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障碍——从区域合作的视角

东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启动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并预计于2015年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实现区域服务的自由流动,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值得商榷.从区域服务贸易合作的视角来看,东盟区域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在规则、机制、模式和成员国的合作态度等各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是东盟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主要障碍,东盟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前景并不乐观.     

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的回顾与展望——写在《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10周年之际

2002年,中国和东盟10国共同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CAFTA）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等在内的基本架构,是中国-东盟自贸区的纲领性文件。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如期建成,     

充分发挥中国—东盟博览会作用

中国—东盟博览会已成功连办六届,促进了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合作。但中国和东盟的产业合作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要共同发展区域经济,加强产业合作,必须创建更好的推动机制和合作平台。中国—东盟博览会应加强相应的展品类别设置、展商邀请、专业观众组织等改革,搭建更好的产业合作论坛,建立日常贸易数据库等,达到产业合作与博览会互利共赢。     

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深圳的机遇及与广西的合作

在中国--东盟发展战略中,广西处于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由于地缘关系和历史上的经贸往来,深圳与东南亚地区经贸关系非常紧密.深圳进一步加强与东盟的关系,首先要加强与广西的合作.要在泛珠三角框架下建立"一大区域"、"二大通道"、"三大产业"和"四大市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法律问题研究

自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建立以来，中国与东盟各国在经济贸易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随着贸易往来的日益增多，贸易摩擦也频频发生。一个健全的争端解决机制是自贸区生存和发展的安全阀，争端解决机制的不断完善，是自贸区走向成熟的标志。CAFTA争端解决机制是为中国和东盟各国量身定做的，④其为自贸区的争端解决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基础。本文从CAFTA争端解决机制运行的现状出发，在分析了该机制的特点及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     

东盟自由贸易区

1992年1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东盟首脑会议上,东盟各国签署了《新加坡宣言》、《东盟加强经济合作的框架协定》和《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英文简称CEPT)第三个重要文件,正式批准成立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些文件对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实施机制、地理和产品范围、关税减     

建设连接东盟面向世界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构建中国-东盟"一轴两翼"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

自治区第九次党代会提出要大力推动开放合作,积极推动构建中国—东盟“一轴两翼”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的战略决策,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作为中国与东盟前沿结合部的崇左市,要抓住机遇,主动融入多区域合作格局,把崇左建设成为连接东盟、面向世界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中国民营企业的“走出去”策略——以CAFTA框架为前提

民营企业凭借自身优势和努力成为我国"走出去"的重要力量。作为亚洲最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中国CAFTA在市场潜力、经济环境和合作关系方面的优势使其成为我国民营企业"走出去"的重点区域。该文围绕CAFTA框架下我国民营企业"走出去"的论题,在阐述现状、优势,分析面临问题后提出了相应的策略。     

在大融入中谋划大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对百色农业发展的思考

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正式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于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开始启动。百色与东盟国家越南接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必将把百色农业推向国际贸易合作的前沿，给百色农业带来全新而广泛的机遇与挑战。     

致力于支持区域经济一体化

加强区域合作,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依靠地区优势提高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与东盟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下,应对国际经济新形势所做出的重要战略选择,在中国与东盟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自从中国与东盟签订《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来,双方采取了许多措施来促进彼此的合作,如中国方面实施“早期收获”计划、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推进“两廊一圈”合作、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等。北部湾地处这些发展中的次区域联结部,具有明显的地缘优势,发展潜力巨大…     

试论《金融稳定法》在中国的制度构建——兼析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国的法律

该文通过对主要国家稳定金融的举措和国际惯例的实证分析，认为有必要制定一部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稳定法》，其内容包括金融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信息披露机制、公共资金救助机制、预警机制以及国际合作与交流等诸多方面的法律处置方法，以此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达到保障金融秩序的和谐与稳定的价值目标。     

金融危机防范的法律制度研究

法律制度是金融稳定的基础设施，也是金融危机防范的制度化保障，在防范金融危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分析比较英、美、韩等国家以及巴塞尔协议中的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可以看出，我国目前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金融法律制度框架虽已初步建立，但有关法律规定还过于原则、零散，尚不够完善。我国应建立健全以《金融稳定法》为龙头，涵盖金融监管法律制度、金融危机救助和处置法律制度以及金融生态法律制度的法律体系，为金融危机防范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互联网金融安全规制研究

