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法典编纂:观念、愿景与思路

中国民法典编纂工作的进行取决于对法典观念的合理定位。大陆法系从罗马法以来,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法典观念。中国民法典编纂应遵循汇编式、重述式的法典观念。中国的民事立法需要通过法典编纂来实现民事立法的科学化,补充制度缺漏。民法典编纂还有助于建构合理的中国民法的法源体系,清晰界定立法与司法之间的界限。民法典编纂对于体系的考虑,需要服务于实践的考虑,不宜为了追求体系建构而破坏已经形成的法律体制的基本框架。民法典编纂对于总则编的内容安排应当以服务于司法实务为主要考虑因素,注重提供具体规范。民法典编纂在思路上,应采取整体推进,一次性编纂完毕。     

民法的法典化

法典编纂是法律文化和法学的最高贡献。法典编纂的动因是多方面的。在德国民法典产生至今的百余年中 ,它都因价值观和秩序观的变化而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这些变化在民法典的许多领域中体现出来。立法机关和法院对法律制度的继续发展使民法典具有了适应这些变化的能力     

近代欧洲的法典编纂运动

近代欧洲的法典编纂运动是大陆法系形成的重要标志,大陆法系的一些重要法典和法典体系都是近代法典编纂运动的直接产物。这场运动从法国蔓延至整个欧洲大陆,各国都按照法国或者德国模式编纂了自己的法典,形成了大陆法系独特的“六法”体系。这些国家抛弃封建的法律秩序,采用法典编纂模式来建立新的法律秩序,这场运动也给我们编纂民法典带来不小的启示。     

论作为政治性立法的1811年《奥地利普通民法典》

1811年《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编纂可追溯至1766年纂成的混合了自然法与罗马法内容的《特雷西娅法典》。奥地利民法典的编纂受到政治权力和皇帝个人偏好的影响,编纂工作时断时续,在约瑟夫二世和利奥波德二世时期分别颁布了《约瑟夫法典》（1786年）和《约瑟夫法典》的修正案（1791年）。通过马蒂尼和蔡勒的努力,法典编纂的自然法基础以及自然法与实证法之间的有机联系被建构起来。马蒂尼的自然法理论观念和蔡勒的法典编纂工作使得1811年《奥地利普通民法典》最终成为一部深受自然法影响的“罗马法法典”。     

从公私法关系的视角看《民法典》的编纂

民法典的编纂不仅仅是私法领域的一场革命,公私法的关系以及公法的发展和完善都必须纳入民法典编纂的视野,否则我们将步入理想主义的误区,民法典的制定及其实施也必将陷入困境。一部民法典能否达到我们期望的效果不仅要考究法典本身的制度安排,更要将法典放在整个法律体系和法治环境之中。只有协调私法与公法的关系才能制定一部完善的民法典并从根本上扫清民法发展的障碍。     

菲尔德及其《纽约民法典草案》——一个半世纪后再论法典编纂之是非

一个半世纪前,在普通法背景下的美国纽约州,菲尔德提出法典编纂计划并于1862年制定了<纽约民法典草案>,该计划遭到了以卡特为代表的学者强烈反对,双方就是否要进行民法典编纂展开大战,并最终于1888年以该草案被纽约州议会否定而终结.该法典草案分为人、财产、债和一般规定四编,是用大陆法系的组织法律材料的方法整合普通法制度的一次尝试,在法典的宏观结构和具体制度上都具有一些特色.虽然它最终在原产地遭到了失败,但对美国其他一些州甚至是国外的法典编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现在,我们能够对该次法典编纂之是非做出我们正确的评价.     

