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地区体面劳动:成就、问题与对策——以山西省为例

近年来资源型地区在实现体面劳动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就,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就业压力大,制约着劳动者的就业空间;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威胁着劳动者的生命健康权益;劳动保障问题突出,"两极化"倾向明显。资源型地区实现体面劳动,应推动转型发展,扩大就业空间;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维护劳动者生命健康权益;加强工会建设,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在建设和谐劳动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     

金融危机背景下保障职工体面劳动新思考

保障职工体面劳动,是以人为本的要求,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内容.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保障职工体面劳动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如职工遭受较大的失业压力,职工权益更容易受到侵害等.基于此,当前保障职工体面劳动其意义更为突出,不仅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而且更能彰显我们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同时还能巩固职工的主人翁地位等.当前保障职工体面劳动,需要进一步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需要建立健全和深入贯彻有关保障职工体面劳动的法律与政策.     

从体面劳动的视角看同工不同酬现象

国际劳工组织认为,“体面的劳动”意味着劳动者从事生产性的劳动,其权利得到保护,有足够的收入和充分的社会保护。胡锦涛总书记在出席“2008经济全球化与工会”国际论坛开幕式的致辞中指出：“让各国广大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是以人为本的要求,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是     

“科学发展、体面劳动、职工权益”和工会的责任

目前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转型时期,我国仍然存在着大量侵犯劳动者权益的现象,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面临着严重形势。试图探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体面劳动和职工权益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思考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工会应该用科学发展观和体面劳动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以坚决保障职工的权益作为历史责任等问题。     

全球化时代企业劳动者权益保护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的开放和融合使全球范围的竞争加剧。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许多国家都把压低本国劳动力成本作为首选的方式。这就使政府对劳动关系规制放松,企业拥有更多的工作场所的支配权,采取了更为灵活的雇佣方式,雇佣更多非全日制员工、短期员工、租赁员工等。而这些非“正式”员工的劳动保障和待遇往往都很低,一些基本的劳动权益很难保障。本文分析了全球化对劳动者权益的影响,指出劳动者权益缺失产生的严重后果,最后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即政府应加强对劳动者权益保护,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强化工会职能,三管齐下维护劳动者权益。     

“体面劳动”在资源型地区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资源型地区受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实现劳动者体面劳动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表现为劳动就业压力较大,劳动作业危险系敷高,劳动用工不规范等.因此,资源型地区需要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充分发挥工会的职责和作用,加强劳动监察工作,加快劳动法制建设,以实现劳动者体面劳动.     

体面劳动与女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

女农民工共享体面劳动的权利,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体面劳动的视域看,我国在女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方面还存在就业歧视、权益受损较为普遍、特殊劳动保护不力、社会保障权利以及加入工会权、知情权缺失等问题。在推进体面劳动中加强女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护,需要确立保护女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基本原则,提高女农民工自身素质,构建保护女农民工劳动权益的社会机制。     

女职工工作环境权保护

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女性出现于工作场合,与男性一样谋求工作的机会,也力争在工作中体现自身的价值。但由于种种原因,女性职工在工作中的权利往往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在权利受到侵犯时也得不到完全的法律救济,致使女性职工在工作环境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如何保证女职工良好的工作环境,如何保护女职工工作场所中的权利,这些课题逐渐成为社会学、经济学和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从劳动者的"体面劳动"理念入手,着重探讨女职工工作环境权保护之困境及其制度完善。     

劳动法律三部曲唱响劳动者福音

2008年《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相继施行，分别涉及就业、劳动合同、劳动争议处理等劳动保障的重要领域，在中国劳动法制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三部法律奠定了我国劳动关系和谐的坚实基础，我们有理由相信，2008年从此唱响中国劳动者“以人为本、体面劳动”的福音。     

浅析集体合同的异化与重整

<正>集体合同制度在我国的劳动法律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在保护劳动者权益和调节劳动关系方面,具有其他劳动法律制度、劳动关系协调制度无法取代的功能。本文拟针对金山区集体合同签订情况中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探讨集体合同的制度建设。     

论居住权的权利建构

早期罗马法上的居住权制度已被后世两大法系演进为现代收益性居住权,集合物权、人权、民生权等多项权利基因,且在当下通过诉诸法院而表达出来,经由法院裁判生成一种新型权利。鉴于其权利结构具有融合性,能够有效融入我国《物权法》体系,故当以私法意义上的用益物权属性为权利基础,形成以《物权法》为核心的权利架构,明确居住权的主体与客体、权利与义务、变动与终止,以保障其权利的可诉性与规范的可操作性,拓宽居住权保护的救济路径,以实现居住权的法律保护。     

