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队"到"社区":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的三次变革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经历了从社队制、村组制到社区制三次重大改革。目前,国家城乡协调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是从城乡分离向城乡一体转变,构建城乡一体的基层组织和管理体制;农村服务从农民自我服务为主向社会发展服务为主转变;农村社会从静止、封闭向开放和流动转变;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从"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变;农村社区从生产和行政共同体向社会生活共同体转变。     

政府规制与农民创造:规划性变迁中的村社治理转型

从我国农村基层治理模式转换与变迁的历史来看,乡村基层社会组织和管理体制的变革与农民需求、自发创造和政府规划、支助密不可分,是一种规划性变迁过程。在统筹城乡发展、人地流动的背景下,我国着力推行的农村社区建设,是从"村民自治"向"社区自治"创造性转换的探索,旨在建立新型的开放、多元的乡村治理机制。要推动村社治理顺利转型,就要在尊重居民自身需求和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基础上,加强政府规制和支助,着力在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产权、加快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实行村民委员会与村经济合作社分离上下功夫。     

政经分离与农村基层治理转型研究

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发达地区农村集体经济迅速发展,农民物质收益持续提高。然而,高度集权的农村管理体制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群体利益多元分化的基层治理格局,导致基层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政经分离是珠三角农村的一项综合改革,通过将自治职能与经济职能运行相分离,构建了分权制衡的农村基层治理格局。政经分离改革引发了农村基层治理秩序重构,农村选举焦点将从村委会转向集体经济组织,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的领导方式将发生根本性转变;农村集体经济面临产权制度改革和公司化转型的机遇与挑战;农村社会治理亟待突破户籍限制,构建现代服务型社区;农民的制度规则意识、市场风险意识、责任主体意识均需不断增强。     

当代中国乡村精英治理:局限与可能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当代中国乡村精英治理的功能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乡村精英治理开始成为国内外学者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乡村精英不仅能促进农村社区的经济发展和农村社区的整合,而且能促进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但是,在乡村精英的治理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局限,如乡村精英的权力过于集中、乡村精英治理制度缺位等,严重影响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主要可以通过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完善政府权威的约束、扩大农民政治参与、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等途径解决乡村精英治理的局限性,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     

农村治理困惑与乡村基层组织的建构变革——对S市王港村的实证调查与研究

本文通过对王港村的实证调查,从村委会选举中村民的投票取向和当前农村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这一视角,指出我国农村基层出现的"政府企业化"及"行政赢利化"倾向,是现有乡村组织建构已不适应农村社会发展需要的表现;<村委会组织法>中规定的村委会的职能在现实中仍表现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政府式",当前农村改革问题本质上应是农村社会的重构问题--乡村管理体系的组织重构和职能重构.只有转变乡村组织的职能设置、改革组织建构,才能整合农村社会的利益关系,推进村民自治.     

协同共治与过程民主:农民自组织的治理实践——基于湖北省秭归县G乡的实证分析

农民自组织作为实现农民有效组织和形塑基层治理主体的新途径,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基层社会自主性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发现,基于乡村产业发展与国家资源下乡中的合作需求、村落共同体结构和精英有效整合基础上的内生型农民自组织,是促成乡村社会团结与深化自治实践的新载体。它通过与县乡村各级组织形成网络化的协同共治体系,在村庄内部生成了弹性的治理空间和调控机制,建构出外部问题内部化和利益协商的地方机制,实现了有效社会动员基础上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推动了基层行政与乡村自治的有机衔接。农民自组织的持续发展,要避免行政化趋势,协同共治的主体边界不能模糊。     

村民自治背景下和谐乡村关系之构建

在村民自治的大背景下,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是影响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变量.在村民自治的进程中,一些地方乡村关系存在不和谐现象,乡镇政府过分干预村民委员会与村民委员会的行政化、散漫化造成了乡村关系的失调与紧张,给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与治理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乡村关系不和谐有乡村干部素质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体制性因素.构建和谐乡村关系,应提高广大乡村干部素质,更应改革行政管理体制.     

村民自治实际运作与理想制度的编离

1980年代推行的村民自治是在民主、平等的取向下建构的农村基层治理制度,体现了群众自治、直接民主、普遍平等、基层自主等重要原则.作为一项空前的民主政治实验,村民自治在实施中受到了具体、复杂的农村治理环境影响,出现了种种实际运作与理想制度偏离的现象.主要有:乡村关系的扭曲、村两委关系的变形、村民委员会的行政化、民主决策的虚化、群众自治的变异、集团性参与的凸现等.村民自治制度建构的缺陷、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种社会力量博弈的冲击是导致这些偏离的主要原因.     

