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协调与跨区域安全治理

大国协调作为一种重要的多边安全机制,从成员的来源和所涉及的核心层次看,大国协调可分为区域、跨区域和全球三种形态。冷战后,由于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国协调在区域安全治理中兴起。跨区域大国协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遵循了协调机制的一般规范与规则: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和自我克制。同时,它也具有突出的时代特点和独特功能:一是大国协调的会议成果被联合国安理会所认可、接受,与集体安全机制出现了紧密融合的新趋势;二是区域组织加入到大国协调的会议进程中来,发挥建设性作用,如柬埔寨问题解决中的东盟和伊朗核问题大国会谈中的欧盟。跨区域大国协调以大国为主导,具有鲜明的多边特性,对冷战后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区域安全以及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尤应重视跨区域大国协调的作用,因为它既为区域层次上的东亚安全合作,也为突破历史困境,实现"崛起国"和"守成国"在国际体系内和平共存、共同为国际社会供给公共产品,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路径选择。     

维也纳体系对国际合作的启示

维也纳体系维持了欧洲有史以来最持久的和平。它是在英、奥两个主导大国的推动下,通过协调大国矛盾,在寻求各国共识的基础上构建形成的均势体系。维也纳体系存在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它却给国际社会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在维也纳体系框架下,通过大国协调达成的主权国家之间具体划界原则、多边国际会议制度以及对欧洲集体安全机制的探索、对研究国际合作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

冷战后东北亚面临的国际环境变化及诸多的现实威胁,使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成为必然;而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朝鲜半岛的缓和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使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成为可能。在东北亚已经逐渐形成了“两个轨道”下的安全合作。中国应积极参与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建设。     

参与和培育国际关系的制度建设

在当今美国一国独大的现存国际秩序下 ,不做挑战者也不做追随者应是中国大国外交的原则。它的着力点是努力培育和营造国际关系的制度建设。这既包括在现有多边国际机制中维护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的正当性 ,在大国间健全联系机制 ,也包括努力培育新的安全机制及相互协助。中国周边外交是中国全方位外交的相切点。中国外交应在培育区域安全机制和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中与周边国家实现经济依存和安全信任。     

大国协调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应对策略

新时期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给中美两国带来战略上的新挑战,如何管理中美关系成为中美双方的一个战略难题。历史上欧洲协调时期的大国协调理路能够为此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大国协调机制包括了会议协调的形式、大国克制、非排他性制度安排、均势的设计和协调机制多样化等。大国协调机制包含了利益妥协、现状偏好、信守规则和相互尊重的理念,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协调机制进行对话、协商、讨价还价,并最终达成妥协。当前中国的快速崛起给国际体系带来持续的冲击和反应,而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和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也极大地加重了中国所面对的结构性压力。这种国际局势呼唤中美协调。当今时代的国际政治存在中美协调合作的可能条件,中美在核心安全利益、核心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等方面存在协调的有利局面。但也存在阻梗协调合作的＂软石头＂,如何应对和管理中国崛起及其＂非现状偏好＂诉求,如何在东亚地区实现中美战略磨合,考验着中美两国的智慧。     

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国角色

当前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全球安全治理失衡，全球安全架构松动，全球安全形势极为严峻。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发挥大国担当，不断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的变革与完善，提出并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体现了中国与时俱进的安全理念。同时，全球安全倡议也极富理论创新，也即以共同安全取代零和安全、以综合安全超越传统安全、以差异安全取代同质安全和以合作安全超越联盟安全。在全球安全治理中，中国是安全观念的引领者、热点问题的斡旋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一是维护联合国体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二是劝和促谈，探索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之道；三是多措并举，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四是对话协商，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五是统筹发展与安全，推进可持续安全。全球安全倡议也面临安全理念分歧、热点问题不易解决、大国协调困难、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有待加强等挑战。落实全球安全倡议需要中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携手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     

