障规则;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体内容;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