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人治德治礼治法治考论

中国传统价值观最初重视人治和德治,后来有了礼治和法治,传统治理方式是人治、德治、礼治和法治四种治理方式的有机统一。德治、礼治和法治是人治的三种主要方式。在这三种方式之中,德治是根本,礼治是为了实现德治,而法治则是礼治的补充和保障。传统治理方式从作为人治的德治,逐渐走向了作为人治的非德治(礼治)。导致这种境况的根源则在于人治,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治理方式,必须变"人治"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形成贯彻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基于"法治"的"法治"和"德治"的良性互动。     

礼法合治——传统文化中“德治”与“法治”的发展

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从周朝"德"的启蒙开始,各朝各代君主为了实现长治久安,各有各的治道,最终汉唐时期德治与法治推向了礼法合治。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德治与法治的演变入手,取其精华,为当今社会合理运行机制所用。要靠"以德助法"、"以法弘德"相生相长方式,促进依法治国、礼法合治为建设中国特色法治社会提供重要借鉴。     

“和而不同”的人性与“殊途同归”的治道——先秦时期儒法人性观及其管理主张辨析

儒家的性善论与法家的性恶论分别是儒家“仁政”与法家“法治”两种不同管理主张的理论基础。孔子根据人性可塑而提出“德治”,孟子根据性善论而提出“仁政”,确立了儒家的“善政之道”。荀子根据性恶论提出“礼法兼治”的管理主张。法家韩非子等人则根据性恶论提出“以法治民”的管理之道。自汉以降传统中国的治道实为儒法（德法）互补与平衡,体现出传统文化中和谐管理的智慧,这对当前刚柔相济的管理变革和中西管理文化的融合都具有一定启示。     

中国传统德治的实质及其启示

传统的治国理念以等级制度为基础 ,德治的实质是“辅之于法的人治”。虽然在治理国家的实践中 ,儒家青睐德治 ,法家崇尚法治 ,但在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政治实践中 ,往往是“阳儒阴法” ,儒法互补的。法治经过现代转换 ,与民主政治相伴而生。社会主义的“德治”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民主关系为基础 ,具有不同于以往的全新含义。要从根本上杜绝“人治” ,就必须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结合起来     

先秦儒家法律思想中的“礼治”及其启示

先秦儒家以周“礼”思想为源泉提出了“礼治”思想。“礼治”思想主要概括为“亲亲”“尊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孝忠”思想和“礼法互补,综合为治”等,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我们应该正确评价先秦儒家法律思想中的“礼治”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貌离而神合:中国传统"礼治"与西方近代"法治"在法学价值上的契合

“礼治”是自西汉武帝之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基本治国方式,其主要特征是强调“德主刑辅”、“明德慎罚”和“礼法并用”。在一定程度上,“礼治”表现出尊重人的主体性及人的生命的人文主义特征和某种近代刑法原则的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开明君主时期的“礼治”,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法治”。“法治”在中国历史上不仅起到了缓和社会矛盾、减轻民众痛苦、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积极作用,而且因自身治国理政和刑制的独特优势在人类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现代转型中的礼法新说与治体论传统北大核心CSSCI

严复的西学译介透露出治体论语言和思维的系统性影响,以"治制"对接西学中的政体,同时显示出政制化、法治化作为主导逻辑成为现代政治思维的重心。这导致了治体论的概念重塑和理论重组,治道与治人的比重大为降低,制度和组织维度得以强化。礼作为治理模式被吸纳到君主政体之中且居于次要地位。政体论经由严复和梁启超的启蒙学术奠定了现代地位,而治体论则在他们的晚期立国思维中生机再现,《先秦政治思想史》的礼法重估蕴涵了共和谏言的丰富启示。钱穆顺其遗绪将礼法新说和治体论推至新境,始于以法治为中心的政体论阐发,归于推重礼治而反思法治,并确立了以礼治涵括法治的立国主导取向。治体论传统在现代转型以来为先贤阐发礼法新说提供了思想脉络和资源,有助于再思国家治理传统及其秩序机理,从而形成兼具传统智慧和现代活力的中国政治学话语。     

无德治之法治是恶的,无法治之德治是空的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的观念逐渐占据了人心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已成为现实。相反 ,“计划经济”和“人治”的思想已为世人所唾弃或者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提出“以德治国”是否有必要呢 ?从伦理学、政治学和法学角度看 ,“德治”又有何学理上的根据呢 ?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区区几千字难以说透 ,在此我只想简单地谈几点看法。首先 ,“德治”不等于“人治” ,“德治”也不是另一种形式的道德理想主义。由于长期受传统文化的无形影响 ,在许多人眼里 ,一提“以德治国” ,就很…     

论古代“礼治”文化与中国公安治理现代化——以山西省绛县、夏县、长子三地留存村规民约古碑为例

"礼治"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无治而治"与"为仁由己"的文化传统及其重要表现形式——古代村规民约,作为"礼治"文化系统的重要元素,对维护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国家治理背景下,要求我们深刻把握村规民约中所蕴含的"礼治"文化内涵,在中国公安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彰显"民生"为本的公安治理理念,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公安治理体系,推进公安机关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古代“德法并用”治国策略对法治中国建设的影响与借鉴

