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公民有序参与角色转型的制度分析及对策探究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公民有序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表现在公民参与由"被动型"管理客体向"主动型"治理主体,由"人治型"管理客体向"法治型"治理主体的角色转型。公民有序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需要,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公民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制度现代化是一个关键。因此,从制度建设角度来探讨公民有序参与角色转型及其路径,通过制度安排来提升公民制度参与的权利意识、管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对实现公民参与角色现代转型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     

“补短板”语境中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探索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有效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等方面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角度看,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有制度化的机制安排。从民主党派自身建设角度看,参与社会治理能进一步增强政党意识,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要环节。随着"治理"内涵的丰富、外延的拓展,民主党派及其基层组织不断探索着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本文尝试在上海城市建设"补短板"的语境中寻找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工作的新的切入点、着力点、发力点,在提升"补短板"自觉能动性、优化"补短板"工作环境、打造"补短板"信息枢纽、制造多样化"补短板"工具、积蓄"补短板"人才力量等方面,探索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新路径。     

南京市商协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探讨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社会控制、社会服务与激发社会活力是社会治理的三个基本维度,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在于社会服务。商协会作为社会组织中的经济社团,已逐渐成为提供社会服务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统一战线社会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探讨经济社团中的商协会参与社会服务相关问题,综述南京市商协会简况及参与社会服务的实践,检视不足,提出对策建议。     

行业社团社会化转型的路径选择:法人治理结构

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当代中国,发展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化程度较高的行业社团已经成为共识。但众多观念和制度障碍使得行业社团的社会化进程困难重重。中国行业社团究竟走哪条路,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和最有效的方式实现其社会化进程。社团社会化的路径选择需要从中国行业社团发展的大环境出发,只有适合国情,才具可操作意义。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社团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社团社会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路径应该是立体的、综合的、非均衡的、滚动式的发展过程。社团社会化的内容包罗万象,只有找准切入点才能事半功倍,而借鉴现代企业制度,构建行业社团的法人治理结构将是成功的关键。     

社会企业嵌入社区发展治理研究——基于成都市的实践考察

近年来,社区社会企业成为参与社区发展治理的新生力量。社区社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破解“自治深不了、财政兜不了、市场管不了”的部分社区发展治理难点提供了路径,对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着重要意义。当前,社会企业已经在盘活社区资源、增强社区财力、扩大社会参与、丰富社区服务、密切社区联系、解决社区问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最优路径选择、抵御市场风险、规则秩序构建等方面仍然面临挑战,这就需要从完善配套支撑、构建支持体系、明确运行机制等方面发力,引导社会企业健康、有序地嵌入社区发展治理当中,进而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和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社团治理机制的范式创新与比较——基于新制度主义进路的视角

新制度主义作为研究方法,以解构宏观社会和解剖微观事例为基础解读制度演变的答案;从竞争性和合作性的人类特质角度,来建构新的社会结构体系。应借鉴历史制度主义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能动性特征,加强社团治理的自生机制建设;借鉴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结构性特征,加强社团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借鉴规范制度主义能动与结构的联动性特征,加强社团治理的公共机制建设;同时,也应突破新制度主义"联动与结构关联性"的认识,构造"能动—结构—互动"的社团治理机制新机律。     

澳葡政府时期“社团治理社会”的成因分析

澳门社团在悠久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社会角色,发挥着巨大的社会功能。社团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社会服务功能日趋强化,社会管理功能逐步凸显,社团具有了"拟政府功能"。澳葡政府对华人社会进行间接管理的过程中,社团成为个人及社会利益表达的平台,成为社会与政府之间的联系纽带,政治功能逐步得到强化。澳葡执政方式推动社团"政行合一"机制的形成,实现"社团治理社会",社团在澳门政治、社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稳步发展不可或缺的角色。     

从社政式治理到社团式治理：乡村公民社会成长的60年

近60年来,我国乡村先后实行了社政式治理和社团式治理两种模式,形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中国式的乡村公民社会,但它经过了艰难成长期和茁壮成长期。社政式治理和社团式治理虽然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后两个30年,但民间取向的这一脉络连续无间。社团式治理模式适合中国的乡村实际,而公民社会则是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形态的可能选择。     

