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宗教关系的多向度追问

作为共同调整人类社会的规范,法律与宗教存在着千丝万缕、多个向度的联系。从目的指向来看,法律与宗教都关心人类生存的方式与意义;从思想和制度角度来看,法律中的许多思想和制度都发源于宗教和宗教规范;从西方法治建设的演进历程来看,西方法治的形成得益于人们从内心真正信仰宗教权威与规范的传统;从功能上来看,法律和宗教都有凝聚和调试社会等功能,共同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当下中国,深刻认识宗教与法律的多向度关系之于落实依法治国以及正确应对宗教社会问题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浅析宗教在西欧与美国地位不同的原因——以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为视角

托克维尔在美国考察发现,宗教在美国远比在西欧繁荣,并认识到宗教与民主社会并非是相互对立的。于是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透漏出了一些宗教在西欧与美国地位不同的原因。本文将从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的契合度、政教分离作用和神职人员作用这四个方面对此进行浅析。     

宗教组织:宗教性与社会性相结合的载体——试从组织社会学角度分析宗教组织的功能

宗教组织是联系教徒与外界的纽带,在整个宗教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宗教组织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本文试图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对宗教组织的宗教性和社会性功能进行简单探讨。     

从资产阶级与宗教的关系看信仰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从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对宗教关系的变化,恩格斯从阶级的视角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由资产阶级的历史属性决定的。排除阶级的因素,从社会发展的视角看,笔者认为,两者关系的改变是资产阶级不断改变信仰,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信仰对社会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并且能够保持社会的稳定。对于我国当前存在的社会信仰危机,这是一个很好的启示,我国需要通过各方面的改革来重新塑造社会信仰体系,以保证社会的稳定、快速发展。     

浅析我国宗教立法的完善策略

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时，如何更好的将宗教事务纳入到法律规制下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选择。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既可以充分有力的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实现，更可以有效地协调宗教与其他社会关系。然而，目前我国的宗教法制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着若干亟待解决的问题。鉴于宗教立法在宗教法制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现阶段我国宗教立法的不足，借鉴域外相关立法经验，对我国宗教立法的完善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期促进宗教法制建设的发展。     

如何正确认识 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关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报告把“宗教关系”列为五大关系之一．体现了党对宗教问题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揭示了宗教工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下面我就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关系谈点认识：     

简论宗教与法律的关系——兼论作为一种社会权力的宗教权力

宗教与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两种不同手段,但它们所追求的理念与价值以及表现形式上,也有某些共同要素和渊源相依的关系.宗教团体对自身的管理权力和宗教精神对社会的影响力,一般属于社会权力范畴.至于以其宗教定为"国教"的宗教国家,则其社会权力同国家权力合二而一;其教义等同于国家法律,其教主成为高于国家行政首脑的精神领袖,其权力地位同一党专制的"党国"的执政党领袖有些相似.宗教自由作为一种信仰,同思想自由一样,是绝对的权利.宗教对维护社会秩序有一定作用,把宗教单纯视为"人类精神的鸦片"或社会异端,是片面的.但宗教活动所行使的社会权力对社会有一定影响,因而要受法律的限制.     

宗教文化协和共融是发展的活力所依

宗教是人们对自身生命的思虑和试图对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做出解释,它蕴含着极富人文特色的东方智慧之光。我国各宗教文化已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政府支持和鼓励宗教界团结信教群众积极参加国家的建设,制定和实施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建立起了符合国情的政教关系。开放宗教活动场所,可以公开信奉宗教,自由表达宗教信仰,我们对宗教社会科学的发展,与对中国宗教的未来发展一样,     

从宗教的文化渊源看当代邪教

宗教作为一种化形式,在人类社会与体发展中有其独特的传统价值与历史地位。宗教同科学的历史关系并非绝对对立。当代邪教的产生有其一定的时代与背景。从宗教在历史上的化表现分析,现代明发展这一先天环境的我,决定其必然具有反科学反政府反社会的根本特征,尚不具备传统宗教在化上的价值与社会意义。     

捐赠性宗教财产使用现状与监督制度初探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宗教事业发展至今积累了丰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物质财富的积累与信教群众的捐赠有很大关系。所以,对捐赠性宗教财产的监管实际上是对信教群众财产权利的保护。本文在明确了捐赠性宗教财产的概念和范围后,对现有制度下宗教财产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相应的监管对策。对策的提出是在现有立法体制下进行的修正与完善,而并非对整个宗教立法体例的改变。这样的措施可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较好之成效,以维护宗教财产的完整性。     

美国规制宗教活动的判例法研究

与杨凤岗教授等人所认为的美国并无宗教管制不同，美国以判例法的形式建立起了一整套管制宗教活动的规制规则，如：宗教活动不得违反法律、宗教活动不享有违法豁免特权、法定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宗教活动决定权受“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管辖、法定监护人享有被监护人强制教育转化权、邪教组织对未成年人及其父母负有精神伤害民事赔偿责任，打击暴力反政府邪教的政府行为不受联邦民事侵权规则管辖等。俄、法等国以宗教制定法形式建立起管制宗教活动的宗教规制规则，将邪教民事侵权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扩展到邪教受害者家属和社会团体，较美国的宗教法律规制更合理。     

论宗教与和谐社会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和文化系统,它几乎与人类文明史上的所有社会形态都结下了"不解之缘".它既有深广多面的精神资源,又有丰厚辉煌的历史文化遗产,同时还是民族融合的纽带.在社会主义社会,它将具有长期性、民族性、群众性、复杂性、国际性等特点.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具有很强的道德教化作用、社会稳定作用、心理慰藉作用、文化展示作用和对政治文明建设的推动作用,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法治中国与宗教工作法治化的十大问题