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成就与挑战——兼论中国的对策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国家的崛起对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对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新兴国家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新的合作机制雏形和多样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升了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但新兴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仍面临一系列现实挑战：国际格局尚未改变,受制于现有大国;新兴国家间差异大,磋商机制效力不足;各国经济存在短板,制约着其治理作用的发挥。作为新兴国家群体的一员,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应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以全球经济治理为主攻方向,注重新兴国家内部合作,并与西方传统大国积极协调,构建合理、公正、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     

从伊拉克战争看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

集体安全是联合国追求的安全目标和手段。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在暴露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漏洞和缺陷的同时 ,也对该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 ,其功效大小取决于少数大国、主要是美国的意志和愿望。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的维护 ,一方面需要根除某些大国的强权政治和冷战思维 ,加强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 ,另一方面需要推动国际社会的多极化趋势 ,加强大国间的制衡与协调     

从G7到G20:竞争的多边主义与日本的全球经济治理角色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一个持续深刻变化的过程,"竞争的多边主义"既对此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揭示了这一变化的主要特征。七国集团(G7)与二十国集团(G20)作为当今全球经济治理乃至全球治理最重要的多边机制,是日本扮演全球经济治理角色的核心舞台,对日本发挥全球治理作用意义重大。但日本在G7和G20中的地位和表现差异明显:G7作为老牌发达工业国家进行全球治理的象征,突显了日本在亚洲乃至在全球的领导大国地位,在日本多边外交中处于核心地位。G20作为应对金融危机和新兴经济体崛起的产物,虽然契合了日本进行政策协调、走出经济困境的现实需求,但也变相削弱了日本在亚洲和世界上的优势地位。总的来说,日本在G7和G20中采取了一种既"务虚"又"务实"的态度和策略:一方面,日本借重G7成员这一身份对其大国地位的彰显作用,极力维护G7及其所代表的旧秩序,另一方面,面对自身经济深陷长期衰退和新兴发展中大国崛起的形势,又不得不根据现实力量对比和政治经济需求,调整其在G20中的态度和立场。     

冷战后大国关系的调整及其特点

大国地位和大国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而不断变化。冷战以后大国关系与冷战期间相比有许多深刻的变化 ,形成新的特点。当今世界大国关系中一极世界与多极世界之争将是长期的 ;大国之间竞争与合作并存 ,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型关系在一些大国间得到可喜的发展 ;各大国都重视参与各种国际组织的活动 ,在多边外交中谋求更广泛的合作 ,实现各自的战略利益。     

蒙古国多元外交格局的形成及影响

冷战后蒙古基于国家利益考虑,确立了多元、平衡的外交政策。其中,与俄中两国的关系、与"第三邻国"的关系以及与多边国际机制的关系构成了蒙古外交格局的三个不同层次,即与俄中两大邻国保持"等距离"关系是其外交格局的基础;与"第三邻国"发展双边关系,确立外交格局的"多支点";参与各层次的国际机制,谋求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再保障"。蒙古的多元、平衡外交对地区格局的影响较为复杂,这是中国周边外交需要加以考虑的。     

国际格局多层化与大国关系多样化及中国应对

国际格局多极化明显加快,同时多层化亦更加明显,冷战后形成的"一超多强"现已演变为"一超七强",八大力量中心分属三个层次,美国作为"一超"仍然独居第一层次,中国则成了第二层次以及"多强"之首。大国关系更趋多样化,双边、三角、"集群"互动并存。美欧联手压制俄罗斯适得其反,俄地缘战略影响力迎难而上。美日联手围堵中国枉费心机,中国妥善运筹中美"竞合博弈"、扩大合作、管控竞争。西方大国加紧抱团但同床异梦,中俄深化互信协作引领"金砖五国"协调。中国运筹大国关系更加主动,但也面临新的挑战。     

国际立法民主化的趋势与国际社会应对策略之研究——以全球化为视角

在后冷战时期，随着各项国际事务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二战后确立的多边主义（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在向更加复杂的多层全球治理体系转变。在此过程中，国家政府逐渐的将部分管辖权让与给地方的、区域的以及全球的机构，与它们分享这一权力。在此背景下，国际立法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手段，在立法主体、立法技术、立法过程、立法效力方面出现了民主化的趋势。本文旨在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这种趋势进行简明扼要的分析，并且提出国际社会来如何应对这种现象，以期抛砖引玉，引发更多学者对此领域的关注。     