从公私法关系的视角看《民法典》的编纂

民法典的编纂不仅仅是私法领域的一场革命，公私法的关系以及公法的发展和完善都必须纳入民法典编纂的视野，否则我们将步入理想主义的误区，民法典的制定及其实施也必将陷入困境。一部民法典能否达到我们期望的效果不仅要考究法典本身的制度安排，更要将法典放在整个法律体系和法治环境之中。只有协调私法与公法的关系才能制定一部完善的民法典并从根本上扫清民法发展的障碍。     

民商合一模式的演进及民法典编纂中的创新性选择

民法和商法的关系是我国民法典编纂中的一个疑难选择。作为现代民商法渊源的《汉穆拉比法典》和罗马法是将民商一起规定的。法国关于商品经济的立法开始分为民法典和商法典,谓之民商分立模式,并为德日仿效。瑞士则于民法典中规定了商法内容,开创或恢复民商合一模式,为意大利等国追随。泰王国相关立法,内容上同于瑞士、意大利民法典,形式名称上则为民商法典。旧中国国民党立法虽采民商合一模式,但法典名称上如同瑞士、意大利仅称为民法典,而法典内容上的公司、票据等典型商法则以单行法形式独立存在。美国关于商品经济立法直呼其统一商法典,为英美法系中的新模式。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表明了民法典在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中的基础性核心地位。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民法总则》坚持民商合一并颁布施行。但对其合一方式或所定商事规范见仁见智,法典其他编的编纂正在进行,故仍需对法典编纂提供智力参考,且法典颁行也并不影响学术之继续探讨。从对民商合一模式演进的研究中,仍然可见能给我国民法典编纂以新的启示和科学创造性选择。在四种民商合一模式中,名副其实、内容简约的模式是更为理想的新模式。     

中国民法典的三个创新

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终于颁布施行了.建国70多年以来,民法典先后经历了五次的起草编纂,这一次我们终于把我国这么多年来现行的民商事法律法规编纂成一部法典.民法典在编纂上既没有采取德国五编制或法国三编制,而是采取了中国特色的七编制,单独设立了人格权编、侵权责任编,摈弃债法总则.民法典内容上的创新也不少.民事主体采用...     

民法典编纂让梦想照进现实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编纂民法典.在党的政治文件中明确提出进行法典编纂的情形,历史上并不多见,这足可见编纂民法典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民法典何以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其影响力已超出法律范畴,上升为党的政治决定?作为一部法律,民法典到底承载着怎样的光荣与梦想?在编纂过程中,又需要处理好哪些现实问题,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梦想与现实的统一,真正发挥民法典的功能?这都值得我们认真思索.     

日本近代"法典论争"的历史分析

在日本近代法律体系成立过程中,最能体现继受法特点的是民法典的编纂.明治早期,日本民法典编纂最初以法国法为范本,聘请法国人参与起草法典.但是,法国人参与起草的、体现自由资本主义精神的旧民法典在提交到国会审议时,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围绕着法典实施问题,日本朝野上下发生了激烈的论争,这一论争称为"法典论争".法典论争的结果导致了以法国法为主要继受对象的旧民法未来得及实施就归于流产.其后,日本起草民法典的方针转向以德国法为范本,开始重视本土条件,并排斥了外国人参与起草,完全由日本人编纂.日本民法典的成立过程和法典论争是日本法制近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体现了日本法制近代化的特点和性质,本文拟通过对法典论争的分析考察来透视日本法制近代化的特点.     

以民法典颁行为契机推动中国法典化进程——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典化理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蕴含丰富的法典化理论,适时把可以并能够编纂成法典的法律尽可能编纂成法典并加以实施是其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以民法典的颁行为契机,以我国法律的法典化为目标,对法律的法典化问题作了充分、科学的表达.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理论内涵丰富、意蕴深刻、逻辑严密,富有中国特色,其中的核心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中国共产党长期重视民事法制的制定与实施、民法典的颁布与实施具有重大意义、民法典为以后法律法典化提供了良好的范例等.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典化理论必将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全面依法治国中产生重大影响.     