互联网金融是当今网络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顺应各方需要,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但是,互联网金融也存在金融风险,如果缺乏有效监管,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演变成金融危机。因此,在国内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如火如荼阶段,必须高度重视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市场的作用和影响,规避其对金融安全的冲击,重新界定互联网金融机构法律地位、构建多层次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切实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确保国家金融安全。     

地方金融稳定发展组织模式的选择及其操作系统的构建——基于规则系统理论的扩展分析框架

地方金融稳定发展组织框架的构建是影响本轮中国金融监管改革成败的关键环节,牵涉到中央与地方关系和省政府金融办、"一行两局"之间关系的调整和职责定位,是地方金融管理改革的核心问题。本文基于规则系统理论,提出和运用"规则系统-组织结构-操作系统"扩展框架,回顾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演进,遵循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原则,对地方金融稳定发展组织模式进行选择和设计,提出重组监管资源和构建规则操作系统等政策建议。     

Cooperating for Recovery in the Pan-Pearl River Delta

The export-oriented Pearl River Delta （PRD） in South China is suffering under the financial crisis that has swept across the world. Both enterpris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v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only solution is to strengthen regional cooperation wihin the Pan-PRD （PPRO） area and expand the domestic market.     

台湾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

台湾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以前,其金融监管体制采行的是多元监 管模式。相应地,对金控公司实行的是多元监管和机构监管。由于这种监管体制存在明显的制度缺 陷,难以适应金融自由化以及金融控股公司成立和金融集团增加后的监管需要,为此进行了循序渐 进的金融改革。而台湾完善其金控公司监管机制所走的路径和美国大体是一致的。改革后,台湾在 金控公司的监管方面逐渐构建起具有自身特色的监管模式。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一元化监管、准功 能性监管和以风险为基础的监管。至于其对金控公司的监管内容主要包括金控公司的市场准入条 件、资本充足率、风险集中度等方面;此外,台湾还借鉴了美国的加重责任制度以补充监管的不足。 尽管其监管体制还面临诸多不足,但成效渐显。     

统一战线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面临的挑战及优势发挥

新一轮国际金融危机对当前统战工作提出了三大挑战:一是使统一战线工作的维稳任务繁重化;二是使统一战线的工作对象复杂化;三是使统一战线的事业发展面临新的考验.有鉴于此,统一战线应充分发挥其服从大局的合作功能、汇集人心的凝聚功能、化解矛盾的协调功能、掌握社情民意的信息功能、建者献策的智囊功能以及争取海外支持的联络功能等独特优势,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     

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比较——兼谈中国应对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措施

当下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现象，几乎各国经济都深受其害，中国经济也受到较大冲击，世界经济陷入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困难的境地。该文对当前世界金融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进行比较，并提出了中国应对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措施。     

Coping with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es: institutional and ideational sources of Taiwan's economic resiliency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Taiwan has weathered two global financial crises: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of 1997–1998 and the sub-prime loan crisis of 2008–2009. Each time the island's economy emerged from the crisis relatively unscathed. Many of the elements that constitute Taiwan's economic resilience have been fostered through entrenche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established policy orientations over a long period. Taiwan managed to retain the bulk of these long-running sources of economic resilience despite the tremendous external pressures exerted by neo-liberal policy advocates to dismantle these ‘out-dated’ policy thinking and practices in the name of reform during the decade-long interval between the two crises. Taiwan was able to cope with the 2008–2009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anks also to a more enabling regional environment created through stronger cooperation among Asian economies and under a new awakening among the East Asian policy makers.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视域中民主党派作用的思考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之重大课题,民主党派参与其中有其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突出成就,经济社会正处在深刻转型期,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这给社会管理和民主党派都带来较多新的挑战。民主党派如何做到既克服自身局限性,又在多党合作框架下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及其创新,在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中有所建树?解决此问题有如下路径:民主党派参与政权,积极促进改善民生;民主党派议政、参与民主协商,加强联系社会,促进民意畅通机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民主党派进行民主监督,促进反腐倡廉建设;民主党派进行调查研究,利于把握社会建设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