从地区竞争到区域协作——区域治理研究述评

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区域治理理论从国际政治、区域经济和行政管理等不同学科的视角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和在地化的双重趋势下,区域治理的实践也迅速发展,表现各异。在国外跨行政区域治理层面有日本的广域行政、英国跨域治理改革、美国的特别区制度;在治理框架层面有OECD的"功能区域"治理和欧盟治理框架。中国的区域治理重点和难点是如何加强府际协调,形成府际合作。     

中国安全外交与地区多边机制

中国安全外交的界定具有内涵与外延不断演进的历程,反映了中国应对国内安全问题时所承受的外交压力,并因此而采取的因应新安全观治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政策措施。中国安全外交体现了中国综合运用外交手段应对和解决国内外安全问题的新思维,超越了将安全问题与外交手段简单结合的传统思维,满足了当前形势下各国处理全球性安全问题的新要求。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下对国际和国内安全治理的认知,已经超越了国家安全、传统安全和联盟安全,增强了对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与可持续安全的认识。中国在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地区多边机制中的安全外交具有一致性特征,反映出中国试图促进更为包容、更加有效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消除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对地区安全形势的负面影响。近年来,中国在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中国安全外交也处于快速演进过程中,效果已经逐渐显现出来。随着中国提出并逐渐充实和完善亚洲新安全观,中国安全外交也将对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参与多边外交：进程及动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多边外交经过了一个由谨慎参与到逐渐深入进而全面加速的过程，它反映了中国对多边国际机制的参与由“革命者”到“参与者”再到“建设者”的复杂变化。这一变化的根本动力在于，多边外交有效维护和提升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一方面，中国通过参与多边外交，获得了必要的技术、资金和市场，促使经济和社会得以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中国通过融入国际社会，在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中发挥积极作用，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提高了自身的国际地位。     

中国海外利益面临的主要风险及保护

海外利益,是指一国处于境外的国家利益。中国海外利益从内容上可分为海外经济利益、海外安全利益、海外政治利益和海外文化利益,它们功能互补,互为支撑,共同构成了中国海外利益丰富的内涵。影响海外利益安全最核心的因素是外部因素,即来自复杂国际体系包括国际环境儿及与所在国双边或与其他利益相关国多边关系的影响,包括国际环境类风险、政治类风险、安全类风险等。可通过建立国家层面的专门协调机制和专门机构,强化国际合作,建立健全海外利益保护法律体系等途径和手段,在国家层面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方面资源,保护中国海外利益。     

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兴起根源初探

民族主义既是一种思潮,也是一场运动。冷战结束后,此起彼伏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席卷全球,成为影响当今国际形势安全与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兴起的原因,从国际体系层次来看,是冷战格局的解体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的负面影响;从国家层次来看,是有关国家民族政策的失误、历史遗留问题的后遗症和外部势力介入造成的不良后果;个人层次的原因是以个人认同为基础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发生了不利于国家稳定的变化。     

浅析冷战后东北亚安全困境及其缓解措施

冷战结束后,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和两极格局的崩盘,东北亚各国敌友阵线分明,地区冲突矛盾不断的局势并没有因此得到缓解。冷战遗产犹存、南北关系、朝核问题等热点频发以及多边安全机制的举步维艰使得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日益突出。为了维护东北亚地区的稳定,应倡导合作安全理念,建立多边安全机制,发挥中国积极作用;各国必须携手合作,通过不断的实践来丰富和完善合作机制,缓解区域内安全困境。     

西方全球治理的影响与我国的外交对策

全球性问题的凸显是全球治理兴起的根本原因,2008年金融危机使全球治理不可逆转.全球治理理论反映了大多数人对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良好愿望,它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利弊兼有.应正视我国在全球治理中面临的问题,辩证地做出对策,坚持中国尺度,全球视野,积极有度地参与全球治理,加强大国协调合作和多边外交,合理规避各种风险,争取全球治理的话语权,为我国的和平发展塑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