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追偿制度研究

行政追偿是基于国家赔偿而产生的一项法律制度。我国的行政追偿制度是在国家责任说这一理论的基础上确立的。行政追偿权是具有惩戒性质的公权力。分析行政追偿的成立要件、追偿标准、追偿程序等具体制度,探寻行政追偿救济途径,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追偿制度。     

行政追偿解构及其程序设计

行政追偿制度的确立,对于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促使公务员依法合理行使职权具有重大意义,这也是行政追偿设计的导向和目标。在具体实践中行政追偿制度的立法仍是一片空白,只有原则性规定,而无具体可操作的条文。为此,本文深入剖析了行政追偿权的理论属性和最深层次的性质界定,并结合我国目前立法缺位的现状,试图从行政追偿权的时效及具体程序操作构建出一套完善的行政追偿程序。     

我国行政追偿制度的现状及对策探悉

行政追偿制度是现代行政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它能够增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促使公务员尽职尽责、依法行政。但我国的这一制度设计过于原则,缺乏系统完善的规定。学界对此似乎也关注不多。本文试图对我国行政追偿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建议。     

我国行政追偿制度的现状及其立法完善

行政追偿是我国国家赔偿法的重要内容,对其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为我国今后从立法上完善国家追偿制度提供理论支撑,也可以为我国行政追偿制度在实践中的操作提供指导。目前,我国在这一制度的设计上过于原则,急待完善和细化。本文旨在通过对我国行政追偿制度的现状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行政追偿制度的几点建议。     

浅析我国行政追偿制度

行政追偿制度作为国家赔偿法的重要内容,伴随着国家赔偿法的产生而产生。行政追偿制度对于公务人员依法行政、加强行政主体内部监督、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我国行政追偿制度起步较晚,存在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的地方,建立健全一套完善的行政追偿制度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     

对我国行政追偿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

行政追偿制度是国家赔偿法的重要内容,它的设立、发展和完善不仅有利于保护违法公务人员的合法权益,还有利于促进依法行政,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对于行政追偿制度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具体的操作标准和程序,导致该制度在实务中被大量弃用或滥用。     

浅谈行政追偿的条件、范围和程序

国家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享有追偿权作为一项制度,这也是世界各国立法的通例。我国《国家赔偿法》第16条对行政追偿制度作了明确规定。行政追偿制度建立的功能在于监督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和工作效率。本文通过对行政追偿权的条件、行政追偿范围的限定、行政追偿应当遵循的程序等相关问题的浅析,其目的是对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起到惩戒的作用。行政追偿制度对于公务人员依法行政、加强行政主体内部监督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试论我国行政追偿标准

行政追偿制度是指行政赔偿义务机关代表国家向受害人支付赔偿费用或履行赔偿义务后,依法责令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公务人员或受委托的组织和个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的制度。确定行政追偿标准是行政追偿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实施前提,提出了确立行政追偿标准应当遵循的原则,探讨了我国现阶段应当确立的行政追偿标准。     

试论行政赔偿附带行政追偿诉讼

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虽然都规定了行政追偿,可对于怎样追偿,尤其是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赔偿案件时能否附带解决行政追偿却没有规定。本文拟就人民法院试行行政赔偿附带行政追偿诉讼制度提出一管之见。一、行政赔偿附带行政追偿诉讼的基本内涵通常所说的行政赔偿,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违法实施执行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具体行政行为,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害,由国家承担的赔偿责任,故又称之为行政侵权赔偿责任。行政赔偿可以由赔偿义务机关自己解决,也可以由人民法院解决,即使由人民法院解决的,也必须先由行政…     

我国行政追偿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行政追偿制度是法治政府建设中的重要制度构成,其以推动公务人员正确履职和公民正当权益保障为价值取向,是对法治政府建设的有效回应.行政追偿制度的内部性是导致该制度难以真正落实的根本原因.故重新解读行政追偿的理论基础就在于突破其内部性的桎梏、构建行政追偿启动督促机制.针对未经诉讼的行政赔偿案件,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将是否启动行政追偿的决定抄送监察委员会,由监察委员会对此提出监察建议;行政赔偿诉讼中,由人民法院对执法人员的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就是否启动行政追偿提出司法建议;权力监督机制常态化,在权力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接受行政赔偿受害人的诉求,是解除我国行政追偿制度困境的关键之举.     

