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家的“国家主义”形式法治观批判

兴起于清末民初民族危亡之秋的新法家,在复兴先秦法家学说的同时注重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与转化,力倡“国家主义”的“新法治主义”并以之为救时济世的有效手段;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实践则被某些学者视为“法家第三期”法治思想的展开.基于新法家思潮对法治建设的可能影响,有必要对其工具主义理性和形式主义法治观予以批判性反思,以重塑“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法治的内在目的与外在目标的合理关系,为“法治中国”蓝图的顺利实现提供理论支持.     

韩非“法治”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人们对其提出的"法治"思想历来褒贬不一。韩非"法治"思想建立在其人性论基础之上。文章拟通过法的制定、法的内容、法的执行和法制教育四个方面分析韩非"法治"思想的基本特点,得出韩非"法治"思想的现代启示即现代法治视角下韩非"法治"思想的缺陷与其"法治"思想对当今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洋货”观照下的“故物”——中国近代论评法家“法治”思想的路向与歧见

在中国“传统内”的释评系统中，法家的“法治”思想这个“故物”，没有得到新的阐述与发展。到了近代，西方法治思想这个“洋货”成为重新解读“故物”的利器。但梁启超与萧公权同样用“洋货”观照“故物”，却得出了法家“法治”思想之“真”与“伪”的不同结论。用“洋货”观照“故物”，已成为具有重大影响与意义的思想学术路向，但也应克服其 “强为比附”的结习。     

从贵族法治到帝制法治

法治转型是围绕社会转型进行的,中国第一次社会转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与此相应,法治转型则是由贵族法治转为帝制法治。贵族法治的特质是别亲疏、殊贵贱、断于礼,也就是西周以降的礼治。“废井田,开阡陌;废分封,立郡县”是春秋战国社会转型的全部内容。这种转型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就是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为适应社会的这种转型,先秦法家提出了“法治”理论。这种“法治”,与传统的礼治相对立,其特征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重心是治吏治官。这是秦汉以后中国法律制度的思想基础。秦汉以后的中华帝国法治主要是这种观念制度化的结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用“儒家思想法律化”来概括帝制中国的法治特征较“法律儒家化”为妥。     

法家法治理论评析

本文从法学史角度，对先秦法家提出的法治理论的基本内容，思想前提，实现法治的方法和途径，法家法治理论的历史进步性，法家法治理论与古代西方法治学说的异同点，以及法家法治理论对中国古代法学所发生的负面影响等作了比较详细的评述。阐述了法家法治理论和西方法治学说各自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     

先秦法家:法治的中国渊源

一个国家的不同时代以及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都有着不同的法治理论和实践.无论是古代西方的法治思想还是古代东方的法治思想,都不过是现代法治的思想渊源而已,并不能与现代法治划等号,真正作为现代意义上使用的法治概念,是由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首先提出来的,是与资产阶级民主相伴随而得以阐述和论证的,并且经过无数思想家们的努力,才使其逐步完善,成为现代国家的法律实践.从法治构成的角度出发,论证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是符合法治的最低要求的,进而得出法家的法治思想是现代法治的渊源之一,并试图通过此类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重新审视、提升其作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整合与超越:域外法治资源与中国法治模式的建构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任务.构建中国法治模式,增强法治自信,成为当代使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故整合域外法治资源以资借鉴,成为必然.然各国法治实践及其法治经验均与本国历史传统和国情密不可分,因此对域外法治模式的参考借鉴须进行创造性转换,在整合的基础上再言超越,方能合理建构中国特色的法治模式.     

略论近代“新法家思想”的特点

在近代,为了追求救时和富国强兵的目标,中国的思想家们发现以商鞅和韩非为代表的先秦法家思想与西方先进的法治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他们认为法家法治思想的复兴是中国起死回生之道。先秦法家法治思想在近代的再生不是复古,而是新生,是返本开新,是以西释中,是在未瓦解原始法家以法治国的学术根基,传承或部分保留了原始法家的思想源泉,借鉴西方近代先进法治理念的基础上,将先秦法家思想融入到现代法治思想体系中,并努力使其具有现代理论形态,以及现代化的表达方式。     

法治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历程

1979年，以邓小平法制思想的启发下，中国法学界冲破了极左思想设置多年的禁区，首先提出了“要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主张。在这以后20年间，中国法学界出于对国家政治命运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不懈地探索、研究和宣传法治理论，掀起了三次法治讨论高潮，推动和促进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方略的形成和确立，法治已成为当代中国法学界的一种理念和精神。     