新形势下农村基层治理工作探析

正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农村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二三产业加速转移,土地经营向规模化、集约化加速推进,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越来越弱,居住的集中度也越来越高,给农村基层治理工作带来了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石嘴山市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走出了一条加强干部管理、创新组织设置、转变工作职能、激发自治活力、壮大集体经济的基层治理新模式,为推动统筹城乡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提升农村社区治理有效性的路径

城镇化进程中,撤村并镇、宅基地置换、征地拆迁等齐头并进,广大农村面临重大转型。农民转变为居民,村委会转变为居委会,农村转变为城镇,农村社区开始出现。农村社区由生产共同体向生活共同体转变,农村社区治理由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变,城乡格局由城乡二元向城乡统筹一体转变。在这一系列转变过程中,农村社区治理的问题频出,因而,从治理模式、公共决策、权力配置和条件保障的路径提升农村社区治理的有效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农地制度变革与动员式治理的困境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地制度改革对基层治理的影响凸显。研究发现,农村基层治理的一项主要内容,是通过农民动员,协调分散的土地利益关系,使农村社会形成整合土地利益的动员式治理模式。实践中,地权持续扩张弱化了集体土地制度,可能导致农民动员失败,产生集体行动困境、基层治理灰色化等问题。农地制度改革路径之一是通过农地"三权分置"改革,赋予基层组织适当的土地调控权,重新形成集体和农民的地权平衡关系,促进农民动员和形成善治秩序。     

集体理性、政经分离与乡村治理有效 ——基于苏南YL村的经验研究

乡村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既有研究在探讨如何实现乡村治理有效问题时往往将研究重点置于如何形塑乡村社会中国家与社会、行政与自治的关系,而较少关注到乡村社会内部的组织关系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基于"行为-组织-治理"的分析框架和苏南YL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在集体理性的驱动下,村级组织公共理性行为和经济理性行为为村集体造就了巨大的经济财富,并构建了"政经不分"的管理体制。但由于该体制下的利益分配主要基于以村籍制度为基础的产权确认,导致村民自治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无法有效回应变化中的乡村治理需求并对乡村治理有效性提出挑战。这时,集体理性导向下的组织理性加速了村级组织结构的重塑与功能分化,实现了农村社区的"政经分离"和乡村治理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组织的职能归位和乡村治理产业化转型、社区组织的结构变迁和乡村治理的服务化转型、多元组织的共建共治与乡村治理的协同化转型,由此探索出一条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理想进路。     

“村民自治”制度下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村民自治”，是广大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一项农村社会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是深入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社区社会问题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途径，是构建农村社区党群和谐新格局的现实需要。在“村民自治”制度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     

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基层管理体制创新

农村社区建设实际上是农村社会的建设过程,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点。通过农村社区建设创新农村基层管理体制,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新型的制度平台。     

我国村民自治建设中的困境及制度创新

村民自治是事关农民切身利益和农村改革发展的一项系统工程。随着村民自治 制度在农村的全面推行，使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得到保障和发挥，推进了农村民主法制 建设，促进了农村基层组织和党风廉政建设。但由于种种原因，村民自治发展还很不平衡，村民 自治制度和机制还不完善，还存在具体实施中不规范等问题。因此，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创新 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民主自治机制，是促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课题。     

新型农村社区基层民主能力建设的路径

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采取制度和组织外在嵌入乡村方式,实现农村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管理的参与式民主监督,这就需要在新型农村社区的环境中建立一种新型的政府管理模式。法治型政府、参与型政府、阳光型政府、效能型政府都是基于人民主权为政府合法性唯一来源基础上的现代政府模式。进一步创新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与农村经济建设有机结合的方式、村民监督乡镇政府行为方式和政府与农村自治组织、农民合作组织、企业及村民的合作治理方式,提高新农村治理的整体功效。新农村治理方式要努力由单一的治理转向综合治理,由"暗箱"治理转向公开治理,由局部治理转向全面治理,由只顾眼前的治理转向可持续发展的治理。     

用基层民主引领基层治理——对成都市构建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的思考

村民自治是目前中国农村治理中最为核心与基本的制度。因此,要想搞好农村社会的管理,抓好村民自治是关键;要进行农村治理机制的创新,完善村民自治是首要内容。2008年以来,成都市为适应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需要,以建立村民议事会为突破,积极探索构建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经过三年的运行,新型村级治理机制在促进村级党组织领导方式转变、完善村民自治、以及化解农村基层矛盾与纠纷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因此,它已不再是一项配合产权制度改革的权宜之计,而成为成都市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深化农村基层民主的重要制度举措。     

如何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农村干群关系中的矛盾

随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农村干群关系中的矛盾也日渐突出。只有进一步理顺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农村管理体制,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农民的觉悟,才能有效地化解农村干群矛盾,改善干群关系。     

我国村民自治的现状分析

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村级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当前,就村民自治的运行状况,国内外学者大致分为三大类型:两分法、三分法和四模型说。为推进村民自治走向深入,亟待理顺村民委员会与乡政府、村民委员会与村级党组织、村民委员会自治职能与其它职能的关系,以及遏制并根除村民自治权力的异化现象。十余年来,村民自治的实践推动了我国农村基层社区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必将对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起到越来越明显的影响作用。     

乡镇改革与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体制的构建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我国乡村治理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农村治理朝着多元治理、间接治理和依据法律/契约治理方向发展。“县政、乡派、村治”是符合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需要的一种较好的制度选择。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农村基层政府无论如何改革,最关键和最核心的是转变政府职能,主动适应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为农民和农村发展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