国家赔偿的制度欠缺及其完善

《国家赔偿法》所构建的国家赔偿制度尚存在诸多疏漏。其中,国家赔偿范围的狭小、归责原则的单一、国家追偿制度的不完善、国家补偿制度的缺失及其与相关法律的不协调是目前较为突出的问题,现行制度妨碍了《国家赔偿法》应有功能之发挥。对《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应以保障公民权益为宗旨,扩展国家赔偿的范围,丰富归责原则体系,完善相应的法律规定,使之与其他相关制度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救济体系。     

行政补偿制度基本理论研究

本文从行政补偿制度的历史发展展开,着重分析了行政补偿制度的性质、范围和程序,并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补偿制度的若干构想。     

行政赔偿诉讼审判对象研究——基于行政法律关系的分析

研讨行政赔偿诉讼审判对象兼具理论与实践价值。基于对行政赔偿诉讼中原、被告法律关系的分析可以发现,公民与行政机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及其次生的行政赔偿法律关系是行政赔偿诉讼首要审判对象,在具体行政行为是免责要件时,行政机关与公民间的权力—责任关系则构成另一审判对象,先行处理决定则不是审判对象。这一界定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行政赔偿诉讼的性质、法治逻辑、制度构造,还有助于我们重构其审判进程,合理安排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     

国家责任与人权保障的契合——行政补偿制度逻辑视角的转换

财产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要保障公民真正的自由和尊严,国家必须对公民的财产权予以最大限度的维护与尊重.同时,公民的个人财产权具有促进公共利益实现的义务,私有财产权又必然受到各种限制.协调财产的不可侵犯性与社会公共福利目标的实现之间的着眼点就落在了行政补偿制度上.行政补偿制度应当界定为一种国家责任,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财产权,使国家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保持合理合法的状态.     

作为行政侵权客体的精神权利

精神权利作为行政侵权的客体经历了一个不予承认到给予承认,从最初的采取限定主义原则到后来的非限定主义原则的过程,而且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我国的行政侵权制度并未否定精神损害赔偿,只是很不完善。在我国建立行政侵权精神损害的赔偿金制度是必要的,为了切实地保障行政侵权中的精神权利,应当遵循全部赔偿的原则,而且要对赔偿数额进行量化。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重新解读——以法律适用为视角看《行政诉讼法》相关制度的修改

《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的受案范围包括了具体行政行为和其他行政案件,因而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等同于具体行政行为是对法律规定的错误解读。《国家赔偿法》中规定的行政赔偿范围包含了非具体行政行为,是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中其他行政案件的具体补充和体现。无论从行政诉讼设立本意层面还是实证层面来讲,应当以行政案件而非行政行为确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标准。行政赔偿案件本身也应属于受案范围并直接适用行政诉讼程序,故不存在行政诉讼以外的所谓行政赔偿诉讼。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与拆迁的诉讼救济——基于行政法律关系的分析

为确保城市房屋征收过程中被征收方合法权益得到切实、合理的保护,必须辅之以完善的行政诉讼类型制度,然而,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并不能满足这一需要。为此,有必要以美国学者霍菲尔德法律关系学说为工具,对征收过程中的各种法律关系以及被征收方各种权益进行精确界分,以此为基础设计相应诉讼类型。根据征收阶段的不同,在征收过程中政府与被征收人、被拆迁人之间实际存在着征收决定阶段的权力与责任关系,补偿阶段的原生性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以及拆迁阶段的次生性的赔偿法律关系。为此,需要配套以相应的撤销诉讼、给付诉讼以及行政赔偿诉讼类型和相应的审判方法。     

论城市房屋拆迁中物权的行政法保护机制

城市房屋拆迁中物权的行政法保护,要求在明确公共利益范围的基础上构建科学的城市房屋拆迁法律体系,以缜密的拆迁程序为主线严格规制拆迁规划、征收、许可等拆迁执法行为,以构建补偿安置制度为核心全方位完善城市房屋拆迁中的行政补偿、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救济制度。     

Administrative compensation of medical injuries: a hardy perennial blooms again

Periods in which the costs of personal injury litigation and liability insurance have risen dramatically have often provoked calls for reform of the tort system, and medical malpractice is no exception. One proposal for fundamental reform made during several of these volatile periods has been to relocate personal injury disputes from the tort system to an alternative, administrative forum. In the medical injury realm, a leading incarnation of such proposals in recent years has been the idea of establishing specialized administrative "health courts." Despite considerable stakeholder and policy-maker interest, administrative compensation proposals have tended to struggle for broad political acceptance. In this article, we consider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administrative medical injury compensation proposals, particularly in light of comparative examples in the context of workplace injuries, automobile injuries, and vaccine injuries. We conclude by examining conditions that may facilitate or impede progress toward establishing demonstration projects of health cour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