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与对外援助制度之完善

对外援助是中国与其他国家间进行政治、经济合作,实现政策、民心互通的重要政策工具。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需要不断扩大对外援助规模。对外援助需要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发挥先锋、先导作用,从战略上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对接,在资金上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倾斜,并通过构建援外制度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目前,中国存在援外制度不健全、援外基本法缺位、援外管理体系不协调等制度问题。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如何落实援外战略、调整援外资金结构和数量、提高对外援助实效等都对中国的对外援助制度提出新的挑战。当然,"一带一路"倡议也为完善对外援助制度提供了新的动力和契机,中国可尽快出台《对外援助法》,理顺对外援助管理体系,加强对外援助绩效评估,通过制度完善提升援助实效,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奠定坚实基础。     

国外对中国发展援助研究综述

新中国成立后,对外发展援助就是中国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外一些学者始终关注和研究中国的发展援助行为,研究的内容也比较广泛,从中国发展援助的历史,到援助制度和体系、统计数据、基本评价及未来发展方向,都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一些客观的分析和评价,也有一些带有倾向性的误解和误读。在对目前国外成果进行分析整理的基础上,我们应加强中国自身对外发展援助理论及实践的研究,以便与国际社会进行平等对话与交流。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下官方发展援助的变革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涉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三个方面,是一个具有真正变革意义的国际发展框架.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官方发展援助提出重大挑战:其庞大、复杂的目标体系对后者的数量和规模提出新要求;其三大范式变迁对后者的分配提出新挑战;其对各层面发展资金的协同增效要求对后者提出更高标准;而愈加复杂的发展筹资体系也对后者提出新挑战.为应对2030年议程带来的挑战,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正积极推进官方发展援助变革,并就现代化其统计标准和构建新的衡量工具达成初步共识,突出资金的可测量性和透明度.联合国也强调官方发展援助应集中在需求最大和筹资能力最弱地区,并与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发展资金相区分.中国应密切关注这一变革的趋势与动向,审慎引导新兴援助国合力应对官方发展援助的变革.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

中国的对外援助事业随国际、国内形势而变化。近年来官方对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视不仅促成中国对外援助指导思想的转变,也为对外援助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奠定了理念基础。中国为发展合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实践不断丰富:一是基于本国成功经验而开展的减贫国际合作成为重要公共产品,二是通过创新农业技术合作方式为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三是借助三方合作更好地创新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四是持续加强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中国对外援助在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经济、技术实力有限、援助项目可持续性不足、受援国国家治理与互不干涉内政之间协调困难、国际发展合作的话语权有待提升等挑战。未来,中国应注重从制度建设、资金筹集、可持续性提升、受援国能动性发挥、国际话语权提升等方面做更充分准备。     

结果导向型援助及其超越 ——兼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全球发展话语权

援助是一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冷战期间,美苏对外援助的主要目的是争夺盟友,对援助成效的评估主要是以过程为导向,其标准是援助的投入是否成功使受援国留在本方阵营。冷战后,西方国家内部出现援助预算的合法性危机,对援助成效的讨论也逐渐从过程导向转向结果导向。进入21世纪,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发展援助的结果评估提供了重要参照。结果导向型援助提高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可见性,但其存在的弊端和南北垂直援助特征需要中国制定超越援助的新时代国际发展合作战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吸收了结果导向型援助的积极因素,但这也为超越该理念奠定了基础。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2030年议程的深入对接为中国突破西方战略围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机遇。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生态文明思想共同构成中国全球发展话语权的基础,并逐步超越了结果导向型援助,为落实2030年议程指明了方向。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中国的南南合作

接替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获通过.中国的南南合作将在2030年议程实施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新议程的实施也会对中国的南南合作产生重要影响.首先,改革开放前,中国开展南南合作主要基于政治考虑,改革开放后更多追求经济互利互惠,进入21世纪后则与"走出去"战略密切相关.其次, 2030年议程为中国开展南南合作带来了机遇.与千年发展目标不同,南南合作的作用得到2030年议程正式认可;基础设施被列为新议程17个大目标之一,这将为中国产能走出去及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机遇;"超越援助"的讨论使中国将援助与贸易、投资相结合的南南合作方式得到更大认可.最后,在实施2030年议程方面,中国的南南合作模式主要是政府间合作,而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则要求中国更多重视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等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为了使南南合作在话语权和影响力上进一步提升,中国需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南南合作的界定、统计与评估方面加强合作.     

