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权力全面支配社会——论帝制时代中国的政治运行机制

说专制主义是帝制时代中国社会的实质和本质特征,其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帝制时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范式和运行机制,表现为专制权力支配一切、覆盖一切、规定一切、“通吃”一切。一方面,“专制权力支配社会”是专制主义作为帝制时代中国社会的实质和本质特征的最重要理由;另一方面,“专制权力支配社会”就是中国专制主义本身的实质和本质特征。帝制时代中国的社会运行机制的基本特征表现为:社会中的任何人、事都处于至上的、无限的皇权控制之下;传统社会中的人是处于专制权力的严格、严密、严酷控制下的“组织中的人”;传统中国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是政治原则而非经济原则,是政治决定经济而非经济决定政治,即“权力统治铁律”;政治权力全面干预社会生活,人民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由被剥夺得一干二净。     

权力意识的演变与专制统治

中国近代落后的一个根本原因即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而权力是决定这一体制的基本因素。各个历史时期,人们的权力意识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形成、巩固乃至瓦解起着重大作用。     

新中国警察制度现代化进程述评

新中国警察制度的演化过程及其经验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阶段：计划经济时代,我国警学界称之为传统警务阶段;第二阶段：初步改革阶段,公安机关在保持国家专制性权力的同时,开始逐步关注基础性权力的建设问题,警察制度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第三阶段：改革取得重要进展阶段,警察制度理性化程度明显提高。第四阶段：继续深化阶段,基本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现代警察制度。中国警察制度是一个富有弹性的制度,有能力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环境,逐步改变自己的形态。     

经济宪政：一个宪政新命题的提出

经济宪政是宪政的子概念,经济宪政是国家为了保障经济自由秩序的实现,而采取经济行动时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准则,是国家经济行动的“绝对命令”。经济宪政的应然涵义就是寻求国家经济权力与私人经济权利的平衡与和谐,是对一切经济专制的反叛,它既防止国家经济权力的专制,亦防止私人经济权利的专制;经济宪政的实然涵义就是既表现为以经济宪法为核心的所有体现经济宪政精神的规范性文件,又表现为上述规范性文件的实际运作状况,只有宪政框架下国家的经济行动方可能具有正当性。     

遏制权力任性需民主与法治并举

把任性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防止专制和腐败的根本。但遏制权力任性,仅仅靠法治是不够的,必须坚持两个轮子一齐转,一手抓法治,一手抓民主。搞法治,对作为事务官的普通公务员最管用;搞民主问责,对作为政务官的高级领导干部最管用。遏制权力任性必须立足于坚实的民主土壤,坚持民主和法治并举。     

试论监督的权力滞后于对权力的监督

试论监督的权力滞后于对权力的监督王际会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有句名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因为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就会遭到滥用、亵渎和侵犯，必然导致权力走向专制和腐败，这是非常严酷的现实。纵观历史发展进程，朝代更迭...     

论权力制衡原则的适用与借鉴

从政治学意义上讲,权力资源需要科学配置,目的是防止权力的高度集中,防止权力的专制、滥用和腐败。而权力制衡原则就是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由许多中外杰出思想家创造出来的政治文明成果。结合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实践问题,探讨如何从整体的视角,把权力制衡原则有效运用到我国权力结构中去,不仅是理论的需要,更是实践的需要。     

20世纪40年代金圆券发行失败的原因探析——基于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视角

中国在1948年的历史情况贴合制度被锁定在无效率路径中的特点:个人专制、政府衰弱以及财政恶化;通货膨胀的政策惯性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使得金圆券改革落入路径依赖。从经济学上来看,用货币改革去抑制通货膨胀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在国民政府的个人专制统治之下,面对恶性通货膨胀,不顾国内和国际经济形势,不经过民主程序,单凭领袖个人意志决定的货币政策最终给经济带来了巨大灾难,也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溃败作了最好的注脚。     

王安石政治法律思想批判

王安石以＂法先王之政＂为核心的变法理论,就是在必须由朝廷统一掌控、管理天下财富资源之理念下,用＂摧抑兼并＂的手段与民争利;同时用自己重新注释的儒家经典来统一教育内容与思想意识,选拔专为君主国家所用的人才;用儒体法用的原则,以两者治国方略互补的方式来寻求君主专制下国家统治的理想状态,以挽救北宋的统治危机。王安石相信在这个君主国家体制之下,专制权力能够对私人利益为所欲为发号施令的同时,也能够满足人民的共同渴望和需求,相信朝廷与官员能够＂为人民服务＂,丝毫认识不到官府权力膨胀的可怕性,最后使改革变成一场祸国殃民的大灾难。     