中国古代“法治”质论——兼驳法治的本土资源说

本文首先对中国古代“法”字的基本含义进行了仔细的考究,并得出了古代之“法”与今日之“法”内涵不同的结论,进而分析了古代法学的所谓“法治”理论的本质,认为法家的“法治”理论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君主专制的政治理论,从根本上推翻了中国古代具有法治的思想或实践这一相沿已久的传统观点。接着,本文对目前颇为流行的法治本土资源说进行了剖析,揭示了这一说法自身的致命缺陷以及种种荒廖之处,鲜明地表达了作者这样一种立场：无论是从历史的传统中,还是从现实生活的各种非正式制度中,我们都不可能寻找到建设现代法治的本土资源。如果不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在理论上依然沉迷于本土资源的虚幻之中,将会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给中国社会带来伤害     

简评韩非的“法治”思想

韩非作为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之集大成者,提出了＂以法为核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主张,该思想在秦王朝的实践对秦统一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从历史和现实角度对韩非的思想进行简要评述,以此找寻现代中国法治建设可资借鉴之处。     

法家的法治学说以及现代借鉴意义

法家的法治学说随着秦亡而走向沉寂,但是为汉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以“阴法”的形式继承下来并揉入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中支撑中华帝制长达两千余年。其中,一些合理的成分对我们现在的法治建设仍有借鉴意义。     

法家民本思想简论

法家虽然主张法治、重刑等看似严苛的理念,但是在具体的思想上又有相应的制约与缓和,从中体现的爱民与重 民思想不应被后世所忽视.法家的“法治”有别于当代社会主张的依法治国,但其不乏可取部分,对法家思想中的民本观加以分析后,可以利用与我国的法治建设中.     

依法治国的文化解释

依法治国作为一种中国式的法治与文化,是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中生长起来的。具体地说,依法治国是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吸纳了西方传来的法治文化的产物。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从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到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是一条持续不断的文化主流。从文化交往的角度看,西方法治文化是19世纪末期汇入中国文化主流的。相对于西方汇入的法治文化而言,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构成了依法治国的文化源头。较之于西方传来的法治文化,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更有力地塑造了当代中国的法治形态,那就是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     

中国“法治大跃进”批判

当代中国,在法治逐渐成为无可置疑的社会主流话语的同时,从官方到民间,也慢慢地滋长出了一种可称之为“法治浮夸风”的政治社会气息,并已经非常显明地形成了可以称之为“法治大跃进”的思想与实践行动的社会现象。“法治时间表”的制作设置、政府主导“法治指数”的设计与应用、“口号”法治、“运动”式法治,就是法治大跃进典型的现实表现。本文揭示了中国法治大跃进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并从革命的浪漫主义、民粹主义、偏狭的政治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法律工具主义、唯意志论、唯科学主义、革命论、国家主义和政治意识形态十个方面,对中国法治大跃进展开了思想批判;同时从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进行法治政党建设、法治政府建设、法治社会建设、法治国家建设四个方面,对中国法治大跃进进行了实践批判;提出了必须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抱持理性务实的态度、保持足够的耐心与克制,坚持踏实而坚定地循序渐进地不断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的基本立场。     

论西方近代自然法观念及现代法治价值

西方近代自然法是在承袭古代自然法思想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系统的自然法理论.这一理论十分强调理性、权利本位和权力制约.所有这些对于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培养权利意识和确立公平、正义的法治价值观念,进而对我国当代法治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解读法家法治思想

法家主张的法治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具有极大的历史进步性。秦国由一个弱小的偏远小国发展成为当时最强大的诸侯国,并完成统一中国的伟业,拉开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序幕。其间法家法治思想在秦国的有效贯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秦王朝统治中国仅15年后便二世而亡了,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太笃信法家法治思想了。法家法治思想可谓利弊参半。做好当前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工作的关键在于立足实际、博采众长,掌握好运用的"度"。     

“法治”概念在当代中国的继受及其意义

“法治”在当代中国逐渐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概念.从中国具体法治实践看,无论在学界还是法律实践部门,尽管都在使用“法治”概念,但实际上是对大陆法系“法治国”或“法治主义”的继受,这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如何实现走出继受,建构起拥有自己发展个性的法秩序模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义不容辞的使命.     

韩非法治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本文在考察传统和传统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分析了法家韩非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以期对现代法治发展有所借鉴。     

从贵族法治到帝制法治传统中国法治论纲

法治转型是围绕社会转型进行的,中国第一次社会转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与此相应,法治转型则是由贵族法治转为帝制法治。贵族法治的特质是别亲疏、殊贵贱、断于礼,也就是西周以降的礼治。"废井田,开阡陌;废分封,立郡县"是春秋战国社会转型的全部内容。这种转型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就是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为适应社会的这种转型,先秦法家提出了"法治"理论。这种"法治",与传统的礼治相对立,其特征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重心是治吏治官。这是秦汉以后中国法律制度的思想基础。秦汉以后的中华帝国法治主要是这种观念制度化的结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用"儒家思想法律化"来概括帝制中国的法治特征较"法律儒家化"为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