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近年改革与中国外交

联合国在中国的外交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提升联合国的地位、加强联合国的作用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方向之争,涉及到国际新秩序的建立。2005年是推进联合国改革的重要年头,国际社会围绕联合国改革的纷争异常激烈。中国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发挥了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中国为把握联合国改革大方向,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团结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冷战后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安全中的作用及前景

冷战结束以后,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安全事务中的作用明显增强,但是联合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和局限性.在未来社会中进一步发挥联合国在安全领域的积极作用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要求和愿望.     

联合国公务员制度的改革

联合国公务员制度的理念是指导联合国公务员制度的制定与执行的基本原则,也是联合国公务员制度所要达到的目的与效果.联合国公务员制度受到多方面的侵蚀,现实与理念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联合国近年来一直在对其公务员制度进行改革,但改革并未触及最核心的问题.要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联合国公务员制度,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     

联合国机制的挑战与机遇--透视联合国第59届大会

联合国第59届大会是联合国机制形成60年和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5周年前夕的一次大会,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大会讨论的最核心议题是以安理会扩大为主要内容的联合国改革问题。中国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的原则和立场对于推动大会进程以及影响联合国改革的方向起到了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     

试论联合国体制的走向

作为联合国体制形成基础的两极国际格局虽已瓦解,但由于尚无新极崛起,因而联合国体制暂时不会发生突变.在新极崛起引起联合国体制突变之前,次强国将会联合起来促使联合国体制发生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渐变.不论是渐变还是未来的突变,联合国体制的集体安全制度总体将被保留下来,它是国际体制发展的基本方向.联合国体制中不能体现国家平等以及不能有效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内容将逐步改变,朝着完善争端解决程序的方向发展.     

联合国发展机制评析

联合国有一套庞大的发展系统和用于发展的经费预算,来实施宪章中关于发展的宗旨.该套机制的建构、发展、运行及发展业务的操作代表了联合国发展职能的履行和业绩.但联合国作为全球发展的协调中心,在机制上存在着明显缺陷,有待进行关键性的改革.     

联合国与国际合作

促进国际合作是联合国的宗旨之一。40多年来,联合国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当前,世界正处于由两极格局向多极化发展的时期。在新的形势下,人们期待着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希望它在推动国际合作的活动中作出更大的成绩。 (一) 联合国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宪章把“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列为联合国的第一项宗旨,并规定了实现这一宗旨的办法和手段。这反映了签署宪章的各国     

浅析联合国维和行动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生事物 ,它在《联合国宪章》中并没有规定 ,而是在后来的联合国维持和平实践中不断发展起来的。联合国在解决严重的国际争端或冲突的过程中 ,曾多次采取维和行动。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形成和发展看 ,分为冷战前和冷战后两个时期。冷战前的维和目标不是“建立”和平 ,而是维持和平。冷战后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在职能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由维持和平向缔造和平和用强制性的手段“促进”和平的方向转化 ,表现出了新一代维和行动的主要特征 ,使联合国维和行动陷入困境。只要国际社会认真对待维和行动中出现的新问题 ,吸取教训 ,找出症结 ,维和行动在今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中仍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论联合国在推动海洋环境保护国际合作方面的作用

海洋环境保护离不开国际合作,其中联合国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联合国不仅为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法律框架,还积极致力于各项制度和措施的落实,推动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在各个领域的发展.同时联合国通过机制的完善,为各国参与海洋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进程提供了体制保障.对此我国应认真加以研究,以便更好地运用联合国提供的资源,在参与海洋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过程中维护我国的海洋环境权益.     

中等强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地位边缘化的根源——以加拿大为例

作为中等强国,冷战时期的加拿大堪称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急先锋和领导者,为维护地区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冷战后,尤其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参加联合国维和的大国迅速增多,哈马舍尔德三原则被破坏,联合国维和经费不足、效率低下以及美国、北约对联合国维和主导权的僭越,加拿大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地位逐步由盛而衰,呈现出严重边缘化的趋势.中等强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当前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有必要作出改革,为中等强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积极影响创造条件.     

