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诈骗犯罪立体防控体系构建

网络诈骗案件频发,给人民群众造成了大量损失。网络诈骗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为犯罪基础,因此保护个人信息成为网络诈骗犯罪防控的重点。但是,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不完善、政府机关执法不力、公安机关侦破困难、个人信息从业者监管缺位以及被害人防范意识不强等问题,导致网络诈骗犯罪的防控陷入困境。因此,应以强化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为出发点,激发社会多元主体共治,通过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和监管能力、完善协同治理体制与网络实名制、扩大国际合作等安排,实现网络诈骗犯罪的立体防控。     

风险社会背景下网络犯罪的刑法应对

风险社会是网络犯罪治理面临的新背景,基于网络空间存在虚拟状态不稳定性和时空流动性的现代型风险,我国网络犯罪刑法治理面临国内立法滞后性和国际规则碎片化的挑战。建议我国在积极主义刑法观指导下通过法益的早期化和公共化、构成要件的革新化,扩大刑法保护圈,从而提高自身治理网络犯罪的能力,并主动参与网络犯罪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完善。     

P2P网络借贷犯罪及其刑法治理研究

P2P网络借贷是将原有的资金借贷流程通过网络平台来实现的一种新兴金融模式,在创新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多种新型的运营模式,这些创新模式积聚了许多风险,也成了非法集资等经济违法犯罪的高发区域。基于经济犯罪自身固有的特征以及刑法谦抑性等因素的影响,刑法在介入P2P网络借贷犯罪的治理时应当极为谨慎,需要贯彻轻缓化的刑事政策精神,注重刑事责任实现的多样化。完善刑法治理制度可以从曾加资格刑的种类、完善非刑罚处罚制度、修改个罪的犯罪构成与刑罚适用等方面着手进行。     

从传统治理到敏捷治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治理范式革新

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改变了人工智能治理的底层逻辑,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由个性化向普适化方向发展,风险的不确定性从外部延伸至内部,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周期将越来越短,这使得传统治理范式适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时存在诸多局限。基于对象场景的分散治理难以统筹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全局,基于风险预防的事前治理难以精准预测风险并提前预防,基于法律规范的硬性治理难以提升治理实效。作为一种快速适应环境变化的动态治理范式,敏捷治理契合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需求,与我国一直推行的包容审慎监管具有理念上的一致性。基于敏捷治理的全面性、适应性与灵活性,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应秉持包容审慎的监管理念,依据模型产业架构,形成“基础模型-专业模型-服务应用”的全面性治理格局;划分已知与未知风险,构建事前预防与事后应对相结合的适应性治理机制;综合运用技术、法律等灵活性治理工具,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范式革新,促进科技向上向善发展。     

人工智能时代合作式智慧治理如何促进城市治理创新？——雄安新区绿色智慧新城成长轨迹的探索

人工智能时代的智慧城市空间与智慧治理工具相较于传统的治理场景发生了显著变化。河北雄安新区在智慧城市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政策主客体通过大数据支持和智能技术手段合作参与城市共治共建、互联共享的合作式智慧治理模式，展现出较强的治理效能。但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深入，也面临着政策迭代滞后、人才成长脱节、数据粗放利用、算法黑箱、数据偏误、技术依赖和情感缺失等一系列新生挑战。适时建构政策主客体参与共治的合作式智慧政策评估机制，推动治理人才与城市共成长，不断完善合作式智慧治理网络、人工智能分析决策效度保障机制，以及情感联结与智慧技术共融的社会治理工作机制是应对人工智能时代新生挑战的重要途径。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侦查研究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常见手段有利用非法QQ群、假借公司名义、利用职务便利非法窃取、收集和交易个人信息。其作案流程是"上家"非法获取被害人的个人信息,"中间人"联系"上家"和"下家",促成交易,"下家"收到公民个人信息后进行各类非法活动。其案件特点有作案团伙化趋势明显,作案手段逐步智能化;衍生犯罪多,社会危害性大;犯罪成本低,犯罪收益大。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侦查应致力于分析下游犯罪,寻找泄露源头;切断利益链条,断绝资金流动;加强打击力度,建立监控体系。     

网上银行犯罪特点分析及其对策

我国当前网上银行犯罪模式主要有 :利用病毒窃取网上银行用户个人信息非法进行资金转账 ;以网上银行业务作为手段实施犯罪 ,建立虚假网上银行诈骗窃取用户银行资料和用户资产。侦查此类新型犯罪 ,要树立科技强警、情报第一的观念 ,加强证据意识、完善网络防范。银行要采用相应的网络安全技术堵塞安全漏洞和提供安全的通信服务 ,网络用户要做好自己电脑的安全维护。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社会犯罪治理的历史图景与法理——以浙江龙泉为例

县域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居于基础地位,而基层社会的犯罪治理直接关系着国家的长久治安。以浙江龙泉为例,纵观新中国成立后基层社会犯罪治理的发展历程,其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全能主义治理""综合治理""合作式治理模式转型"等三种类型的更替。犯罪治理的变革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与治理模式的变化。70余年来,基层社会犯罪治理一些特有的机制得以延续,成为了当前犯罪治理的基本特征与经验,主要包括国家主导与地方探索、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综合运用、常规治理与运动式治理并存三个方面。未来,应当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犯罪治理的良性运行。     

治理公民信息被侵犯当在上游发力

<正>公民积极举报与执法部门积极回应,只是治理公民信息被侵犯的治标之策,属于事后救济,最重要的治理模式当是在上游发力,让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规范逐渐从纸面一步步落到地面。近年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处于高发态势,而且与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绑架等犯罪呈合流态势,社会危害日趋严重。日前,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召开新闻发     