"礼法合治"是传统法律文化中总纲式资源,传统法律文化是礼法文化。"德法并用"是"礼法合治"传统在治国策略上的具体实践。"德法并用"的治国策略充分发挥了政治、法律和道德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在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处理上,道德占据主要地位,这造成古代社会法律缺乏独立的地位和品格。法治中国建设应充分发挥"德法并用"的积极作用,避免其消极影响,需要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之间关系,在官德建设上在加强官员自律的同时,实现法制化补位。     

傅玄的以“德”治国思想

傅玄是魏晋时期著名的学者 ,他关注现实政治问题 ,在传统德治思想的基础上 ,就以德治国的核心 (仁政礼治 )、以德治国的具体方案 (德法兼施 ) ,以及安民与选官等问题阐发了自己的见解 ,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德治理论     

从历史考察中看不同文化对『德治』的支持作用

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德治”传统的国家 ,同时也是一个有着灿烂历史文化的国家。纵观历史 ,会发现“德治”的实践 ,总是伴随着相应的文化发展 ,为其提供着强有力的支持。考察历史上文化发展对“德治”实践的支持 ,探索文化发展与“德治”实践的内在规律 ,对我们今天实施“以德治国”方略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主要从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思想、伦理道德思想和教育科学文化这几个与“德治”更为密切的方面 ,选择了西周、西汉、唐代和清代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德治”时期 ,来研究文化对“德治”的支持问题。从对“德治”文化支持的历史考…     

中国监察权规制的理论脉络追溯

中国自夏朝进入文明阶段或者说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深受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性质、政权组织形式和制度文化影响,尤其是当时主流统治思想的影响,监察权的规制所表现出来的性质、特点、方式等都有所不同。历史上"神治""礼治""德治""法治""宪治"和"党治"等思想在中国监察权规制中都扮演过重要角色。这些思想既表现出相互融合的特征,又依次发挥过主导作用,具有自身的演进逻辑,为我国监察权规制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原生、再生和新生:法治中国的文化进路——以传统法律文化为视角

在法治中国文化进路上,传统法律文化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传统法律文化是法治中国时空坐标的逻辑原点,是法治中国进程的内源动力。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德主刑辅、礼法并用、仁政思想、民本情怀、天人合一、和谐大同等思想铸就了法治中国的文化品格。从"德治"到"法治":宪法法律至上中融入"德主刑辅";从"民本"到"人本":主权在民的背景上坚持"以人为本";从"吏良"到"善治":制约政府权力的基础上坚持"为政以德"开启了传统法律文化返本开新式的转换路径。     

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封建社会法文化特点之探讨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封建社会法文化,是随着礼法结合的过程逐步完善、自成一体的,从这一过程中的几个典型例证里,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法文化独有的特色.     

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封建社会法文化特点之探讨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封建社会法文化，是随着礼法结合的过程逐步完善、自成一体的，从这一过程中的几个典型例证里，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法文化独有的特色。     

"以德治国"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精华

正确地学习、研究和领会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这个重要提法 ,关键问题之一是必须正确地理解和评价中国古代尊崇德治的传统政治文化与我们党和国家几十年的治国经验。下面我就这个问题谈点看法。一、“以德治国”是古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古今中外许多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都十分重视道德对于政治的作用。道德发挥作用的特点是求之于内而直指人心。古人讲 :治世在得民心 ,得民心者得天下。得人心的主要手段只能是靠“德治”。正因如此 ,讲“以德治国”就成了古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的精华。在中国历史上 ,传说中的尧、舜、禹 ,皆…     

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实人根源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指导原则,我国全面展开了“三治结合”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模式的实践。“三治结合”作为社会性治理模式,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创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运用,具有深刻的现实人根源。如何从根本上认识这一模式与现实人个体之间的关联,需要从基因性、文化性、意志性和环境性四个决定现实人生成的要素出发,从现实人本身具有的自治性、德治性、法治性及其相融合基础上形成的“三治一体性”倾向出发,深刻认识社会性治理模式与个体性倾向之间的联结方式,从而在根本上促动“三治结合”社会性治理模式效能更好发挥。     

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吗？

礼与法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总的来说,二者之间没有截然可分的界限。费孝通先生把传统中国农村社会概括为“礼治社会”,但由于他是在广义与狭义两个不同的层面上使用“礼”这一概念,因此他的“礼治社会”也就相应地具备了双重的含义无法的社会和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社会。我们在把握费老的“礼治社会”时,应该把它正确理解为是主要依靠传统来应对生活需要的社会,而不是可以完全不需要借助法律来维持公共秩序的社会。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中的“颂系”法律文化传统北大核心

“颂系”法律文化传统是传统德治观念引导刑事强制措施的结果。其起于汉初,盛于唐宋,延至明清,既表现为通过对涉罪轻重、官贵身份、生理弱势等因素的权衡,构建出宽严有等的强制措施规范制度;也表现为对“个人利益-农本经济-社会秩序-政权稳定”递进逻辑的思量,做出因时施恩的诏令。这一历史现象背后,是古人在强制措施适用上慎刑的体现,也是古人在面对矛盾交错、灾异多发时,加强德治观念在强制措施领域的渗透以追求社会实效的思维体现。该传统影响至今,表现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下的“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并为强制措施司法实践提供了中国智慧和历史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