社会资本:治安治理的一种研究方式

当前中国的治安治理实践客观上存在着警察失效、市场失效的问题,基层社区参与治安治理并与政府、市场等主体良性互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难题。这种治安治理结构的确立需要社会资本理论的支撑。社会信任是政府治理的支撑点,规范的建立是保障治安治理有序的前提,基层社区参与网络的建立有利于治安治理行为的优化。通过改革优化政府机构、完善立法、发展市场化治安组织和加强社区建设,可以为治安治理效果的提升提供路径选择。     

协同治理的社会基础及其实现机制——一项多案例研究

推行协同治理,既需要社会基础,即政府对社会主体地位的尊重,并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又需要实现机制,即构建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并健全多元主体间运行机制.为此,政府需要发挥主导作用,并和社会力量形成治理合力,不断为协同治理创造良好的社会与制度环境以及体制机制条件.德清县“民间设奖”、“桐庐百姓日”以及慈溪市“和谐促进会”等案例,分别代表了协同治理发轫及生长的三种路径,即自下而上路径、自上而下路径以及上下互动路径.在三种不同路径中,协同治理的发展和完善状况存在着差异.在上下互动的路径中,协同治理的绩效是最佳的;在自下而上的路径中,如果社会力量的发展能够受到政府重视并积极创建协同治理的实现机制,治理绩效比较显著,但政府必须在各种沟通渠道参与平台的构建,尤其是在运行机制的健全方面付出艰苦努力;在自上而下的路径中,因为社会基础薄弱,特别是如果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重视不够,加上治理主体本身不健全,就会导致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难以健全,尽管这一路径的治理绩效也比较显著,但需通过培育发展社会基础并健全运行机制来确保其可持续性.     

中国计生协参与城市社会治理研究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是城市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开展计生协参与城市治理研究是推动计生协自身改革的需要,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当前研究围绕计生协参与社会治理背景、内容、路径开展。未来的计生协参与社会治理应当以城市社会问题为导向,以服务城市治理实践为目的,以"新时代、新使命,新任务、新担当"为研究使命,深刻把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化和计生协组织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等背景,探寻新时代中国计生协组织如何在自身改革创新基础上推动城市社会治理创新。     

大数据场域中社会治理现代化：技术嵌入与价值重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大数据背景下何以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以"场域理论"为理论基础,基于技术嵌入与价值重塑的视角归纳中国传统社会治理路径,即基于权力本位的"管控性治理路径"、基于服务本位的"回应性治理路径"与基于法律本位的"法制化治理路径",进一步对传统治理路径的局限性分析,得出其失灵的深层逻辑:目标趋利化和主体单一化致使其无法应对社会治理的隐性风险及无法奏效隐性风险的社会治理。鉴于此,提出将技术嵌入到传统治理机制中,构建社会治理的技术路径,并重塑社会治理的人本、效率、主体和技术的价值取向,以期促进大数据场域中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澳门社团的整合与培育研究

澳门社团本质上都是爱国爱澳社团,并在为特区政府实现"澳人治澳"的过程中,起到了参与和推动政治选举、综合和表达利益、促进社会整合、增进文化认同和价值传递等积极作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回归后的爱国爱澳社团在发展过程中生发出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并在一定程度上威胁着澳门社会的稳定。为此,要从澳门社团的社会定位、特区政府的政改措施、社团的自身建设以及统战工作有针对性的开展等方面整合和培育爱国爱澳社团。     

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地方经验——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

