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非行政化启示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很大制约因素在于广袤的基层。中国古代基层治理有着较为丰富的借鉴资源。纵观中国历史发展,乡绅阶层处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独特的社会角色,成为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调节器。他们是中国传统乡村的治理者,是社会公共权力结构的主导者。"乡绅之治"作为传统社会的一种治理方式,在平衡国家权力、促进基层自治,节约行政成本、创造社会财富,构筑乡绅文化、凝聚乡村力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今天乡绅文化不复存在,但乡村不会因现代化而消失,乡村治理是一个需深入研究的现代化命题。推进乡村自治,是今天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现代国家建设与乡村社会管理的演进逻辑——转型乡村社会管理的基础重建与机制创新问题探讨

中国乡村社会管理的实践必须有相应的文化与组织基础,同时社会管理又必须呼应国家治理的时代诉求。在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社会管理依存的文化与组织基础解体,管理机制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结构,利益冲突加剧、社会矛盾增多。由此,必须在充分解析当下国家治理诉求与乡村治理逻辑的基础上,重构管理的社会与组织基础,建立起"多维、复合式"的社会管理机制,以应对转型乡村的稳定发展诉求。     

毛泽东与梁漱溟在中国社会与乡村建设思想的分歧及原因

众所周知,毛泽东始终致力于"农民问题"的研究,梁漱溟则在山东进行了长达7年的乡村建设社会实践,二人在农村问题上都有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1938年毛泽东与梁漱溟在延安窑洞进行的对话,集中体现了二人在中国社会发展与乡村建设认识上的分歧。     

农民流动、秩序变迁与乡村治理的重塑——基于河南G村的调研

在传统乡村社会,村庄边界封闭,农民流动少,内生规则和机制维系着社会的秩序,乡村治理稳定而有序。然而,随着现代国家建设的快速推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加速流动,乡村原有的价值观念、社会认同和行为模式发生了巨变,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价值基础、政策基础都在改变,这些对乡村治理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导致原有的乡村治理体系难以适应治理基础的变迁,以至于出现了各种不适应现象和治理困境。乡村社会要适应这种巨变,必须立足于人口流动的现实,从价值培育、治权塑造及机制创新等层面,挖掘乡土社会内生资源,融合国家治理的目标和方式,构建起与转型乡村社会相适应的新型治理体系。     

以文化建设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乡村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深度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上下功夫、出实招。充分发挥文化的功能和作用,以文化建设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推动文化建设与乡村治理现代化有机融合,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问题检视与路向

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本真目的是立足于凝聚和团结起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为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凝心聚力。集中体现了“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的建设理念,彰显了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的本质属性和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立场。在新的时代境遇下检视和透析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问题,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中心地位的治理立场,秉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导向强化互惠型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推动“公德”和“智能”并举的智慧赋能型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是进一步深化乡村治理共同体研究的必要之举。     

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加快推进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既有利于推动乡村科技化发展,又有助于扎实推进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目前,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诸多挑战,其主要挑战集中表现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缺乏农民的实质性参与、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效能有待提升以及乡村治理制度体系亟待健全等方面。因此,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主要在于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以及增强农民的满意度。     

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发展之路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工程,社会治理的成效决定了政府治理、国家治理的成效。这次全会的召开,为我国的社会治理提供了行动纲领和方针指南,彰显了社会治理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     

流动中的乡村:社会基础变迁与有效治理实现——基于鄂中L村的实证分析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基础的急剧变迁,农民流动是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流动改变了村民的行动选择,进而改变了乡村治理基础,既有的乡村治理体系难以适应这一变化而出现治理危机。乡村有效治理的实现,要从价值、策略、体制三方面入手,亦即构建复兴传统和建构法治文化并行的价值、能人带动嵌入农民合作的策略以及村民自治有效运行的体制。     

基层秩序何以可能#br# ——传统地方社会治理的理论视角及其评述

近代之前中国乡村社会秩序何以可能，地方基层的治理形态又是如何。众多的研究关注到中国乡村治理形态的特殊之处，并且主要形成了结构视角下的中间阶层社会整合与国家权力文化网络整合的视角。社会结构整合论侧重中间阶层的权力支配，国家与地方之间通过士绅、地方精英的正式与非正式治理结合方式维系乡村社会秩序。权力文化整合论则认为乡村社会共享的价值符号、象征、礼仪等权力展示造就了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一体性，国家正是运用正式权力的文化网络治理基层。传统乡村社会的基层治理是一种融合了结构与文化的认同治理，这种治理方式成为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依赖资源。     

