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熵理论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演化方向关系研究

本文运用熵和耗散结构理论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和我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建立两者之间的灰关联熵模型,实证分析了2003—2010年之间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演化方向的影响。结果表明：2006年前对外直接投资并不能有效促进国内经济向良性方向发展;而从2007年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均为我国带来了负熵流,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这一现象出现的可能原因是,我国企业早期仅仅基于政策驱动,盲目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而实际操作并不成熟、缺乏经验。所以,只有同时兼顾投资的数量和质量,才能使得对外直接投资为我国带来持续的负熵流,不断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     

中国流通业、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协同研究

从中国流通业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出发,通过对流通业与制造业两者之间的协同理论分析,指出依托产业协同,有利于推动中国流通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利用2003-2015年的中国流通产业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时间序列数据,发现中国流通业与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误差修正模型的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每增加1%,可带动中国流通业对外直接投资增加0.845%。最后,从对外直接投资区域选择、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以及市场准入等方面,提出依托制造业,发挥协同效应,进而推动中国流通业对外直接投资扩张的政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基于中美比较的视角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国际产业转移,发达国家加快了对外投资步伐,中国也抓住这一机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吸引地。经过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如今中国企业也开始了"走出去"的脚步。对外投资对于一国的贸易有何影响,学界对于此有很多研究。本文以1984-2012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双边直接投资和贸易进行检验,利用协整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会增加中国对美国的进口,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会增加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化及原因分析

金融危机后,我国集中于亚非地区以资源获取为主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发生显著变化,发达国家和二、三产业的占比迅速增长。金融危机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提供重要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基础上,我国以货币互换为契机,积极推进金融业对外扩展,具有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并行的能力,这是我国与其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不同之处。着眼未来,我国须加快国际金融网络建设,重点以产业链为依托,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的持续稳定发展。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的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投资规模过小显示中国以对外FD I衡量的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尚待深化,区域分布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市场敏感度不高,行业分布显示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了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府政策的完善建议,以及优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相关建议。     

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向中亚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研究

本研究利用2003-2016年中国向中亚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基于扩展投资引力模型和面板校正误差模型,比较分析双边政治关系对OFDI的效应差异。结果表明,双边关系状态、外交成果、外交活动对中国向中亚国家的直接投资产生显著影响,而且非经济类外交成果的影响效应大于经济类。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思考

由于受西方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影响，我国的理论界和企业界对对外直接投资还存在着一些认识误区，严重制约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为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健康地发展，必须探讨适合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在批判地吸收当代西方国家和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分析，必须从宏、微观角度全面考虑。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新论

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企业参与国际经营活动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企业垄断优势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而西方传统的以及修正了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则忽略了这一点。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本身并不具有什么垄断优势。但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企业的优势只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而非充分条件,即不具有比较优势或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仍可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是企业挖掘和培育优势的过程。对外直接投资和企业优势的培育是正向促进的关系。这就是"优势培育论"。以中国为例,积极发挥投资主体的能动性,培育其优势,需要建立互补式国际战略联盟、组建跨国企业集团以及努力培养一大批学有所长、勇于开拓和精通国际企业经营管理业务的人才。     

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理论上,东道国政治风险对FDI流入本地具有负面效应,但实证研究的结果是两可的。2000年后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OFDI）发展迅速,与此同时,政治风险事件的发生也呈明显上升之势。文章对中国企业2003--2006年在73个国家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考察,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OFDI无显著影响。该结论对于更好地认识中国企业走出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影响的机理分析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之间有很多差异,这些差别对东道国经济体的影响,特别是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有着深远意义.尽管对于发展中东道国而言,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比来自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更有优势,但是,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比发达国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高.     

