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国家对外经济影响力——基于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影响力的社会经济学分析

全球化如何改变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影响力?对中国而言,参与全球化如何改变其他国家对中国经济影响力的认识?这些变化又如何影响相关国家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在"逆全球化"趋势上升的背景下,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引入社会阶层和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得到以下发现:第一,由于全球化导致跨国相互依赖阶层的出现,原有的国别间差异被国家内部社会阶层间差异所取代。东亚国家的专业中产阶级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大。第二,对一国影响力性质的评价与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紧密相关。对中国前向链接度越高的国家更倾向于负面评价中国影响力,而后向链接度越高的国家则相反。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突破将国家视为一个整体的研究模式,指出全球化在改变国家对外影响力过程中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另外,引入全球价值链的概念更新了现有以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二元对立的视角来探讨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模式。     

面向全球一体化的韩国国土开发政策

面向全球一体化的韩国国土开发政策杨丹辉潘悦９０年代以来，世界全球化、一体化趋势明显加强。而面向全球化、一体化的最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就是增强国家的综合竞争力。这种综合竞争力包括一国的政治及社会稳定性；政府政策的执行效率；对外开放程度；外交能力；科技教育...     

解析当代英国执政党竞选中的福利主张——政党竞争与福利政策

政党竞选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是分析评价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和政党作用的一个指标。本文选取英国执政党竞选时的福利主张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内容分类、对比分析执政党主张的差异和政治倾向性的变化,描述英国历次政党竞选中福利主张的发展变化。研究结果显示,英国两个执政党在竞选时提出的福利主张涉及福利行政管理和服务的主张多于福利制度和待遇水平,政党之间具有一致性的主张多于对立或有差异性的主张,在政府主导和市场化倾向方面的程度有所不同,但保持了共同的政策发展趋势。政党竞选和政党轮替都未对现行政策产生颠覆性影响,而是形成了相互继承和局部改进的格局。     

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国理念、实践与政党政治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伊斯兰教国家之一,伊斯兰教国议题成为执政党巫统和反对党伊斯兰党争取马来选民支持、寻求政治合法性和打击对手的重要手段之一.华人政党也加入伊斯兰教国的争论,因为这关系到国家政体、民主、种族平等和多元宗教等大问题.在马来西亚政党架构、政党斗争、多元宗教和多元种族的特定条件下,伊斯兰教国议题成为近年马来西亚伊斯兰教政治化的集中体现.     

德国劳动力市场的改革:社会政策的V型转弯和政治光谱的中性化

本文阐述了德国施罗德政府执政期间劳动力市场改革的背景、成因和制度起源,同时分析了劳动力市场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依据欧洲大陆国家传统的社会政策理论,文章集中分析了2005年"哈茨Ⅳ"改革的政治决策过程,探讨了该项改革对经典社会政策理论带来的挑战及由此衍生的理论启示,同时指出传统的理论已经无法解释当前社会政策的新发展。德国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社会政策改革表明,传统的中左政党开始向现实主义和市场主义改革的方向靠拢,决定社会政策变革的因素越来越不取决于政党的传统理念与价值观念,而是取决于执政集团对国家长远利益的考量。     

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国家产业政策——以美国产业政策变化为分析视角

传统上,全球价值链重构是基于长周期的国家竞争力变化。而在大国竞争与博弈明显加剧的今天,产业政策作为国家竞争战略工具和手段的回归与使用,使得国家可以通过国内政策对全球价值链进行干预性介入和强力性重构,其中以美国产业政策变化最为显著和直接。纵观美国产业政策的周期性起伏和变化,其服务于美国国家战略的意图十分明显。当下美国透过全球价值链实施针对性明显的产业政策,既是出于对自身产业结构能力提升的需要,同时又体现为美国对全球价值链权力的维护与竞逐。鉴于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能力存在,美国产业政策的实施的结果,将损毁全球价值链既有的高效分工和阻碍全球价值链网络链接畅通,进而可能推动全球价值链“二元结构”的出现,并带动全球价值链向国家战略价值链进行模式转化。     

欧盟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现状及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Eora全球价值链数据库,测算了欧盟国家1990年至2018年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其地位指数,从欧盟总体、成员国以及欧盟典型贸易国的行业部门三个角度入手,全面讨论了欧盟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特征;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欧盟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其地位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990年以来,欧盟总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规模和参与度得到提升,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成员国对欧盟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贡献值最大。此外,制造业是各个成员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要方式,但是包括制造业在内的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从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来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研发投入、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禀赋是欧盟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决定因素。     