论专制主义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体覆盖功能

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政治结构范武和运行机制,表现为专制权力支配一切、覆盖一切、规定一切、“通吃”一切。 这样,专制主义通过专制权力实现了对全社会的整体覆盖和控制。一方面,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传统来看,传统文化从主 流正脉到其它各家各派、甚至支流末节,都是专制主义的倡导者、支持者或附和者。另一方面,从实际影响来看,专制主义支 配了中国人的政教礼俗,成为全体中国人的生命状态和生活方式。     

勇气和良知是力量

古往今来，专制者既不愿意赋予民众权利，同样也不愿意将固有的权力分开，让权力之间互相制衡成为自身的枷锁，身，以最方便控制他人，使，其实需要斗争。他们习惯于将权力集于一权力要真正能独立公正行     

论司法权与人权保障

国家取得权力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秩序及增进人民的利益。因此，对于违反公共秩序或对社会共同体造成侵犯的行为，国家有权进行制裁，这是国家必须履行的保护人民的最低义务。从国家权力运作观察，专制国家则以行政权力为国家最核心权力，     

宋教仁:为中国宪政流血第一人

辛亥革命之后,老练政客和封建遗老抬出黎元洪在先,让位于袁世凯在后,革命的胜利成果逐渐被吞噬殆尽,专制与复辟的黑幕,慢慢地在窒息着新生的民主政权。在这危机四伏的关头,时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的宋教仁试图以《临时约法》遏制袁世凯的权力。他参照西方各国宪法,企图通过立法来防止未来可能出现的专制,实施权力监督以及司法独立等。对于宋教仁的制度设计,袁世凯心怀恐惧,他私下说:“以暴动手段,来抢夺政权,我倒不怕,以合法手段,来争取政权,却厉害得多了。”1913年的3月20日,上海火车站。准备北上组阁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专制势力的罪…     

正确行使权力:新形势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

正确行使权力,是党对党员领导干部最基本的素质要求。在新形势下,党员领导干部必须防止和克服权力私有化、庸俗化、商品化、专制化的现象,做到真正为民用权、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和审慎用权。为此,应当自觉加强党性修养,贯彻民主集中制,接受监督,遵守党纪、政纪,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不断增强正确驾驭权力的能力。     

对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法学观察与思考

将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并使三种权力相互制衡的分权制衡理论最早见诸于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著述，是近代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专制的理论依据。200多年来，这种思想已经逐步在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运行机制中得以充分实践。同时，以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代表的议行合一的权力运行机制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也渐渐成熟起来。     

我国权力结构中的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本质上是一种国家权力结构设计,其存在和实践体现着当时的宏观权力结构图景。我国近代经历了封建专制、三权分立、五权分治和一元分立的国家权力结构变迁,我国行政诉讼在地位、审判组织、司法审查维度上也随之发生变革。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之际,我们应该从既有的宪政框架内提升行政诉讼的地位,建立独立性与专业性协调统一的行政审判组织,合理界定司法审查的疆域与强度,更好地完成行政诉讼的宪政使命。     

从价格法看依法行政

<正>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最重要的内容,这一点已成为大家的共识,然而,如何理解依法行政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国的封建专制的历史很长,因此社会成员甚至一部分立法者的头脑中,以行政为中心、行政权力无限、政府天然正确等观念根深蒂固。这些观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习惯做法,对于依法治国有着严重的阻碍作用。正式实施的价格法在给政府权力以恰当的调整和控制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对于今后的立法和执法都具有深     

中西政治权力制约模式的比较研究

权力分立与制衡是人类重要的政治文明成果之一,也是近代宪政架构的基石,其主旨是为了防止政治权力的集中、专制、滥用和腐败,实现权力的高效运行。基于社会历史原因,西方选择了三权分立的宪政架构,而中国则另辟蹊径,不断构建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以高效执行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体系。二者虽有相通之处,但形式和本质却截然不同,通过比较、权衡,取其之长,不断充实、完善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体系。     

富阳率先在全国“晒”出县域权力清单

<正>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健全公共权力运行机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一项重要改革部署。从2008年开始,富阳就积极开展以清权、减权、制权为重点的行政权力规范运行改革,有效促进了行政权力公开、透明、高效运行。去年底开始,我省率先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并以此为切入口,全面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在国内率先形成完整     

十八大后制度反腐展望

通过权力结构改革,可以实现权力分解与权力制衡,可以逐步确立党员和群众的主体地位,可以实现权力必须来自权利,权力必须服从权利,权力必须回归权利,以有效预防腐败如果说,前三十年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实现了对生产力的解放;那么后三十年改革,则必须以政治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以改革的精神开展制度反腐,恢复和重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制度反腐已成为十八大后政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