学术界曾经热议的“宗教生态失衡”现象，是当代中国宗教的主要问题之一。表面上，这一问题源自于“制度宗教”与“扩散宗教”之间的竞争关系，但它实际上却是宗教信仰方式以及神人关系与社会结构间彼此互动机制的差异造成的。正是这些差异影响到了不同宗教及其信仰方式、不同信仰行动者的行为方式以及不同宗教的发展程度。以往学界基于制度宗教与扩散宗教的概念之争、集中在民间信仰与基督教强弱大小之间宗教生态关系的讨论，实际上掩盖了中国宗教信仰方式的社会本质。以法治化的处理方式来平衡或协调不同宗教间的互动关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     

约翰·希克的哥白尼式革命——以“终极实在”为中心的宗教多元论述评

约翰·希克针对近代全球化以来愈发突出的宗教多样性和多元性事实以及由宗教相遇造成的基督教危机,从宗教之解释出发,批评盛行的宗教排他论和宗教兼容论,提出多元论假设并倡导宗教多元论和宗教对话,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逐步构建了宗教多元论体系。其中对约翰·希克宗教多元论影响重大的有康德、维特根斯坦和W.C.史密斯。约翰·希克的宗教多元论思想可以概括为"世界各大宗教传统具有一个共同的基本信念,即宗教经验不纯粹是人的精神观念的投射,而是人类对同一个终极实在的不同回应;应承认虽然各自的回应差别甚大,但都是同等有效的,都拥有一个共同的救赎论结构,即世界各大宗教传统在整体上都是人类生存从自我中心转向实在中心的拯救/解脱的语境。"尽管多元论仍面临许多理论困境和批评反对,但约翰·希克宗教多元论及其三大支柱——一个终极实在、宗教之解释和共同的救赎论结构的提出,有巨大的合理性和解释力,是宗教经验和宗教学研究思维方式的变革,对基督教神学做出了重大的范式更新、转换甚至革命。     

制度危机与刑事司法系统的应对

随着制度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的复兴,制度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一种内生变量所起的重要作用,重新得到了人们的重视。针对制度引发的社会危机,考察了社会危机对刑事司法系统带来的冲击,对刑事司法系统功能失效之原因进行了解析,从刑事司法系统的功能、内在属性等方面入手,探讨了制度引发的社会危机期间刑事司法系统的重新定位和改革措施。     

伯尔曼式法律信仰的实质浅析——对我国法律本质和司法观念的反思

西方国家宗教的神圣性和法律的社会性是其法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伯尔曼"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便形同虚设"这一观点的提出在中西方的法学界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通过对宗教与法律的实质加以区别和联系,伯尔曼将整个西方社会的法律与宗教在制度上的相互促进和影响呈现在世人眼前,其对法律与宗教的历史、文化基础的剖析,以及运用现实的逻辑研究方法使我们清晰的认识到二者相互依赖是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法律不仅是一种社会规范,更是人类正义的终极体现;而宗教不仅是一种精神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是约束人们社会行为的潜移默化的习惯。伯尔曼式的法律信仰是法律人内心深处对法律制度的一种解读和对法律精神的一种理性情感,这种信仰的实质在于使法律制度得以完善,并通过与宗教的融合进一步寻找社会和谐发展的良性方式。     

论我国农村宗教事务的法制化管理

自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我国宗教事务逐步实现了从政策主导向依法管理的转变,初步形成了有关宗教事务管理的法规规章体系。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问题日趋复杂化,特别是在法律监督薄弱的农村地区,一些不法团体打着宗教的旗号,传播歪理邪说,诱骗群众加入邪教组织,以达到其敛财骗钱、危害社会的目的。鉴于此,加强对农村地区宗教事务的法制化管理就变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是保障合法宗教的权利之必需,更是打击不法邪教组织,保护农村信教民众权利之必需。     

论当代邪教

邪教是当代社会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 ,而且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必然的现象 ,是人类社会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必须面临的、不能回避的挑战。为了能协同一致对付这种挑战 ,对邪教应当有明确的概念界定。在目前大量新兴宗教与少数邪教并存的情况下 ,应当使用NewReligion指称新兴宗教 ,用cult一词指称邪教。新兴宗教的主要特点是反传统 ,怀疑传统权威而向神秘主义复归 ;邪教是新兴宗教极端化的结果 ,它具有毒化心灵、聚敛钱财、残害生命、危害社会的反人性、反社会、反人类的邪恶特点。邪教是人类社会的公敌 ,世界各国对本国邪教 (组织 )都是通过立法予以坚决打击的。     

对宗教的治理与利用宗教进行社会治理 ——基于需求溢出理论对宗教的治理认知

我国社会对宗教的认知经历了从政治认知到文化认知的转变，还将转变到融合上述两种认知的治理认知。基于需求溢出理论双层公共事务观，涉及宗教的治理可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国家对宗教的直接治理，即把宗教作为治理对象的治理；第二层面是国家利用宗教对社会事务的治理，也就是把宗教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即把宗教组织作为治理主体）而对社会事务的治理。其中，前一治理层面强调国家在治理方面的主体性，强调国家以公共利益原则为依归，依法管理宗教组织及其信众，以防范或抑制宗教的消极面；后一治理层面强调宗教（包括宗教组织及信教人员）在治理方面的主体性，强调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权保障下充分利用宗教在心灵治理方面的比较优势，以发挥宗教的积极面。同时，以公共利益原则协调双层治理之间的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最大限度抑制宗教的消极作用。     

试论宗教的社会责任

本文从宗教的社会责任为切入点,以伊斯兰教为例,深刻指出了宗教的社会责任,使宗教能更好的服务社会,发挥其社会责任,适应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