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犯罪防控研究——以多元体参与信息时代保护公民隐私为视角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是犯罪学中的概念,以刑法规范为核心,拓展到所有危害程度达到行政法评价程度的针对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具体可表现为擅自披露、擅自提供、非法买卖、超目的使用和冒用公民个人信息等行为方式。①个人信息保护是一个世界性课题与难题,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的渠道越来越广,公民的个人信息泄露已成为信息化社会的顽疾之一,形成一个严重的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有效的保护个人信息事关人民切身利益和社会秩序,必须建立起多元主体参与的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防控制度,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单位犯罪的特征及治理——以160个单位犯罪主体为分析基础

在企业大规模侵犯个人信息的严峻态势下,如何准确把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单位犯罪的特征与规律,并建构一套完备的治理体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单位犯罪呈现出涉及行业多元化、地域分布集中化、信息多样化、行为单一化等特征,其治理存在查处率低、处罚力度不足等问题.为有效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单位犯罪,保障个人信息安全,需要实现协同治理、社会共治,加大处罚力度,完善归责体系,加强数据合规建设.     

网络时代,个人信息谁来保护？——打击个人信息泄露，护航平安中国建设——本刊记者独家专访公安部刑侦局局长刘安成

当前，互联网上非法买卖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日益泛滥，被倒卖的信息内容包罗万象。犯罪嫌疑人借助互联网实时、快捷地交易个人信息数据，已经形成泄露信息、买卖信息和使用信息实施敲诈勒索、电信诈骗、绑架、暴力讨债、非法调查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庞大犯罪网络，社会危害严重，群众反响强烈。     

网络强制权初探

我国互联网社会在近几十年高速发展后所暴露出的诸多治理不足的弊端正日益显现并反作用于现实社会。当前,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共享经济等新兴技术和事物不断出现,新型犯罪借助网络日趋活跃,传统的道德自律和落后的法律制度已经难以满足复杂的网络社会治理需要。网络早已成为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等行为的重要渠道。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要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必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战略,积极推进依法治理网络空间进程,以必要的强制手段应对各种互联网风险和挑战,全面构建网络强制权。     

网络社会治理中的政府能力重塑

网络社会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的新领域,是一种新的社会治理实践。网络社会信息传播失真、网络犯罪频发、立法监督不完善、政府引导作用未完全发挥等问题导致了当今网络社会治理的困境。在网络社会治理中,重塑政府能力应当积极推进线上政府建设、完善网络立法进程、强化政府领导体制,引导各方共同参与治理,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网络社会治理体系。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构造

不断普遍化、复杂化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给立法、司法带来挑战，从客观行为角度对其进行类型化研究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根据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行为可分为“非法提供型”和“非法获取型”两大类。“非法提供型”行为以“出售”为典型方式，与“出售”行为并列的还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特定、不特定的多数人提供、发布公民个人信息，未经信息权利人同意而向他人提供合法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等“非法提供”行为。“非法获取型”行为以“窃取”为典型方式，法律规定的“以其他方式非法获取”属于兜底型概括性规定，用于规制与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社会危害性相当的行为。     

捍卫个人信息安全

才买了新车就有人来推销保险；刚去医院作完孕检，返家途中就接到了孕婴产品销售商的问候电话；新房钥匙还没到手，装修公司就上门“拜访”……令人郁闷的是，究竟这些信息是从哪里泄露的？ 据新华网报道，江西鹰潭市警方成功捣毁一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网络，刑拘犯罪嫌疑人4人，涉案金额达数百万元。随着侦查深入，一条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网络链条初现端倪。     

关于大数据时代个人隐私信息保护的建议

正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个人信息被记载在各种平台的数据库中,随时面临被泄露的风险。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黑客入侵网站非法获取;二是各行各业的内幕人员泄露信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已经形成了从非法收集、提供窃取、交易到交换等各个环节完整的利益链。目前,国内尚未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因此针对个人信息外泄的处理也比较困难。我们与市经信委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王晓     

互联网平台的犯罪风险防控责任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颁布与实施为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服务提供者设置了风险防控这一犯罪预防性责任。犯罪风险防控责任来源于互联网平台在网络治理领域所承担的主体责任，并以风险防控作为责任的价值目标。根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条文规定，犯罪风险防控责任由信息核检义务、特定行为禁止义务、合理注意义务以及侦查协助义务四项基本义务构成。犯罪风险防控责任需通过确立政府监督者地位、提高义务履行标准、限定责任承载范围以及完善既有评价机制的方式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领域予以落实。     

寻求更加有效的犯罪治理——走向国家与社会合作共治

日益开放的当代社会中,面临社会矛盾激化和犯罪增长的困扰,而传统的主要依靠刑事司法的犯罪治理模式效能不佳的问题凸显。为更有效应对犯罪,犯罪治理应从一元化模式走向多元化模式,其关键在于通过培育和发展社会自治,提升社会自身在犯罪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实现国家与社会共治。中共十八大后出台的两个重要决定,有助于推进我国犯罪治理的法治化、科学化、社会化。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态势分析与体系化应对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与成熟应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地域性职业群体出现,经济发达地区两龄化受害群体较多,犯罪技术手段与产业链条迭代升级,上下游黑灰产业链分布广泛等。在犯罪治理上存在个人信息泄露、发案量高侦破率低、技术对抗劣势、地域性职业群体社会不良导引作用明显的难点与困境。基于犯罪综合治理立场,应当完善法律法规,加大执法惩戒力度;加强行业管理,注重源头及综合治理;推进技术研发,提升识别与反制能力;强调重点地区治理,重点人群预防;促进协同治理,深化跨国家跨行业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