从分歧到理性:西方学界眼中的中国对非洲援助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大幅上升,西方学界对于中国援非项目的研究日渐增加,并且开始出现两种不同观点的争鸣:批评者认为,中国的援助是为获取非洲的政治或自然资源,给当地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而支持者则认为,中国通过投资人力资本和技术转让促进了当地的发展。2010年后,随着中国对外援助数据的公开,西方学者开始用实证研究方法重新审视中国对非援助的动机和效果,其对中国援非项目的评价开始趋于一致。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援非项目并非以获取资源为目的,并且通过改善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等方式总体上促进了非洲经济的发展。同时,上述研究也发现了中国援非项目的部分待改进之处,可以为进一步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和提高援助效率带来有益的启示。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国际发展治理中的中国角色

随着千年发展目标于2015年结束,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制定也已完成.国际发展议程和相应治理机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始于冷战结束,经历了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议程等三个阶段的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中有着不同的角色,总体上其影响力和地位正不断提升,根源上得益于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随着2030年议程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启动实施,国际发展治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期的中国而言,2030年议程的制定和后续落实,既带来了重要机遇,也伴随着不小挑战.为更好地抓住2030年议程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中国应更积极地参与国际发展治理,推动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建构,同时强化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南南合作,承担更大国际责任,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推动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发展治理机制的构建.     

十年一剑 霜刃小试——中国青年志愿者海外服务计划评估及其比较研究

中国青年志愿者海外服务计划由共青团中央最先发起。2005年8月，海外青年志愿者在被纳入中国对外援助体系后首次实现了对外派遣。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京召开，中国政府宣布将在三年内向非洲派遣300名志愿者，海外青年志愿者正式上升到国家意志与战略的高度，初步实现了规模派遣。2011年4月，《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发布，援外志愿者赫然在列，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具体措施之一。     

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目标、责任及中方立场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将于2015年底到期；国际社会正在密集地讨论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制定问题，特别是如何借鉴MDGs的落实经验与不足。联合国系统的多份报告已经初步设定2015年后议程的基本框架，当前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2015年后议程的具体目标肘旨标以及2015年后议程落实的责任承担问题。中国强调，2015年后议程应强调各国团结合作、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和解决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2015年后议程必须以消除贫困和促进发展为核心，相关目标的设定必须在考虑MDGs及其实施经验的基础上，一方面坚持（（联合国千年宣言》、“里约＋20”峰会及其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的各项原则和共识，另一方面积极应对新的时代挑战，同时兼顾世界各地区、各国的发展能力和特殊发展问题，进而形成综合性的指标框架。同时，加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南北合作为核心、南南合作为补充，共同促进新发展目标的实现。     

全球发展治理转型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当前全球发展治理处于转型的关键期。这一转型由全球发展体系权力结构的变革、新的发展挑战和新的全球发展议程共同推动,其中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重要原因。转型主要体现在全球发展治理的四大方面:在治理主体上,新兴经济体崛起,治理主体趋向更平等、更包容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在治理手段上,贸易、投资与援助相结合的"一揽子"方式成为重心;在治理机制上,联合国逐渐打破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垄断而发挥重要作用,一些新兴的机制建设也不断涌现,总体呈现出复合型机制的特征;在治理目标上,减贫不再是唯一目标,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为新目标。中国是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与贡献者,面对发展治理转型,新时代的中国应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并进一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贸易救济援助制度概述及相关制度辨析

贸易救济援助(Trade Remedy Assistance,TRA)产生于美国,它是指依法设立的公共机构向遭受外国企业不公平贸易手段损害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的与贸易救济法相关的技术支持和法律援助,以帮助他们筹备、提交申请书,寻求获得贸易法规定的贸易救济。我国并未正式建立起这一制度,国内有关这一制度的研究也正处于起步状态。     

后埃博拉时期中非卫生合作的趋向、挑战与建议

中非卫生合作是约翰内斯堡峰会提出的中非"十大合作计划"之一,后埃博拉时期中非卫生合作逐渐从传统友谊型援助向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合作方向转变,呈现出从双边援助到多边合作、由临床医疗到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由全科医疗到专科特色医疗、从国家层面上助推中国药品走进非洲、注重中国经验在非洲的运用等趋势与特点。与此同时,中非卫生合作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与挑战,卫生战略与决策有待进一步规划与统筹,援助项目有待深耕细作,医药产品走进非洲的瓶颈问题有待突破,体系建设的相关技术转移和经验分享有待开发。为此,中国应调整工作思路,着眼长远,将中非卫生合作纳入中国的全球卫生外交与卫生安全战略整体布局中,以中非卫生合作为契机和支点,将中国在健康领域的国际合作和全球卫生战略的实施引向深入。     

