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实体性正当程序初探

作为美国宪法中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重要内容,实体性正当程序的内涵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进步不断发展,逐渐成为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的法律利器,构筑了美国宪政制度的重要基础,具有一定的宪政价值。基于政治体制与宪政文化的差异,在我国的法制建设进程中,对于美国"正当法律程序"的借鉴,应更多地是注重程序性正当的制度构建。     

略论我国宪法司法化的若干法律条件

本文是从法律层面来分析宪法司法化的几个法律条件.要想宪法司法化,首先必须转变错误的传统宪法观念,确立一种正确的、与宪法司法化相适应的宪法观念;其次必须完善我国现行的宪法文本,使它成为一部适应诉讼的宪法;再次必须建立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并具有现代司法理念的宪法司法机构.     

再论宪法司法化——对我国宪法司法适用问题探讨

宪法司法化起源于美国,现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宪法司法适用问题是其重要内涵之一,宪法司法适用是指当穷尽所有法律法规之后仍然不能保障公民合法权利情况下,宪法可以进入司法诉讼程序,作为法官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且这种依据应该符合宪政精神。应该破除传统宪政观念,改变我国宪法与司法处于严重脱节的状态,推动宪法进入诉讼领域,稳妥谨慎的推进宪法司法适用。     

宪政制度中司法审查权的制衡作用－从“合众国诉尼克松”案件谈起

美国费城会议在讨论美国第一部现代民主的宪法—— 1787年宪法时 ,立宪者认为 ,宪法不仅仅是一种政制构架 ,其真正意义在于它同时是“宪政”,即将成立的政府都要受到宪法的制约。宪法必须为政府提供手段 ,使之有效运行 ;但同时又必须清楚地划定政府权力 ,以维护个人自由。宪法的至上性是其最重要的品格。而在信守并实践这种宪政 (有限政府、权力分立制衡和保有权力 )的承诺的历史过程中 ,美国人越来越首肯司法审查权的作用。司法审查制度被认为是美国宪政的最独特的贡献。美国宪法并没有明文宣告联邦最高法院拥有解释宪法的权力。自 180 3年…     

宪政视野:宪法司法适用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传统宪法理论认为宪法是公法,不是私法;宪法高度抽象,只具有间接效力以及各级法院拘泥于最高人民法院几个批复的狭义理解,使得长期以来宪法无法进入司法诉讼的领域。而宪法的可诉性是宪政国家的重要特征,为建设宪政国家,应当在宪政的视野下,通过宪法私法化、借鉴"第三人"效力、扩展涉宪受案范围、重新解读《批复》来探索宪法司法适用的出路。     

权利型宪法的生成逻辑与基本表征--对美国宪法的价值分析

美国宪法的成长过程是权利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也是美国社会变迁的制度轨迹.其权力结构及其行使方面,塑造了美国独有的分权制模式并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宪法政框架,蕴涵了权利至上与程序优先的理念.违宪审查既是保障美国宪法实施,落实分权制衡的有效措施,更是法治文化和权利文化的制度化形态.权利文化是宪政文化的核心,权利扩张及宪法化和国际化是权利文化的重要表征.建构弘扬权利文化的宪政机制具有普遍意义,值得我们借鉴.     

司法在宪制变革中的角色与司法政治的兴起——来自法国的经验与启示

法国第五共和宪法是1958年颁布的.纵观1789年法国大革命至今跌宕起伏的宪法史,法国先后经历了15部形态各异的宪法,但几乎没有采取正常的修宪途径,遂遭遇了剧烈频繁的宪制变迁与政体更替.大革命的另一种后果就是法国形成一种压制司法权力、禁止司法审查的反司法传统,或者说对“法官统治”的长期敌视.以至于数次制宪及宪制变迁中,从宪法文本到宪政实践,司法的地位与空间都受到了严重挤压,司法很难、也没有担负起守护宪法的角色.不过,1958年宪法委员会的创设成为法国宪政传统的分水岭.20纪70年代起,以宪法委员会为代表的司法力量开始在法国宪政进程与政治决策中展现出关键角色.法国2008年7月修宪,涉及宪法条款多达40余项,影响深远,尤其是从宪法规范上——如新增第61-1条款——扩张了宪法委员会的权能,使它更像一个宪法法院.尽管法国曾经的宪制变迁显得杂乱无章,但如今以宪法委员会为平台,围绕宪法,运用违宪审查,通过宪法解释,促进政治-法律-司法进程之间的互动,联合政治与司法技艺来确保制度变迁与价值形成的连续性、有序性、共识性和正当性,正在催生出法国宪政某种强劲的新面向与趋向——即司法政治的兴起.     

“人权”入宪对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重大意义

人权是专制统治的克星,是人类进步的旗帜,"人权"入宪既是人类宪政运动的历史必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重大突破;人权是人类思想、理念的精髓,是现代人类政治法律制度的中心构架,是宪政建设的灵魂,"人权"入宪,将使我国现行宪法由对公民权利的一般性规定上升为人权原则,这将是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一个升华;"人权"入宪将使我国现行宪法及其他单行法律关于公民权利内容的规定得到进一步充实、完善和系统.     

司法过程中的合宪性解释

当法律规范产生多个可能解释时,法官依职权应选择最符合宪法原则、并使该规范得以维持的解释.基于现代社会强调宪法基本价值而出现的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合宪性解释是宪法司法化在法律解释学领域的集中体现.其实质乃是传统法律方法论的体系解释向公法领域的延伸.司法过程中正确适用合宪性解释方法,需要遵循合宪性推定等原则与规则.合宪性解释方法是目前中国宪法司法化的一条有效路径.     

宪法司法化的再反思——从“宪法司法化第一案”被废止谈起

宪法司法化一直存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宪法司法化是从宪法走向宪政的必由之路。没有司法化,宪法只停留在纯粹的理论层面,就不能成为完全意义的法,国家就不可能实现宪政。从当前各国的宪政实践看,宪法司法化的观念也逐步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这些国家都建立了诉讼的机构和程序,对宪法进行司法适用。目前宪法司法化在我国存在着许多的障碍,不可能一蹴而就,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有关宪法司法化的司法解释存废之间的艰难抉择中选择了后者也印证了这一趋势。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