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宪法与修改宪法

宪政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实践宪法，一是修改宪法。“八二宪法”总体而言是一部体现改革开放理念的好宪法，但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宪法所规定的一些权利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应该通过一定的机制来实践宪法。     

政法委及公、检、法相互关系的改革

笔者讨论的是一个比较广义的司法改革,不仅包括法院的改革,还包含整个司法系统的改革,即包括政法委、公安机关和法院等. 关于政法委,主要是使其正确发挥作用.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要科学配置政法委职权,有所为有所不为.比如政法委是否要领导和干预劳动教养等问题,就值得讨论.政法委书记这个职位与政法委这个机构,两者的权力不能混同.第二,要避免以党代政.比如综合治理等工作,本来是政府的职责,但实际上变成了政法委的工作,由党来行使政府应该行使的权力,这应该谨慎.第三,政法委不应干涉个案.这个问题在胡耀邦同志任总书记的时候,曾经有中央文件明确规定.     

立法打响反恐攻坚战

恐怖袭击,响彻世界的悲鸣 近期,一部关于"9·11"事件的高清视频正在微信圈里疯传,让人们又一次回忆起了那十分惨痛的历史.当日,三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客机撞向位于纽约的世贸中心大楼和位于华盛顿的国防部五角大楼,2996人丧生. 近些年来,恐怖事件频频发生,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据新华网报道,莫斯科时间2010年3月29日,恐怖分子在莫斯科制造了地铁连环爆炸案,造成40余人死亡,70余人受伤;2014年4月14日,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郊区一汽车站发生恐怖袭击事件,造成至少75人死亡,215人受伤;2015年1月7日,法国巴黎《沙尔利周刊》杂志社遭到恐怖分子袭击,造成12人死亡,8人受伤……     

日本民法典100年的启示

民法典对于中国和日本来说，都是舶来品，都不是植根于本国土壤的固有法律制度，但中国的第一部民法典却是在 1931年最终完成并颁布实施，整整落后于日本 30年。从日本民法典和中国民国时期制订的这部民法典的质量和国际评价来看，虽然二者都是向西方，向欧洲大陆法国家学习的产物，显然前者优于后者，国际的评价也认为前者远远高于后者。日本民法典是开创式地向德国民法典学习，而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法典却是跟进式地向德国民法典学习，显露出很强的抄袭日本民法典的痕迹，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深的反思。 日本明治维新后，朝野对法律制度的改…     

完善制约机制 用好专项资金──萍乡市抓国债资金管理的做法

１９９８年以来，江西省萍乡市狠抓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内需。１９９８年，全市完成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１３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完成８３．８６亿元。１９９９年ｌ—９月固定资产投资又比１９９８年同期增长６０．２％，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９．９％。在抓国债专项资金项目的实施过程中，萍乡市认真抓好基础建设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和实施工作，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 打好基础 抓好前期工作 １９９８年８月，萍乡市成立了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导小组，由市长任组长，两名副市长任副组长，计划。财政、审计、建设、水利、交通、土地…     

市场自由与市场秩序

市场的自由和市场秩序是市场法治的两大组成部分:仅有自由而无秩序的市场虽"活",但却"乱";仅有秩序而无自由的市场是"不乱但也不活".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作到市场"活而不乱".但要让市场真正作到"活而不乱",谈何容易!中国至今没有完全摆脱"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这一恶性循环.所以,如何处理好市场自由和市场秩序的关系,仍是市场法治化的核心所在.     

法人分支机构法律地位析

法人分支机构的法律地位是我国民法理论和民事立法实践中的一个有待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根据所调研的情况具体分析了法人组织与法人分支机构在法律地位上的差异。认为,法人分支机构不享有法人资格,但有权从事各种民事活动,成为其所参与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成为民事诉讼主体,而且民事责任则最终应由其所属法人组织承担.     

三十年中国法治的轨迹和曲线

要对30年的法治进程做一个总结的话，我把它归纳为四个轨迹。第一个轨迹是循着人治和法治进行的。     

为权利而斗争的中国律师──漫谈律师形象与使命

我是以一名教授的身份与大家漫谈。北京的律师让我讲的时候，我是抱着诚惶诚恐的心情，但是最后还是经受不住诱惑，因为这个题目实在是太有意思了。第一次报告后全国的部分报刊予以了刊载，如果再讲会觉得索然无味，所以这一次来天津我把第一次的内容全部推翻，除了个别材料用一用，以表示我对天津律师的尊重。我本人虽然有律师资格，但是我主要不是做律师，而主要是搞教学工作包括一些疑难案件的法律咨询。而今天的报告又不能做成一个生硬说教式的报告，所以我想的题目是“漫谈律师形象和使命”，我从五个方面来谈一谈。第一方面律师职业的…     

有法律不一定有法治,有宪法不一定有宪政——法治三人谈

法学家想当然地认为,应该制订更多的法律对社会加以调控,这是法治国家的需要;而经济学家敏锐地看到了法律过多带来的过度规制问题:法律越多,律师、法官也越多,社会成本就越大,效果反而不好。有一种说法是,经济学家把蛋糕做大,法学家把蛋糕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