From the Wagner Act to the Human Rights Watch Report: Labor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Association, 1935-2000*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legal restrictions on the labor movement's right to picket and strike since the passage of 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 (NLRA) or Wagner Act in 1935. The NLRA was seen as a statutory equivalent of the First Amendment for the labor movement, guaranteeing workers rights of association and expression they had been denied historically through the use of court injunctions, criminal conspiracy prosecutions, and extra-legal violence.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of the late 1930s, often arising out of labor conflicts, also significantly expanded rights of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expression. Yet a report by Human Rights Watch (HRW) in 2000 concluded that US workers lacked the basic rights to organize, bargain, and strike required by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tandards. It found that US labor laws permitted employers to fire, harass, and intimidate workers with impunit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ecline of these rights since the Wagner Act, seeing the roots of the legal decline in the ambivalent legacy of the Act itself. On the one hand, both the Act and the Court legally recognized unions as legitimate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and extended to them many of the associative and expressive freedoms that had been available to other groups. On the other hand, the legal price for this recognition of legitimacy was the restriction of a range of expressive activities. Subsequently, labor's rights came to be treated mor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economic policy than of civil liberties and constitutional freedoms. This gradual legal retrenchment, along wit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left the labor movement severely weakened by the end of the century, with significantly less legal protection than its counterparts in other economically advanced countries. I explore these developments by relating them to the literatures on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Theoretically, I rely on work which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and human agency to understand the strategic choices made by corporations, state actors, and the labor movement.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n assessment of recent calls for labor law reform as a strategy for reviving the labor movement.     

我国劳动法律制度水平与核心劳工标准的比较

文章以八个核心劳工公约为基轴，运用比较兼有实证的研究方法，从劳工结社权、平等就业权、强迫劳动及禁止童工四个方面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我国劳动法律制度水平与国际核心劳工标准的差异，指出我国劳动法律制度水平与国际核心劳工标准不论是从总体上，还是从单个标准上，抑或是从相关标准的实践层面上，都有相当大的差距．正确认识这些差距是完善我国劳动法律制度、加强劳工保护的重要起点。     

城市减贫的权利再现

城市贫困的发生与城市化进程有关,也与城市权利的实现有关。在全球范围内,城市化多伴随着贫困的治理,收入的差距最终将摧毁城市健康成长的物质与权利结构。中国的城市贫困隐藏在城市化的宏大叙事之中,体现为城市公共生活的个体争取;在城市化已经完成的西方国家,城市贫困则体现为公共生活的机会丧失。从现象上看,城市贫困呈现出空间与职业的分布特征,但是劳动才是城市生活的权利起点,因此劳动权的保障应该成为城市政府的政策起点。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权利差距势必驱动人口流入沿海发达城市,从而形成单向度的权利选择,给一些城市增加了治理难度。因此,中国的城市治理还要立足区域协同发展,确保无差别的城市权利的全过程保障。     

从国际法角度看我国的外国人驱逐法律制度

我国法律中规定了多种具有驱逐外国人效果的法律措施,如限期出境、遣送出境和驱逐出境等,在适用这些法律措施时,不仅要遵守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还要与我国承担或应当尊重的国际人权义务相一致。我国的驱逐外国人制度应当符合国际法所要求的禁止驱逐难民和无国籍人、禁止集体驱逐、禁止推回和对外国人的程序保护等要求。同时,我国也应积极加入驱逐外国人国际规则的制订,促进对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处于他国境内的所有中国人的权利的尊重与保护。     

北京四区县农民部分法律权益实现情况调研报告

根据调查所掌握的基本情况,本调研报告针对进一步实现和维护农民法律权益提出五项建议。选择农民最需要、与农民生产生活联系最密切的法律知识和观念作为宣传重点,以法制宣传、集中培训、现场教育等为主要形式,搞好普法工作,真正让法律进乡(村)。依法进行调解,充分发挥调解在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切实推行《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真正实现男女平等。推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保证老有所养。进一步健全村民自治组织,确立和保障农民的自治权利。     

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完善对策

我国越来越重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研究作为财产保护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民法学者认为建立不动产登记制度应当遵循统一法律依据、统一登记机关、统一登记效力、统一登记程序、统一权利证书的“五个统一”原则。作为不动产登记重要标的物的土地与房产,其权利状况存在差别,总登记、初始登记、变更登记的程序肯定是有差异的,不可能强制统一;由于不动产权利状况的差异,要统一权利证书也是十分困难的。在分析了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基础上,提出了“一提高、二并行、三统一、四规范”的新思路。     

中德社会保障争议处理制度比较研究

中德两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社会争议处理制度和模式。德国社会法院作为专门审理社会保障争议的特殊行政法院，体现了法律保护的缜密性和司法的高度专业性，适应了社会保障争议多，内容纷繁复杂，技术性、专业性强的现实需要。中国社会保障争议处理法律制度则处于形成发展阶段，因争议种类、主体不同而设置了不同的解决争议的机构，采用了不同的法律制度、程序和处理原则。本文以两国现行社会争议处理法律规定作为比较标准，按照社会争议处理的程序，分别从社会争议的范围界定、行政处理程序和制度、法院处理程序和制度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为中国社会保障争议处理制度提供借鉴和启示。     

新型人格权的塑造及其法律方法救济

转型社会中，各种新型人格利益层出不穷。但在人格利益转化为人格权上，却存在着利益泛化为权利以及权利的绝对化等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在权利的确定中，不能有效运用法治思维进行新型人格权的塑造；另一方面，在权利的保护上，长期的“立法中心主义”造成诸多新型人格权利难以通过司法程序有效救济的僵局。所以，新型人格权的塑造及其保护必须诉诸“司法中心主义”的立场转换，并把新型人格权利的自然权利属性和伦理价值诉求变为可予以司法救济的法治诉求。此过程主要表现为裁决中的法律方法运用。如通过法律解释方法探寻案件裁判的法律依据；通过利益衡量方法明确权利泛化及冲突的权衡标准；以及通过法律修辞方法拨开笼罩在典型人格利益纠纷案上的权力或道德修辞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