欧洲执政绿党:政策与政治影响

通过对欧盟国家 1 995-2 0 0 3年间形成的五个绿党执政联盟的比较分析 ,可以看出 ,绿党作为全国性联盟政府中的弱小伙伴 ,只带来了生态环境相关议题领域的某些局部性和渐进的政策变化 ,而且必须为此经常做出广泛的、甚至包括环境政策方面的政治与政策妥协 ,而兑现其竞选政策主张或维持其执政地位的需要 ,使绿党继续舍弃其最初运动化的或选择性的政党结构 ,而逐步接近于一个职业化、集权化的选举性政党 ,尽管它们作为生态政党的绿色政治形象短期内没有也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法国的文化政策:一个基于民族文化视角的研究

以国家干预为主要特征的法国文化政策一直被认为是与美国自由主义文化政策针锋相对的典型代表。而在解释为什么法国选择国家干预的文化政策时,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法国为了抵御美国文化,保护法国文化的被动无奈的对策。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在暗示:一个国家的文化政策取决于其文化的经济地位,会因文化经济实力的变化而变化。但事实表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策通常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连贯性。文化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一个国家所采取的文化政策从根本上反映着该国的民族文化。因此,只有把一国的文化政策放在其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才能理解文化政策的深刻意义,从而得出正确的认识。     

地缘政治变局与澳大利亚南极政策新动向解析

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以及对外部战略环境的认知影响着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这也体现在涉澳大利亚核心利益的南极事务上。作为南极的地理临近国、主权声索国以及重要参与国,澳大利亚在南极国际事务中一直扮演着引领者的角色。随着近年来大国战略竞争态势对澳外交政策的影响不断加深,澳大利亚更多地从地缘政治和战略竞争的视角看待南极事务。澳大利亚将南极国际治理与全球地缘政治变革相关联,在延续其南极国家利益、追求南极主权声索权益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南极外交、强化南极能力建设、增强在南大洋的海上存在等路径,试图巩固其在南极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澳大利亚的南极政策调整,将对中澳南极合作带来一定的影响。     

例外状态下的国家权力: 新冠疫情对东南亚国家治理的影响

新冠疫情深刻影响了东南亚国家治理,各国执政当局以不同的政策应对疫情并产生了不同的后果.然而,单一变量并不足以解释抗疫政策及其影响的国别差异.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死亡病例是决定东南亚国家执政当局有多大动机利用紧急权力确保政治生存的核心要素,是决定抗疫政策严厉程度的必要条件.东南亚国家执政当局应对疫情的具体方式及其作用,则取决于精英分裂程度与政治体制合法性脆弱程度.然而,这两个变量究竟是强化还是削弱抗疫政策的严厉程度,则取决于政治体制本身的结构性制约.其中,政治体制竞争性较强的东南亚国家难以有效应对疫情,但其执政当局利用紧急权力巩固执政地位的可能性更大.     

马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

战后数十年，在各种内外因素影响下，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发展很快，颇具特色。政治上，华人积极参政议政，不但有自己的反对党，还有执政党和政府部长；经济上，虽然受新经济政策的影响，但仍随着国家经济发展而长足发展；在广大华人的努力下，华人社会目前已建成小学、中学到大专的完整华文教育体系，创办了数十种华文报刊，并经常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马来西亚文化教育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在“欧洲”与“民族”之间经营——面对《基本法》与《里斯本条约》的德国新执政联盟

“欧洲”因《整合责任法》而被列入了德国联邦议院的辩论议程。《里斯本条约》对自下而上、有限支持和适度原则进行了具体化，“民族”通过由成员国议员作为代表而全面介入欧盟事务之中。德国新执政联盟在其《联合执政协议》中确定，“欧洲”成为新联邦政府的政治方向，而“民族”是政府政策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新联邦政府就成了“欧洲”与“民族”的经营者。新联邦政府在欧盟事务上的行动能力取决于其与联邦议院之间的沟通。而新联邦政府的欧洲政策施政空间——联邦政府在欧盟事务上可能的立法权限一则受政策取向影响，即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政策取向是趋同，还是相悖。这又取决于联邦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与州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有一致还是相悖的政策偏好。     

