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身份证法律制度建构研究

身份证是政府公权力介入颁发的对公民进行身份识别和身份证明的证件。在大数据时代,身份证的身份识别与身份证明功能越来越强大,与之相伴的权力滥用与对个人隐私权的侵害也越来越严重。因此,必须从身份证法律关系的公法属性入手,通过立法明确个人信息相关权利保护的范围和方式,限制身份证权力行使,保护身份证权利,建立起既提高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又能保护公民个人隐私权的完善的公民身份证法律制度。     

从居民身份证法看我国身份证制度的规范与完善

居民身份证法尊重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重视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对身份证的查验、扣留做了严格限定,加大了对违反居民身份证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特别明确了身份证管理、查验机关与身份证持有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对等关系。因此说,居民身份证法的颁布和实施,将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我国现行的身份证制度。     

居民身份证遗失后风险及解决对策探究

居民身份证遗失之后身份信息被盗用、冒用、被买卖的现象频发,受害者有可能成为纳税人、债务人、甚至还可能背上违法犯罪记录,说明目前身份证遗失后的管理存在漏洞。通过分析身份证遗失后被冒用盗用的案例,阐述身份证被盗用、冒用的原因及后果,从而提出完善遗失居民身份证安全措施的几点建议。     

浅谈现行身份证签发制度对边检工作的影响

在近年的边防检查工作实践中，查获持用非法获取出入境证件人员的数量呈持续增长态势。这对边检工作的正常有序进行造成了较大影响，并且使边检工作面临长期安全隐患，易产生不良后果。为此，我们应加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的宣传教育力度，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身份证申请人员的身份确认，同时建立协作机制，及时通报情况，反馈信息。     

试论数字化警务中居民身份识别与管理构想

数字化警务是指警察机关的社会行政管理和刑事执法活动借助计算机信息和数宇信息技术手段进行管理的警务方式方法。从社会管理和刑事执法的角度来讲,确认公民的个人身份及有关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在现代数字化警务工作中,必须把居民的身份识别与社会信息数字化管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公安户籍管理的法律原点

户籍管理是国家的一项重要行政管理制度,是国家行下管理的基础,根本职能是从法律意义上确定公民的身份信息。姓名是一个文化概念,其有文化属性,它是一个国有、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地区历史文化传统的传承与积淀,是具有典型象征意义的一个抽象符号,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识别公民的身份。基因和基因身份证在个体识别方面有其优越性和科学性,但不具有法律属性。公民的身份号码是公民身份法定化的根本标志,具有唯一性,确定性和法律属性,是理解户籍管理的法律坐标原点,能够真正实现对公民身份进行法律识别和确认。     

民法编纂背景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信息自决权——以刑民一体化及《民法总则》第111条为视角

为避免法益概念的抽象化并充分发挥法益限制处罚的机能，在已确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法益为个人信息权的前提下还应将之具体化。在民法编纂背景下，基于刑民一体化视角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并结合《民法总则》第111条的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是个人信息权中的信息自决权。分析欧美两大模式个人信息保护的理论源头，个人信息的使用体现出信息主体的意志力，具有赋权效果，以信息自决权作为该罪法益可突出个人信息权在理论源头上与人的尊严和自由密切相关性。基于民法要扩张刑法要谦抑的理念，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保护的也不是等同于民事权利的个人信息权，而是其中最重要的权利即个人信息自决权；以信息自决权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正是对刑法一般性的自我决定权的丰富和发展，并能充分发挥刑法保护公民自由等个人法益之机能。信息自决权司法实践中具有甄别值得处罚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机能。     

实施《居民身份证法》亟待明确的若干问题

实施《居民身份证法》亟待明确的问题有:公民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能否委托办证;冒用,购买,出售,使用,制作假的第一代居民身份证是否违法;对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如何鉴定;对拒绝查验居民身份证的行为能否实施处罚;必须规范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的使用等,明确这些问题,以便基层民警更好地执行《居民身份证法》。     

试论数字化警务中居民身份识别与管理构想

数字化警务是指警察机关的社会行政管理和刑事执法活动借助计算机信息和数字信息技术手段进行管理的警务方式方法。从社会管理和刑事执法的角度来讲，确认公民的个人身份及有关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在现代数字化警务工作中，必须把居民的身份识别与社会信息数字化管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论隐私权在治安管理领域的诉求——以违法信息的公开为视角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条确立了保护隐私的原则,在治安管理中公安机关应当保护公民的隐私权不受侵扰。但是实践中,少数公安机关仍然将被处罚人的个人信息公开曝光,引发了社会各界的争议。争议的焦点正是治安管理权与公民隐私权的冲突。公安机关在违法信息的公开中,应以实现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的平衡为途径,通过建立和完善违法信息公开听证制度与违法信息查询的期限制度来对违法信息的使用及保护加以规制。     

