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联合国人权保障制度:以普遍定期审议机制为例

联合国人权保障制度是在联合国框架下制定和实施国际人权法的一系列规范和监督机制,对于人权的保障和推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提高和国内人权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在联合国人权保障制度中的实践也经历了由消极参与到积极对话与合作的转变,而普遍定期审议机制的建立,则为中国加强与联合国人权保障制度的整体合作提供了契机。中国利用这一平台树立了新的国际人权形象,加强了对国际人权监督实践的参与,进一步提高了国内人权的保障水平,并提升了自身在联合国人权保障制度中的影响和作用。     

探析我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历程

建国初期新中国为争取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行了不懈的斗争.70年代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开始与大批国际组织建立或恢复合作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进入全面、健康发展的新时期.国际政治局势、经济利益及意识形态等因素对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历程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中国的国际战略也影响着其对国际组织的态度.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学习实践与身份承认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二战后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安全合作机制,是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学习实践过程.伴随着联合国维和行动自身的发展演变,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学习实践重塑了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认知,进而建构和重构了其对维和行动的身份认同,并在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正向演变的互动中实现了从形式、分配到价值承认的身份承认转变.在这一曲折的学习实践过程中,中国逐渐融入联合国维和机制,改变自己,进而影响世界.     

论控制环境犯罪的国际合作

当前,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同时,由此引发的国际环境犯罪也呈上升趋势。因而,加强环境犯罪的国际合作成为一种现实必要。惩治环境犯罪全球合作的方式主要有:以区域性国际组织为代理人,借用代理制度为公民私权利进行有效诉讼;赋予一些绿色组织、环境保护组织国际法上的法律主体地位;加强国际间的协作,制定共同遵守的国际法新条款;在国际法中增加确定联合国在国际环境保护中的权力和义务条款;加强环境外交和国际环境合作。     

试论我国反洗钱对策之完善——以联合国反洗钱公约为借鉴

联合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加强反洗钱领域内的国际合作,继《联合国禁毒公约》之后,又在《联合国反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中对反洗钱犯罪的国际合作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因此,如何以该公约的反洗钱规定为借鉴来完善我国的反洗钱对策,是本文关注的问题之所在。     

国际环境法上的对世义务与共进国际法

共进国际法强调国际合作共赢以应对国际共同关注事项,有利于全球环境治理。对世义务体现了现代国际法的共进性,强调环境保护是各国义不容辞的责任。两者都以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作为立论的基础,突破传统国际法以国家同意为基础的契约模式,代之以义务性的积极合作模式,是全球环境保护的新理念。国际环境法将以共同但有区别责任为基本原则,以对世义务与共进国际法为理论发展动力,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为保障机构,推进全球环境保护运动的有效开展。     

发达国家蓝色经济区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在发展海洋产业、海洋法律法规设立、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综合等管理方面有许多经验,借鉴国际多样化的海洋开发政策与临海经济区发展战略,可以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提供启示和参考：完善政策引导,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加快地方立法进程,注重海洋环境保护,实施海洋综合管理。     

国际公约对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影响

自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实施以来 ,我国相继加入了一些国际公约和议定书 ,我国在国际海洋事务中的权利、义务发生了变化。为了与国际公约相衔接 ,以履行我们的国际承诺 ,保护我国在国际海洋事务中的合法权益 ,我国对该法做了修改。本文旨在从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对修订法的影响这个角度 ,来分析修订法中的相关内容     

战后人权发展的促进因素分析

加强交流与对话是促进国际人权进步的必然选择,战后国际人权的发展加大了这种选择的可能性.在人权主体上,"民族自决权"的确立扩大了人权国际对话的空间;在人权外延上,"和平权"理念的确立为人权的国际对话提供了必要的思维模式;在原则体系上,<维也纳宣言>为国际人权合作提供了行动指南;在机制保证上,联合国人权机构的建立为国际人权对话搭建了平台.     

联合国专门机构职能扩张的法律问题研究——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例

联合国专门机构和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间关系采取了非集中化模式,这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着明确权限划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领域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程度愈来愈高,机构间发生职能交叉的现象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整个组织的功能失灵,确保整个国际组织法的安定性,必须强调国际组织在专业原则范围内活动,而不能侵入其他国际组织的职责范围内,对于超过界限的国际事务,国际组织应当采用国际合作和协调的方式来解决.具体合作方式可以采用以下三种,即国际组织间订立合作协议;使用联合国系统内部的协调机制来合作;建立国际组织间的联合项目.     