发轫于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被学界广泛认为是在中国发展协商民主的成功典型。"民主恳谈"制度强调在涉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规划和事关民生问题的决策之前实行规范化的平等对话与民主协商,实现了社会管理体系中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有机结合,发展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基层民主治理的新路径。"温岭模式"是一种适合于基层的合作式治理模式。尽管温岭协商式治理模式的实践对当地乡村(社区)治理结构尚不足以带来根本性的变革,但"温岭模式"所体现出的依法办事的精神,合理建构基层权力框架的举措,主动将基层治理中的创新形式纳入到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去的探索,鼓励现代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尝试,对于发展基层协商民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公众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城乡差异——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已有大量研究验证了社会资本对公众参与行为的积极作用,但对其"如何影响"却极少涉及。为弥补这一缺陷,本文以社团和关系为两大维度,构建了社团资源动员和人际关系影响公众参与行为的分析框架。以CGSS2012全国调查数据为基础,验证社团动员和人际关系对公众参与行为的影响作用以及城乡差异。研究发现:在城市社区,社团动员和人际关系对公众民主选举和公益服务参与均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且人际关系中的亲戚间强关系也促进了城市社区的维权参与行为。而在农村社区,社团对民主选举作用并不显著,但特定的社会服务类组织对维权参与却表现出显著正向动员作用,且人际关系中的朋友间关系促进了农村社区的公益服务参与。这样的发现对增进中国情境下的公众参与认识,进一步培育公众参与能力,引导公众有序参与,进而推进基层治理共建共治共享具有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     

整体性基层党建何以可能:空间治理的工作路径

城市基层党建存在社会参与不足、合作治理乏力的现实困境。基层党组织如何通过空间治理路径促进整体性党建发展,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是当前基层党建创新的重要议题。通过构建"结构—过程—绩效"分析框架,从上海市J街道党建空间治理实践入手,探究空间治理实现整体性党建的实现机制。从而发现,党组织、政府组织和社会主体的多元行动者系统在党建公共空间网络体系建设和党建活动开展的过程中,能够形成多种互动形态和内外互动路径,促进多元主体间的认知嵌入、情感嵌入和规范嵌入,进而实现整体性党建的治理绩效。     

社会治理创新的结果差异研究--基于多项目实践过程的实证分析

从"主体-客体"分析视角出发,构建地方政府、社会力量、创新项目三个维度的社会治理创新结果影响因素研究模型,通过采用多值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30个社会治理创新案例进行分析,探究影响社会治理创新结果差异的因素及路径模式。研究发现:社会治理创新结果差异是多种因素的交叠效应;项目影响力是社会治理创新结果差异的基础性条件;公民参与对社会治理创新结果差异影响不显著;稳定存续型、内生动力持久型、阶段性目标主导型和治理效果不佳型是影响社会治理创新结果差异的主要路径模式。     

俄罗斯法治发展的“民间治理”动力机制研究

"全球社团革命"的广泛兴起和非政府组织的爆发式增长使原有的政府中心主义被多元权力主体的合作治理所取代,非政府组织成为推动法治发展的"民间治理"动力的源泉。俄罗斯独特的国情、由全能型国家向国家社会二元分离的转型阶段以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注定俄罗斯的法治发展与"民间治理"进程必然异于西方的传统路径。俄罗斯与中国同属于转型国家,所以,"俄罗斯法治之路"对中国转型期的法治建设与秩序生成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参考意义。     

社会治理共同体：语境、特征、溯源和展望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利益、责任、价值有机结合的"三重"统一体。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由"四元"主体即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共同参与治理的新范式,是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良性互动、同步实现的过程,是新时代加快形塑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关键步骤。准确把握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科学内涵、理论基础、基本特征、实践路径,有助于加快构建行之有效的以多元主体合作为关键的社会治理新模式。     

城市社区冲突治理中的社区社会组织构建——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

城市社区冲突"善治"的实现,必须以丰富的社会资本为基础,推进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共治。作为社区治理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社区社会组织的信息资本、人力资本、网络资本在城市社区冲突治理中分别扮演着"指南针"、"疏导员"、"关系网"的重要角色。然而,先天不足、能力不足、支撑不足,造成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困境。创新管理制度、强化法律保障,加强组织能力建设、加大培育扶持力度,培育社区公共精神、社区志愿参与制度化,是优化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