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刑化的弊端及我国的刑罚选择

一、我国刑罚的轻重之争刑法学界对我国刑罚的走向曾经提出过许多不同的看法，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即轻刑化说、重刑化说、适度化说。轻刑化论者认为：第一，轻刑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采用重刑主义的刑法，不仅同刑法发展的趋势相悖，而且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任务相违背。从另一方面讲，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发展，犯罪将逐渐趋于减少，随之而来的也应当是刑法的缓和化、轻刑化。第二，轻刑化是商品经济的反映。商品经济的生命在于竞争，而要有竞争，就必然有一个较自由的环境，刑法不宜过多地加以干预，否则就…     

略论职务犯罪轻刑化的转变路径

从刑法角度而言,惩罚是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最重要手段.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惩罚失当引发的轻刑化现状表明刑法对职务犯罪的威摄和遏制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本文在分析了职务犯罪轻刑化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后,在刑罚观念、立法、司法、监督制度等方面提出了改变轻刑化现状、消除其不良影响的途径和方法,希望能够更好的发挥刑法对职务犯罪的威慑和预防作用,从而在打击职务犯罪的司法实践中取得更大的刑法效益.     

论轻刑化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本文从分析我国刑法趋于重刑化的现状入手,分析法学界因刑法趋于重刑化现状而开出重刑化和轻刑化两剂截然相反的药方,并分析其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对最终促进轻刑化理想所起的作用。     

刑法结构的轻刑化演进及其刑事政策协同——基于对日本《轻犯罪法》的比较考察

危险驾驶罪等轻刑罪名的增设推动我国刑法结构向轻刑化演进,对我国固有的罪刑观念与二元化违法犯罪制裁体系造成冲击。日本刑法呈现出典型的“大刑法结构”,犯罪圈高度扩张,《轻犯罪法》处于刑法结构的最低点,对《轻犯罪法》展开全面考察有助于为我国应对刑法结构轻刑化提供理性参照。《轻犯罪法》具有预防性、象征性与补充性特征,以司法化程序确立法治保障,实践中大多数轻犯罪案件均是以不起诉实现程序分流,少数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也是以略式(简易)程序为主且刑罚轻缓,由此兼顾效率。《轻犯罪法》虽是日本犯罪圈扩张的代表,但适用中却有效控制了刑事资源的投放与消耗。面对我国刑法结构轻刑化过程中轻刑罪名的立法扩容与司法激增,应理性认知轻刑罪名的预防性色彩与轻微罪质,确立“增减并进”刑事政策,即在立法增设轻刑罪名之时同步削减投放到轻刑罪案刑事反应系统中的制裁性要素与程度。同时,治安违法行为轻罪化及其制裁程序司法化符合刑事法治理念与人权保障诉求,具有正当性,但应当在逐步积累轻罪治理经验并充分理解轻刑罪名本质的前提下有序推进,不能操之过急。     

老年人犯罪轻刑化的非合理性和解决途径探索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出现使老年人犯罪轻刑化已近乎成为定局。但是调查结果表明人们对此很难保持高度的意见统一。本文试探讨老年人犯罪轻刑化的非合理性,并提出针对老年人犯罪的解决途径。     

问题与出路：对我国劳动刑法出场形态的慎思

劳动刑法兴盛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冷落于中国现行刑法之中,这种冷落与中国当前劳动刑法实践中理论研究薄弱、行政干预频繁、法律体系缺位密切相关,由此导致了刑法介入劳资关系的扭曲与变形,无法合理组织对劳动犯罪的反应。基于劳动刑法不同于传统刑法的特别属性,劳动刑法在中国出场之时主要应该实现：对集体劳动争议行为的去犯罪化与轻刑化,对劳动者个体犯罪的适当非犯罪化和轻刑化,以及对雇佣者劳动犯罪的合理犯罪化和重刑化。     

论刑罚的轻刑化

刑罚应体现人道性、公正性、谦抑性和自由性。在我国刑法领域内应树立刑罚"轻刑化"的思想。应通过"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等途经实现轻刑化,更好的服务和改造社会。     

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探析

我国对职务犯罪的量刑很大比例是从轻、减轻处罚的。从打击职务犯罪的作用上来看，轻刑化可以使得部分案件的侦查成本降低，但过分的轻刑化又会导致刑法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力量降低。如何规范、控制职务犯罪轻刑化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必须探讨的问题。     

财产型犯罪轻刑化的理由认知：一个反思的视角

财产型犯罪轻刑化,是"人是目的"这一道德伦理在刑罚观中的体现。学界支持财产型犯罪轻刑化理由大致有五个:"财产平等保护论"、"刑罚现代化要求论"、"人权保障论"、"国际趋势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论"。然而,这几种理由均忽视了财产刑法保护与宪法经济制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导致认知偏差。财产型犯罪轻刑化正是生命价值与财产价值综合权衡的结果,是刑法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现实对宪法经济制度的理性回归。检讨财产型犯罪轻刑化的意义在于消除刑法现代化与宪法规则之间的诸多误解,以揭示宪法语境下财产权刑法保护的认知模式。     