联合国改革前景的分析

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之际,许多人对联合国改革的期盼和预期增加了。本文从国际进程、结构和认知3个方面对联合国的未来前景进行分析,认为,全球化进程导致了对联合国管理能力需求的增加,而国际力量结构和观念结构却不能导致有效供给的加强,因而在管理需求和资源供应之间出现了巨大差距,这种情况有可能使联合国改革进入较长的讨价还价停滞期,人们对联合国现阶段改革和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增强行动能力的期盼有可能落空。     

雄心勃勃:英国新海事战略评析

英国是传统海洋大国,靠海而生、向海而兴。2019年初,为继承海洋发展的历史传统,更好地应对计划“脱欧”以及世界海洋形势发展的新变化,英国政府出台了《海事2050:引领未来》。该战略可以发现,英国在海事领域的重点关切主要包括:发展海洋贸易、关注海事安全、重视海洋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提升在国际海事行业的话语权。对此,英国设立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并推出一系列推进措施,如注重整合国内力量、完善基础设施与技术支持、发展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伙伴关系等。中国应注意到英国海事战略中预见的挑战,加强顶层设计,支持海洋技术发展,保护海洋环境,加强海事合作,为中国建设“海洋强国”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赢得先机。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国家重建"问题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国家重建”行为是当代国际政治中十分重要的现象。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国家重建”与干涉及维和密切相联。干涉、维和与“国家重建”往往与危机和冲突有关,可以视为解决危机和冲突的不同模式。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国家重建”行为常常违反了国际法和国家关系的最主要的原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标国的危机和冲突,是实现其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     

试论我国海洋污染刑事立法

海洋污染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 ,也给 2 1世纪开发与利用海洋蒙上了一层阴影。全球已充分认识到维护海洋、保护海洋的重要性 ,在海洋环境污染防治上实行广泛、有效的国际合作已成为必要。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对海洋污染的刑事规定 ,结合我国的污染现状 ,及早在我国的刑法体系中确立污染海洋罪是非常必要的。     

美国在阿富汗反毒品战略的调整及面临的新挑战

阿富汗战争以来，美国在阿富汗制定了打击毒品的“五根柱子”战略，开展了一系列行动，但是阿富汗毒品问题却日益严重。由于缺乏安全保障。贫困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缺少政治保障，反政府活动与毒品贸易相互借重。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毒品战略不得不做出调整。然而，调整后的新战略依然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一是塔利班实力的不断增长将使美国反毒品战略的实施面临更加严峻的安全环境；二是阿富汗国内政治环境的恶化妨碍反毒品战略的实施：三是美国的利己主义立场妨碍其在反毒品方面展开有效的国际合作；四是国际金融危机给美国在阿富汗实施反毒品战略带来资金上的困难。     

海洋安全是维护海洋权益的保障

海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的海洋局势十分严峻，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完善海洋安全保护的立法，建立海上应急机制，成立独立的国家海洋管理机构，建立信息化的监测系统，加强国际合作，继续用合作等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保证我国的海洋安全，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     

马六甲海峡使用国合作义务问题的形成背景及现状分析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43条规定了国际海峡的使用国和沿岸国的合作义务,但是未就合作的性质、方式、途径、使用国的概念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在马六甲海峡沿岸三国以及日本的积极推动下,马六甲海峡使用国合作义务问题最近因获得中国的积极回应取得较大的进展,但具体到合作的方式、途径、范围等问题时,相关国家各自又有不同的打算。9.11事件以后,海上安全问题成为马六甲海峡使用国合作义务问题中的新要素。中国作为海洋地理相对不利的国家应从能源安全的角度出发,重新定位我国在马六甲海峡的航行利益,积极参与新规则的制定,以促成对我有利的马六甲海峡合作机制的形成。     

后UNCLOS时期国际海洋渔业资源法律制度分析与展望

后UNCLOS时期的海洋渔业资源保护法律制度是在总可捕量制度为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全球性和区域性渔业公约的制定为总可捕量制度的实施提供了具体法律保障;区域渔业组织是实施总可捕量制度的中坚力量。这一时期制度有如下特点：法律形式多样;以多种手段保障下的产出式控制管理为主;公海渔业保护的国际合作继续深化;执行标准逐步细化量化;责任制渔业和生态系管理成为未来法律制定的主要理念。制度的主要制约因素：规避共同的养护义务是影响制度有效实施的总根源;缺乏统一的分配标准;公海执法有待深入。未来制度走势：区域渔业管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联合执法机制是未来世界渔业管理的主流模式;科学确定总可捕量、制定公正的分配标准以及对非成员国的捕捞规制等问题是未来制度发展过程中亟须攻克的重点和难点。     

略论中国国家人权机构的建立与完善——以《巴黎原则》为基础

自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条款写入宪法以来,完善人权的国内保护逐渐成为人权保障的核心。199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的地位原则》（简称巴黎原则）,为各国在国家人权机构的建立和完善方面确立了基本原则。通过对巴黎原则的研究,探讨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国家人权机构,对人权的国内保护大有裨益。     

论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

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是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被各国公认、具有普遍意义、适用于国际环境法一切效力范围、构成国际环境法基础的准则。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突出的特征应是各国公认和接受的法律原则,体现着国际环境法自身的特殊性。作为应然性的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有预防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共同但有区别原则、国家环境主权原则、国际合作原则。这些原则在实际法律生活中,可提供订立国际环境保护的具体规则时的交涉框架,成为司法机关解释具体规则时的指针,具有相当强的可操作性,对实现国际环境法目的具有强大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