激发农民主体性 助力乡村振兴

<正>《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必须“落实乡村振兴为农民而兴、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的要求”。农民主体性能否被激发，事关乡村产业振兴、文化振兴效果，直接关系到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也影响着乡村生态振兴、人才振兴及组织振兴的进程。因此，如何激发农民主体性，成为当前及未来全面乡村振兴的关键一环。无论是振兴产业和文化，还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农民都是重要参与者。因此，激发农民主体性是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     

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

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直接关系到社会治理的好坏,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水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也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既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检验国家法治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尺。要从法制建设、运行机制、法治文化、社区依法自治、以法治方式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等方面着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     

现代国家治理中三个重要部分的价值与目标论要

实现现代国家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包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政党的治理现代化,而执政党治理现代化、政府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其中的三个重要部分。科学分析执政党治理现代化、政府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与目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执政党治理现代化主要解决党和国家、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目的是建设现代治理型政党;政府治理现代化主要解决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人民的关系问题,目的是建立现代服务型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主要解决社会组织和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关系问题,目的是构建现代治理型社会。     

优秀农耕文化嵌入乡村社会治理:图景、困境与路径

优秀农耕文化积淀了我国上千年乡土社会的智慧和经验,对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仍具有独特的价值意蕴及社会效益。把优秀农耕文化嵌入乡村社会治理,不仅能凝聚乡民情感、指导农业生产、丰富乡村精神生活、塑造文明乡风、推进乡村社会德治,还有利于巩固乡村社会治理的心理基础,塑造社会价值共同体,聚合多元社会力量,达成乡村社会善治目标。为此,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下,以城乡融合为视角,以治理有效为目标,以"三治"融合为框架,厘清农耕文化嵌入乡村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勾画深度嵌入的图景,化解有机嵌入的障碍,构建高效嵌入路径,这既是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建设的需要,也是乡村社会德治能力提升的必然。     

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并把"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作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关系到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当前,在利益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思想文化多元化的形势下,创新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创新和改进社会治理方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社会治理研究

<正>实现乡村振兴,必然要求提高乡村治理水平,推进乡村文化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要从治理结构的合理化、治理方式的科学化、治理过程的民主化相结合的治理方式,通过有效的农村社会治理机制,不断提高基层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促进农村有效治理,建构农村社会发展新秩序,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提供重要保障。     

论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方略——兼论“社会建设就是建设社会现代化”

"社会建设就是建设社会现代化"这一命题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2013年以来,"社会治理"进入学术界和实践界的视野,一方面开拓了社会建设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更加明晰了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的不同指向。社会治理属于社会建设的范畴,社会建设目标高于社会治理。社会治理是推进社会建设的重要方略,是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社会治理还是为了建设社会现代化。"社会建设"是源自中国本土的概念,是我们积累起的独有的学术资源。结合当前中国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深入研究和丰富发展社会建设理论,有利于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理论,这既是理论自信和理论创新的统一,也是践行"四个自信"的具体表现。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公民有序参与角色转型探究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公民有序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表现在公民参与由"被动型"管理客体向"主动型"治理主体,由"人治型"管理客体向"法治型"治理主体的角色转型。公民有序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需要,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公民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制度现代化是一个关键。因此,从制度建设角度来探讨公民有序参与角色转型及其路径,通过制度安排来提升公民制度参与的权利意识、管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对实现公民参与角色现代转型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     

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社会政策

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条件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高度重视社会政策的作用.社会政策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制定和实施社会政策是现代国家能力的重要体现.社会政策代表国家对公民公共福利和集体需要的态度,国家通过树立社会政策的理念、制定和实施具体的社会政策来满足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也只有能够有效满足人类需要的国家治理才是有效的国家治理.     

新型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与培育路径创新研究——赋权的视角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赋权下,新型社会组织取得快速发展,基层新型农村社会组织更是发挥了实现社会善治、弥补市场失灵、整合社会力量等功能。地方政府基于社会稳定、治理创新、治理成本等考量,对新型农村社会组织采取容忍、赋权、限权、混合控制等不同策略。在此情况下,国内各类型农村社会组织培育模式总体上面临着农民主体意识弱、组织能力差、资源整合度低等问题。因而,新型社会组织建设应以社区资源整合为基础、以赋权农民为主体、以组织能力建设为中心,激发乡村建设内在活力,增进国家农民互信互动,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