我国现阶段不宜轻刑化——评当前我国的轻刑主义思潮

近年来,在我国立法机关起草修订刑法的过程中,一些学者撰文指出,我国现行刑事法律体系存在着重刑主义的倾向。呼吁立法机关在修改刑法时应大幅度地减少重刑和死刑,甚至废除死刑,制定一个轻刑化的社会主义刑法。其主要理由综述如下: 第一,轻刑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各国所向。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刑罚的发展都趋于轻刑化。当今世界,各国刑罚均趋于宽和,许多国家已取消了死刑,而我国刑法中死刑条文却有29条,占刑法分则条文总数的29％。这同许多国家刑法相比,死刑较多,特别是对贪污、盗窃、受贿等经济犯罪大量适用死刑,更属外国立法例所罕见。     

刑法的困境与路径之实现

在现代刑法中,立法者开始对刑法的困境进行总结,认识到刑法的出路是适当融入宽容的精神,逐渐摒弃刑法的工具主义的思想.在本文中,笔者理论分析刑法不能根除犯罪的根源,举例说明刑法在实施中遇到的困难,并指出实现刑法出路的基本路径是非犯罪化、非刑罚化、轻刑化.     

论我国土地刑法的完善

我国土地刑法的诸多方面还存在不完善之处，对土地刑法的完善应坚持以下理念：土地刑法的基本法益应当是生态利益而非财产利益；土地刑法应当犯罪化而不是非犯罪化；土地刑法应当坚持轻刑化而非重刑化：土地刑法应当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而非集中立法划一的立法模式。     

职务犯罪量刑轻刑化的成因及对策

正近年来,职务犯罪案件量刑轻刑化的趋势日渐明显,特别是被告人被判处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的比例较高,应当引起足够重视。一、职务犯罪量刑轻刑化的危害一是违背了刑法的基本原则。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我国刑法和刑事政策历来坚持"从严"、"从重"处罚的立场。这不仅体现为犯罪数额标准设置     

论调整法定刑的适度与协调原则——兼评重刑化说与轻刑化说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形势迅速发展,已施行了十多年的我国现行刑法,不仅在罪名的设立上,而且在法定刑的规定上均显滞后现象,很难适应当前与今后进一步改革开放形势下处罚犯罪的司法实际需要。修改刑法已是当务之急,而在刑法修改之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法定刑的调整。对于如何调整法定刑,刑法学界有重刑化说与轻刑化说之争.笔者认为,调整法定刑的原则,既非重刑化,也非轻刑化,而是建立在罪刑等价关系基础上的适度与协调原则。笔者就此问题阐述已见。     

刑法谦抑性视角下的组织卖淫罪

刑法谦抑性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当代文明社会的必然要求。刑法谦抑性要求严格控制刑法的处罚范围和惩罚程度,尽可能地实现非罪化和轻刑化。然而我国一直以来在严禁卖淫嫖娼政策的指导下,对组织他人卖淫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规制,不仅对各种情形的组织卖淫的行为都规定为犯罪,而且设置的刑罚过重且未根据危害性程度的不同而区别对待,这严重违背了刑法谦抑性的要求。对不涉及幼女的以非强迫的手段组织卖淫的行为实现轻刑化和非罪化应是我国刑事立法的奋斗目标。     

继承与超越:刑法不得已原则之于谦抑原则

德日刑事法学者提出刑法谦抑原则,认为刑法作为保障法应该谦让于民法与行政法,使国家更少地举起刑罚之剑来惩治犯罪之恶,国家之于犯罪人有更大的大度与宽容。刑法谦抑原则为包括我国和西方国家学者所津津乐道,并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得到体现,谦抑的结果自然是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和轻刑化。然而对于谦抑这个语词,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质疑,刑法不得已原则丰富了其内涵。     

中国非刑罚化的涵义探解

作为中国刑法的发展趋向,非刑罚化是针对中国刑法的现实为化解刑罚趋重的状况应运而生的轻刑化趋势,因此,非刑罚化问题逐渐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通过对中国非刑罚化的语义分析和内涵解读全面审视非刑罚化的理论意义.     

澳门刑法中的犯罪未完成形态问题研究

澳门刑法中具有很多值得思考和借鉴的科学法律思想与先进刑法制度。其中的犯罪未完成形态制度集中体现了澳门刑法的轻刑化、细密化和较强的可操作性等特点。本文分别以预备犯、未遂犯和中止犯为研究对象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与探讨。     

改革开放三十年刑法立法基本问题研究述评(上)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刑法学界对刑法立法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关于刑法立法思想方面,存在着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争,轻刑化、重刑化和适度化之争,刑罚化与非刑罚化、非监禁化之争。关于刑法立法体例方面,对于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刑法修正案及刑法立法解释的相关问题,评价与认识不一。在刑法立法技术方面,关于两部刑法典之立法结构和法条用语等技术问题,也是见仁见智。对刑法立法的这些基本问题,应当结合我国刑事法治发展的实践予以理性的思考和评价。     

论犯罪化及其限制

<正> 一、严而不厉——刑法结构的理想模式 如果说犯罪化(criminalization)与非犯罪化(decriminalization)、刑罚化(penalization)与非刑罚化(depenalization)是二十世纪世界各国刑法改革的主题,那么,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重刑化还是轻刑化则是中国当代刑法改革在制度层面所面临的两大现实选择。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储槐植先生在《严而不厉:为刑法修改设计政策思想》一文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我国刑法结构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刑法结构“严而不厉”的思想,得到了学术界同人的广泛认同。按照储槐植先生的见解,严而不厉的刑法结构要求刑法典严密刑事法网、严格刑事责任,同时刑罚不能过于苛厉,罪刑应当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