孝道理念与民法典编纂

孝道是中国社会的传统美德。在中国当代法律实践中，尽管制定法未明确规定孝道概念，但孝道依然通过各种方式进入裁判者的视野，实质性地影响着司法实践。民法典编纂应当体现科学性、体系性和民族性。这就要求民法典编纂应当关注孝道在当代司法实践中的运行现状，从孝道的表现形式、适用的法律关系、内涵的主要内容和法律效果等角度出发，全面总结当代司法实践在以孝道作为相关裁判之正当性、合法性基础时所得出的有益经验。在此基础上，立法者应将这些经验反映到民法典相应抽象概念和具体规则的设计中来，及时回应社会现实需求对于法典编纂提出的挑战，完成立法者提出的法典编纂的历史使命。     

中国环境法典的编纂条件及基本定位

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启动环境法典编纂研究列入2021年立法工作计划,对环境法典编纂条件是否成熟以及技术方案的论证提出明确要求.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新目标新任务提出编纂环境法典的迫切需求,环境法治实践中存在的法律适用困境形成编纂环境法典的内生动力,环境法学研究所达成的学术共识奠定编纂环境法典的理论基础.环境法典编纂不仅条件成熟,而且恰逢其时.中国环境法典编纂理论研究,应深刻把握环境法典的逻辑体系与核心价值,厘清民法典与环境法典的关系;准确把握环境法的领域法特征,以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法典的核心价值与基础概念;深刻把握环境法的体系开放性特点,采取"适度法典化"模式、"总则—分编"结构,妥善处理环境法典编纂过程中的各种关系.     

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对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冷观察

由于存在有中国特色的立法官僚化,当前民法典编纂的进度对编纂进程和未来民法典 的内容与形式均会产生重大影响。此次的民法典很难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法典。期待民法典发挥宪法 性功能,以民法典实现限制公权、促进社会转型也不现实。当今社会民法法典化的功能只能被定位于 体系整合。学界应对本次民法典编纂抱有平常心,重点在法典的体系整合功能上着力。     

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民法典编纂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这一决定为我国民法典的编纂注入了强大动力。依中外民事立法经验看,民法典编纂是推进并保障改革的强力工具。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民法典的编纂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好机遇。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背景下,民法典的编纂必须处理好稳定性与开放性、自治与管制、继承与借鉴、守成与创新、一般法与特别法等几种关系。同时,民法典编纂应当积极反映改革成果、引领改革发展。     

我国民法典制定若干社会问题的思考

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法典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最高成就无疑受到极大的关注。纵观世界各国民法典的编纂过程,其社会基础无疑成为我们应该关注的焦点。本文指出民法典制定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仅仅有法律文本不能说法典化的任务已经完成,法律在于最终实现与否,法典只有有其实现的社会基础才有制定的内在合理性。     

民法典编纂的技术问题

从晚近以来的法典重构运动观之，民法典的专业化与精细化乃是法典编纂的必然发展趋势，而民法典的编纂技术却是我国学界甚少关注的问题。 当下，我国正在为编纂一部高质量的民法典而努力，因而在技术上借鉴他国的优良做法是有必要的。我国民法典编纂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在起草前期制定“立法原则”，在起草时注重条文用语的精确性，在条文编排上采用开放型编排方式，在条名设置上采用“系统排列”方式，这样就有望用先进的编纂技术确保法典编纂的速度与质量。     

中国制定民法典的若干问题

我国现在进行的民法典立法是1903年清政府开始法制改革,试图制定中国民法典的延续。民法典应采取德国潘得克吞式编纂体系;将人格权、侵权行为单独设编;规定债权概念和债法总则;制定单独的国际私法法典以规范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吸收英美法系好的成分、好的东西并应虑及到制定中的民法典2049年以后在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适用的可能性。     

行政基本法典的属性辨析

在经历法典化呼吁和模式论争后，行政法学应当转向行政基本法典属性研究，夯实法典编纂的理论共识。近二十年来，行政自制取向的政府治理体系改革成就斐然，为行政基本法典的记载和宣示奠定了智识基础，也为行政基本法典继续引领改革提供了坚实依据。行政法律适用标准不统一是当下法治实施领域的突出问题，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自身的矫正机制功能颇为有限，唯有编纂行政基本法典才能为统一法律适用提供权威依据。民法典和法治社会建设纲要为法治一体建设构筑了初步规范体系，基于法治政府建设的示范带动效应，作为助推法治一体建设基础规范的行政基本法典编纂尤为迫切。在回溯历史、观照当下和展望未来三重法治语境中辨析行政基本法典的属性，能够回答行政法法典化的中国之问和时代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