试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构的三大使命

未来十年既是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确立的关键十年,也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构的关键十年。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既要抓住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机遇创新发展,又要把握历史演进中的恒久因素合理坚持中国外交的既有理论成果或及时与时俱进地加以更新。这样,未来十年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构便具有三大使命,即理论传承、理论更新和理论创新。其中,理论传承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总体思想的坚持;理论更新和理论创新则更多集中于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战略思想和政策思想。     

中国对外卫生援助决策和管理机制的演变

中国开展对外卫生援助已有50多年的历史,援外医疗队是中国在卫生领域开始最早的援助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对外卫生援助的形式逐步多样化。就决策和管理机制而言,中国对外卫生援助分由两个部门负责:对外派遣医疗队由卫生部门主管,其他援外形式由商务部负责。几十年中,虽然这两个体系都经历了变化,但条块分割、缺乏政策一致的状况一直存在。中国对外卫生援助决策和管理机制演变所体现的特点,折射出中国整体援外机制的特点,也是中国总体外交机制变化的一个缩影。针对这些特点,需要改革对外援助决策和管理体系,加强对外援助专业领域政策一致性,加速对外援助法律框架建设和国家对外援助战略的制定。     

法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及对中国的启示

对外援助是法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广法国文化是法国对外援助的核心目标,但不重视对外援助的经济利益。法国重视对特定地区的援助,并制定了"优先团结地区"政策。法国对外援助属于中央集权式管理,外交部、财政部和移民部是法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法国开发署负责执行双边援助。对中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改革的启示在于设立独立的对外援助管理机构,并完善对外援助协调机制。     

日本与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政策讨论与核心主张

本文梳理了日本参与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讨论的主要进程和核心主张，认为其表现出五个特点。第一，日本尽管参与了制定2015年后议程的绝大部分组织和活动，但其政府行为并不十分积极，与其在制定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时的表现相比，亦有不小差距。这与国际社会力量结构的变化以及日本自身“援助外交”能力和意愿的调整息息相关。第二，整体积极性的下降导致日本政府尚未制定全面的立场文件，也缺乏对于所有议题的综合性阐述，而是追求健康、防灾等若干政策领域的“重点化”。第三，在政府积极性有所弱化的情况下，日本的市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因此国内的政策讨论和舆论宣传不失充分。第四，从整体上看，参与主体更为多元，并保持相对频繁和密切的互动。第五，政策讨论和立场宣示的手段更为多样。     

国外被害人社会援助制度比较与评析

被害人社会援助已纳入国际刑事人权保障的范畴,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日臻完善,为被害人获得社会援助提供了现实保障。本文在对比国外被害人社会援助制度的基础上,评析国外的先进经验和做法,以期对我国被害人社会援助制度的构建以借鉴。     

南南合作框架下的中国气候援助

气候援助是指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为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而采取的针对特定国家或地区开展的资金、技术等援助措施。气候援助是国际社会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具备相对突出的资金和技术优势,中国于本世纪初开始实施南南合作框架下的气候援助。通过这一实践,中国确立了相对完整的气候援助理念,即坚持气候援助与总体对外援助的统一性,坚持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导向,倡导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共存并进",确保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通过这一实践,中国还进一步完善了中国气候外交体系,丰富了中国对外援助的模式和内涵,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为更好地履行中国所担负的国际责任,促进中国气候援助的更大发展,中国应基于既有实践,建立气候援助的长效机制,巩固和深化南南合作型气候外交的模式和途径,持续推进气候治理技术革新,采取多种方式打造气候援助的话语权。     

构建我国FTA的贸易调整援助

本文主要介绍了贸易调整援助的相关理论,并分析了我国签署和实施的FTA可能会对国内产业带来的负面影响。由于现有的救济措施尚不足以确保受影响的企业和工人进行平稳调整,这可能会对我国进一步推动FTA战略的顺利实施造成不利影响,为此我国政府有必要在FTA框架下构建贸易调整援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