中东欧民粹主义执政党的激进化——基于匈牙利青民盟的案例分析

提起民粹主义政党,学界的印象一般都倾向于认为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地位几乎始终处于"局外人"的境地。但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民粹主义政党和领导人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越发地突出和引人注目。另外,自20世纪90年代西方新民粹主义兴起以来,学界普遍认为,民粹主义势力的勃兴主要是一个周期性的现象,以建制派挑战者身份踏入政治舞台的民粹主义政党,往往无法长久保持自身的影响力和政治地位。尤其是成为执政党联盟一员的民粹主义政党,其主要前景无非就是:坚持自身的挑战者立场,进而损失选票和实际支持率,最终黯然出局;或者是被主流政党的立场同化,使自身的实际立场和政策主张逐步趋近于建制派势力,软化自身的民粹主义立场。然而,通过对自2010年起在匈牙利持续执政至今的青民盟(FIDESZ)的分析,可以发现,类似青民盟这样的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不仅没有放弃自身的激进立场,反而提升了在大选中的支持率。将"人民与他者"的二分对立进行外化,是民粹主义政党保持自身立场和执政地位的有效战略。     

危险的失衡：贸易失衡的国际冲突效应及作用机制

贸易失衡是否会引发国家冲突，文章基于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冲突事件数据，实证研究此问题，并从多个维度挖掘了贸易失衡引发军事冲突的根源。研究结果显示，伴随贸易失衡的加剧，贸易伙伴之间军事冲突爆发的可能性显著增加。在利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并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文章的基本结论仍然成立。对影响根源的检验显示，逆差国更有可能成为冲突的发起者；就国内层面而言，逆差国的政治周期和经济周期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执政者面临更大的国内政治竞争、本国就业形势不断恶化时，贸易赤字往往成为冲突的触发器；国际层面，国家之间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文化观念等因素差异并非问题的根源，而顺差国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与逆差国背道而驰的外交政策、尤其是科技领域的赶超使得失衡双方的矛盾不断加剧，以失衡为特征的国际贸易不再被认为是“双赢”并最终推动贸易伙伴走向了军事对抗。此外，异质性分析显示，当两国存在历史仇恨或地理相邻时，贸易失衡的边际效应显著提升；当存在超级大国且该国为贸易失衡的逆差方时，军事冲突爆发的风险也更大；即使签订自贸协定甚至联盟亦不能有效抑制贸易失衡的影响；同时，相比更加激烈的战争，中低级别冲突发生的概率更高；而贸易失衡所诱发的...     

哈萨克斯坦石油精英及其对能源政策的影响

哈萨克斯坦是一个经济结构严重受制于能源经济和依靠石油寻租的油气生产国。国有大型油气公司的高级主管对该国的能源政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石油精英通过与政治精英建立非正式的关系网络,不仅影响本国能源部门的发展,而且还介入政治决策和政治制度。而哈萨克斯坦普遍存在着制度的不透明性、法律的不确定性和总统决定的随意性,助长并养成了非正式政治体制的固化,加强了威权主义的趋势,并进一步鼓励寻租和腐败行为的延续。     

简论中、东欧的社会主义力量

自80年代末期,东欧巨变以来,原先在各国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政党大多丢失了政权,组织涣散、思想混乱、人员流失、经济来源枯竭、开展活动困难,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几年后的90年代中期,中、东欧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走出低谷、再现辉煌,有不少都重新通过议会道路掌握了政权,再次成为执政党。这一东山再起的过程包括不仅表现为政权的再握,也表现为政党本身在组织结构上的重建和改组,更表现为他们对社会政治过程的广泛参与,与社会联系的扩大,在民众中形象的恢复与更新。     

法国政治认同研究

社会经济发展引起了经济结构和文化价值观的变化，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民众政治信仰和政治意愿的变化以及民众对政党态度的变化。法国的经济模式长期表现出对全球化的不适应性，这种不适应性所引起的社会危机进而又带来了法国民众的政治认同危机。而政治认同的危机反过来加重了法国的社会问题，增加了执政党的执政成本，外交成本以及维护法国国际地位的成本。法国的政治认同危机是欧洲形势的一个缩影。对于法国情况的了解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欧洲政治生态。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马来西亚穆斯林妇女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推动了马来西亚社会和政治的伊斯兰化,并影响到马来穆斯林妇女的权利和地位.本文从分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妇女观入手,探讨马来西亚政府、政党、宗教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如何从法律、法特瓦、政策、宣传来规范妇女的行为,并分析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执政党与反对党、乌来玛与非政府组织围绕妇女权利展开的争论和斗争.     

当代韩国政党政治民主化的变迁特征——以卡特尔政党理论为分析视角

1995年,欧洲学者凯茨和麦尔首先提出卡特尔政党的概念,同时总结了卡特尔政党在国家与社会中的地位转变所衍生出的特质。本文从政党与国家之间的联络、政党竞争环境和政党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等几方面探讨韩国政党政治的一般情况。作者认为,卡特尔政党虽倡导民主与自由竞争,但实则关注操控权力的运用,此种情况无助于韩国政党的民主化进程。因此相关的制度设计是防止卡特尔政党对民主政治产生负面影响的必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