联合国改革简论

联合国改革问题由来已久。进入新世纪,大国之间矛盾的增多和超级大国的单边政策使联合国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同时,联合国本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迫切需要改革。许多国家就此问题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中国提出联合国改革应有利于维护成员国的主权和国际冲突的和平解决、有助于保持世界的多样性等观点。从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情况看,如何学会在大国利益中的夹缝中生存和最大程度地为国际社会服务,是联合国改革面临的最根本难题。     

安理会的扩大与《联合国宪章》的修改 --法律角度的修宪程序分析

安理会的扩大须经过对《宪章》的修改才能完成。在《宪章》规定的两种修宪程序中,第108条模式”是目前修宪时最可能采用的模式。即首先联大通过修正案决议,然后交由会员国批准。操作中,每个步骤又可以有“一揽子”或“分项”的不同处理,因而产生出可以选择的操作步骤组合。目前各方对安理会扩大方案的最大争议在于,是否增加常任理事国。增常与否两种选择在争取《宪章》修改的操作层面也存在不同。对于追求“增常”的方案,最有效的程序选择是:在联大讨论阶段,采取分项讨论和分别通过决议的方式(第一个决议确立增加常任理事国;第二个再确定新增者名单);在批准阶段寻求一揽子的批准。对于支持和反对者,第一个决议能否通过是成败的关键。     

联合国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思考

20世纪末以来出现了不同于19世纪单方面人道主义干涉的干涉行动,即以安理会为主导的联合国人道主义干涉,其合法性依据主要在于对宪章第39条的合理解释,其在实践中面临的安理会授权难题也可以通过安理会改革的方式获得解决。     

论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所面临的问题

《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集体安全体系与国际联盟的有关规定相比，有着意义深远的进步。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宪章的设想暴露出了这样那样的缺陷，从而使得执行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职能面临一系列问题：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的政治基础不稳，使得集体安全体系赖以存在的“大国一致”原则难以得到实现；对行使集体强制行动的法律前提缺乏权威性的统一解释；联合国集体强制军事行动所需军队无法建立，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缺乏应有的法律规范。对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进行分析，有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完善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使之对人类的和平与安全发挥更大的作用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法律制度探析

2006年3月15日,第60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设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取代已运行60年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作为联大权力之下的指导和协调联合国人权活动的机关,新的人权理事会在其职权范围、法律机制和执行能力等方面都体现了对其前身——人权委员会的扬弃。特别是“普遍定期审查”机制的创建和建议权的行使等,可以使人权理事会更好地发挥作用。我国应继续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各项规则的制定,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一道,推动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     

强力维和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构

1999年以来,联合国新设立的维和行动基本都获得了强力授权,这主要源于维和特派团在国内持续冲突环境下面临的艰巨挑战和巨大风险。尽管《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为强力维和提供的模糊授权决定了其限度和内在缺陷,但仍然为使用武力创造了充足的伸缩空间。强力授权也使维和明显偏离了哈马舍尔德三原则:接战规则修改为"非自卫和履行授权不使用武力",授权任务的扩展及被动防御态势的转变使维和出现了积极进攻的军事化倾向;部分"破坏者"被排除在同意框架之外,并出现非自愿的强制特征;将公正和中立区分开,逐渐淡化并抛弃中立,表现出积极作为姿态。尴尬的是,当前维和特派团的主要问题不是授权不足,而是反应不力。强力维和导致维和态势进一步复杂化。联合国需要认识自己的能力限制和作为空间,将带有强制特征的维和转交利益攸关方,采取"合作维和"模式,从而缓解强力维和带来的压力和运作难题。     

联合国关于非殖民化的机制与实践

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进入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了彻底铲除殖民制度的时代.在推进非殖民化的进程中,联合国建立了自治领体系和托管体系,把非殖民化纳入国际监督机制;设立托管理事会,引进法律措施及维和措施,在实践上将《非殖民化宣言》的"民族自决权"转变为"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现实;为在2000年以前根除殖民主义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