国际金融危机对江苏开放型经济的影响及对策

国际金融危机通过贸易、投资渠道对江苏开放型经济造成直接冲击。本文从进出口增长、商品结构、贸易方式、企业性质、出口市场、地区差异、贸易摩擦、外资结构、对外投资等方面全面分析了金融危机对江苏开放型经济的影响。同时提出了出台外贸扶持政策、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加强招商引资力度、引进海外人才等对策措施。     

法律化水平、缔约国身份与双边投资协定的投资促进效应——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双边投资协定是当前调节与规范跨国资本流动的主导性国际制度,中国也已成为这类协定的最大缔约国之一,然而,双边投资协定是否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存在较大争议,需要构建进一步的理论机制加以澄清。基于中国2003年至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国别面板数据分析发现,签订和实施双边投资协定本身并未能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其投资促进效应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制度设计中的法律化水平。根据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的两阶段博弈模型,若双方签署的协定条款中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化水平较低,则通常意味着无法有效提供可信的承诺,难以促进中国投资者赴该国投资。二是缔约国身份的代际变迁,即由资本输入国到输出国的转变。最早签署协定时,中国更多地是把东道国作为缔约国身份,将外国投资"引进来"视为主要目标。不过自"走出去"作为一项国家战略被正式提出以来,中国在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时开始越来越多地把母国作为其缔约国身份,故此后形成的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的海外投资具有显著促进效应。在定量检验的基础上,对捷克与斯洛伐克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不同时期的比较案例分析也印证了上述观察。这些发现进一步打破了双边投资协定的同质化假定,揭示了国际合作中制度设计与缔约国身份的重要影响,同时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外交的演化路径和发展方向。     

美日印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举措及借鉴

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相比较而言,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在发展本国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有一些比较成功的做法,对我国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有一定的启示。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需完善境外投资法规,规范管理体制;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体系建设;优化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布局;把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作为对外直接投资导向。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中亚五国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0—2018年中国对中亚五国的OFDI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受到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自然资源丰裕程度、制度环境及产业基础的正向影响,而与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劳动人口结构、我国与东道国贸易的紧密程度呈负相关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动机与传统国际投资理论中的边际产业转移有所不同,投资目标更加多元化,更多地集中于资本技术密集型领域,从而也更有助于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     

中国利用外资的现状及前景分析

中国是经济处于高速发展中的发展中大国,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每年都吸引大量的外资,2002年,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本文试图分析中国利用外资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对中国利用外资的前景进行展望。一、中国利用的外资的现状。中国大规模的利用外资应该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其中最能体现中国吸引外资成就的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变化。1、中国利用外资的方式。中国利用外资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外商直接投资、对外借款和外商其它投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方式主要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     

美国针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国家安全考量研究

近些年来,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井喷状态的同时,出现了一些中国企业在美国不断受挫的案例。本文就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处理进行研究,发现国家安全考量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美国本土企业的利益、政客声望等因素,也籍由国家安全概念的模糊性而发挥作用,使得美国针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审查具有突出的政治化色彩。     

FDI、国内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利用1995-2005年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国内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都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要大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存在“挤出”效应。     

国家战略、经济周期与中朝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近年来,人们对中朝关系的发展莫衷一是。实际上,随着中国国家战略目标的调整,影响中朝关系的因素发生了变化,国际化是影响中朝关系的新的重要因素。经统计检验,本文发现OECD国家的经济周期、世界经济周期和OECD国家的进口增长率与中朝关系活跃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在世界经济特别是OECD国家经济扩张时期,中朝关系相对冷淡;而在世界经济特别是OECD国家经济收缩期,中朝关系相对活跃。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本文认为,国际化三要素中关键自变量的变化是形成中国对外关系中周期的原因。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际贸易(包括中国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取代了新中国三十年中周期的自变量,形成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对外关系中周期。随着中国对自身定位的变化,国际资本交易和中国对外投资将成为下一轮中国对外关系的关键变量,新的中周期开始形成。中朝关系的波动是以中国的政治中周期为底线的,对中朝关系的偏好和预期,需要更长远的历史透视和深入细致的实证分析。     

中国改革对世界的五大影响

中国改革对外有五大影响。第一个方面，中国改革扩大了内需。根据目前的研究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将超过6亿人，它对世界会带来什么影响呢？经济学家研究表明，从现在到2020年这7年中，中国累计为世界提供的进口商机将超过17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将超过1．2万亿美元；将向世界贡献700万个新增的就业岗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将达到27％。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预警与防范研究述评

我国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预警与防范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已有文献综述主要对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预警模型、机制建立、国际风险防范措施等方面进行了梳理,而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预警方法与风险防范制定出发点等方面缺少总结与评析。通过对文献梳理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预警方法与防范措施的运行效率有限,进一步探索高效的风险预警方法、构建风险预警与防范信息管理平台,借助平台识别关键风险因素有针对性地进行风险防范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管理的重要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