关于开设公安微博的思考

网络社会信息的快速传播给公安工作提出了极大挑战，开设公安微博是公安机关畅通信息渠道、在网络舆情事件中获得话语权的一种创新警务模式。它创新了公安机关信息公开的形式，创新了公安机关信息公开的语言，创新了紧密联系群众的方式，创新了服务社会的形式，创新了侦查破案的途径。公安微博打开了从“网络问政”到“网络执政”的新思路，有利于改善公安民警的形象，提高公安机关执法的公信力，能够获得更多民众的支持和理解，更有效地开展警务工作。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8条中“特定身份信息”的实质界定——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视角

作为敏感个人信息的一个种类,《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8条“特定身份信息”的增设,对于完善我国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特定身份信息也面临着刑法保护难题。一方面,其内涵不清晰导致无法确定此类信息的特征与要素;另一方面,其外延不明确致使难以把握此类信息应当包括哪些具体信息类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视角下“特定身份信息”的实质界定,应当从文义出发,立足法秩序统一原理、以前置法规定为基础明确其包含要素,并基于保护法益对其内涵进行限定,同时还要借助场景理论对具体包含的信息类型进行实质判断,从而准确适用入罪标准以实现对特定身份信息的刑法保护。     

试论居民身份证的检验方法

检验伪造居民身份证应从伪造手段、特点入手:一是规格识别,如项目与内容,尺寸大小,签发机关;二是逻辑识别,如有效期限,签发日期,身份证编号,居民身份证号码;三是全息图像识别,如身份证颜色,身份证全息图像等识别方法。     

对向犯理论的适用：向制假者购买居民身份证的行为不应定罪

购买伪造的身份证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是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需要;向制假者提供身份证信息并要求购买该伪造的身份证的行为不能根据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理论认定为伪造居民身份证罪的教唆犯或者帮助犯是对向犯理论的当然适用。向制假者购买身份者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而是一般违法行为,但利用伪造的居民身份证从事其他活动触犯刑法的,则另行处理。     

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博弈——浅议“立案公开”制度

2011年起,首都公安机关开始推行立案公开制度,进一步深化警务公开工作。立案公开是公安机关尊重和保障公民知情权的直接体现,但同时,此项工作可能导致公民的隐私权受到侵犯。如何在公开信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同时维护信息安全、保护公民的隐私权不被侵犯是公安机关必须加以重视的问题。     

建设阳光公安机关的路径探析

阳光公安机关建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积极实践。建设阳光公安机关是一项系统工程,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公安机关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制度建设,加大警务信息公开和网络警务建设。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警务信息公开政策的文本量化分析

针对我国目前已出台的一系列警务信息公开政策文本开展量化分析,有助于提升我国公安机关对于工作中警务信息公开问题的重视程度,推动公安机关警务信息公开制度规范的健全及后续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提升我国公安机关警务信息公开工作的质量与水平。按照一定标准,从我国已出台与警务信息公开相关的系列政策中选取63份政策文本,采用内容分析法并借助nvivo质性分析软件,从政策工具类型和警务信息公开要素两个维度,具体剖析我国警务信息公开政策现状及现存问题,结果显示:我国警务信息公开政策需要继续注意政策制定主体的配合与交流,确保政策制定合理有效;要更加关注政策文本对于警务信息公开工作人员的规范作用、对社会公众参与信息公开工作的保障与调动作用。     

建设阳光公安机关的路径探析

阳光公安机关建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积极实践。建设阳光公安机关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此过程中,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公安机关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制度建设,加大警务信息公开和网络警务建设。     

论信息社会之警务战略重构

信息社会的种种深刻变革对警务工作利弊并存,公安机关需要调整警务战略以顺应社会变迁。警务战略重构不是丢弃传统,也不仅仅是警务创新,而是将传统警务战略的部分内容与信息社会所需警务战略相结合,构建出新的警务战略系统。信息社会警务战略包括：社区警务战略,信息主导警务战略,预防警务战略,集约型警务战略。     

疫情防控背景下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及边界

疫情防控时期如何处理信息安全和信息利用之间的冲突,成为横亘在学术界和实务部门面前的难题。涉疫情个人信息兼具公开性与私人性、个人法益和公共法益,具有半公开、复合法益的特征。信息自由与信息安全既对立又统一,应当适用比例原则寻求二者之间的价值平衡。涉个人信息行为入罪时,应当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理解为危险犯;分级保护个人一般信息和个人敏感信息;收集行为的刑事违法性以行政违法性和民事违法性为前提。将信息主体知情同意、信息控制者合法使用和去识别化处理作为出罪化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