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动态

湖北行政机关首长旁听“民告官”案件11月3日,在湖北省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会议召开之时,副省长阮成发率全省各市、州分管法制工作的行政首长和省直各行政机关负责人共六十多名厅级干部来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旁听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一起“民告官”案件的全过程。阮成发表示“,民告官”是社会的进步,在法律面前,所有单位和个人都是平等的。通过旁听庭审,使干部认识到,政府不是无限政府,法律授权和许可的事,政府才能做。安徽审议通过实施防空法办法10月21日,安徽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令人心忧的行政诉讼撤诉率

“民告官”在法律上的许可和保障被认为是中国法制文明进步的一大标志。自1990年我国《行政诉讼法》颁行至今,“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活动已开展了五周年,并在保障公民权、制约行政权的不法运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据笔者对河南省数家基层法院的行政审判工作调查发现,在行政审判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越来越高的撤诉率已成为笼罩行政诉讼活动的一大阴影。在被调查的基层法院中,除一家法院的行政案件撤诉率为33%外,其余几家该类案件的撤诉     

人大监督应是政治文明建设的主格调

据报载，湖南省常宁市塘爷村农民蒋石林以普通公民的身份．以“市财政局超预算、超编制购买小轿车”为由，公开地对市财政局提出批评，并欲诉诸法律。此举在当地引起震动。蒋石林不顾一些人“多管闲事”的议论，敢于用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以“民告官”的合法方式，监督那些应该受监督的政府部门的执政行为，既维护了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又发挥了以民监政的作用，这是民主与法治社会早就应有的一幕。     

“民告官”瓶颈打通了

行政诉讼证据规定１０月１日起施行今后，“民告官”的老百姓手中又多了一件法律武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公布，并将于今年l０月１日起施行。一、“民告官”：由“官”负举证责任此规定对“民告官”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和举证期限作出明确解释：即由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应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十日内，向法院提供所作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如果被诉的行政机关不提供或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行政机关被诉的这一具体行政行为就被视为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作出的。…     

中国民告官第一案“产权困局”置疑——与唐宗煜研究员、马怀德教授商榷

陈锦洪状告广东省佛山市经委行政侵权暨国家赔偿一案，旷日持久、艰辛曲折、牵动人心，索赔标的额过亿元，众多媒体称之为“中国民告官第一案”或“中国行政第一案”。本案虽经广东省高院终审判决，但围绕该案的争论却由来已久，绵延不断，且跳出了这个案件本身12004年第9期《财经》刊发的《“中国民告官第一案”遭遇产权困局》(下称《困局》)一文，     

北京外同语大学法学院教授丛立先如何避免官官相护

“官官相护”，即官员之间互相包庇。法院对民告官案件进行公平审判，本是职责所在和必须坚持的基本准则，但在过去工作中尚有改进空间。当然，法院在民告官案件中包庇政府部门，原因很多且很复杂，基本是由制度缺陷和社会环境引起。     

法政新知

最高法院出台文件保护“民告官”案件诉权 最高人民法院11月15日发布了《关于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进一步重视和加强行政案件受理，依法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切实解决行政诉讼“告状难”问题。     

行政诉讼法修订:为『民告官』清障

行政诉讼法是一部典型的“民告官”法律,承载了无数老百姓的期望,具有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和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正能量作用,对于打造“法治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过,这部法律实施24年来,“民告官”之路走得并不顺畅,行政诉讼中面临的“门难进、案难审、判难胜、诉难息”等问题亟待通过修法,从立法制度层面予以解决.     

解读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

行政诉讼俗称“民告官”。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2013年12月23日提请十二届全国人人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这是自1989年通过后。这部“民告官”法的首次修改。总共51条的修正案草案，表明立法机关决定对这部法律进行大幅度修改。着力解决行政诉讼中“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问题。     

为何民告官难胜诉

一年10万件以上，“民告官”案件急剧增多 近年来，我国“民告官”案件基本呈高位运行、逐年递增趋势。据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朱茂林、韩世春律师统计，我国行政诉讼法施行以来，在1990-2007年的18年当中，全国法院共受理一审行政案件128万余件，其中2007年首次突破10万件，这个数字在人民法院审理的全部案件中尽管所占比例并不大，但对于起步较晚的行政诉讼来讲，却已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     

"民告官"案件大幅增长意义重大

据报道,中国基层法院正在面临“民告官”案件大幅增长的诉讼压力,行政案件呈现持续上升态势。有的省市基层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就比上年翻了一番,有的基层法院甚至增长了200%。而自从1989年我国颁布了行政诉讼法至今,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已经超过了100多万件。其中原告人数上千的大规模群体性行政诉讼越来越普遍,有的甚至占到一些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20%以上,这已成为当前“民告官”案件的新趋势。如何看待“民告官”案件大幅度增长的趋势?它是好事还是坏事?国家和社会应当如何应对?笔者的看法是:首先,这一现象毫不奇怪,这是由人治转…     

"民告官"的多与少

“民告官”,在过去是稀缺现象。因为,我国有几千年封建传统,官在上,民在下,而且“官官相护”,双方实力悬殊,“民不与官斗”的观点就根深蒂固地扎在民间。前些年,一部《秋菊打官司》的影片在社会上所以能引起那么大反响,主要是由于它的内容挑战了“打死不告官”的陈旧观念,它对民权意识的张扬,正好触及了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关注点。如今,随着社会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与公民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民告官”案件日益增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近日说,2004年1-11月,全国法院受理的“民告官”案件达8.5万件,行政机关被判决败诉的超过20%。社会法治的…     

浅谈办理自侦案件中的几个问题

自侦案件，是指由人民检察院自行侦查的刑事案件。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范围包括：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等54个罪名。近年来，通过“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等活动，使检察机关在自侦案件办案流程方面得到了进一步规范，执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在自侦部门所办案件中的内部诉讼环节上，还存在着有与法律相关规定不一致的地方。     

司法社会学导论

Ｄ．布莱克是现今世界法律社会学领域中颇有影响的人物。他的《法律的运作行为》一书为他赢得了卓著声誉。本文译自他的另一部著作《司法社会学》。文中从微观法律社会学的视角，着重探究“案件的社会结构”对案件处理结果的影响，指出在每起案件中，法律深受当事人、律师、法官以及警察社会特征和证人的讲话方式的影响，从而证明这样一个命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过是一个神话。     

孙万刚案追踪报道:纠错,不仅仅是为了改判检察机关复查纠正孙万刚错案纪实

本刊第7期刊登了《疑罪从无,演绎三判死刑的大学生无罪释放》一文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广大读者来信来电,希望进一步了解检察机关在孙万刚案中是如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依法纠正这起错案的。为满足读者的愿望,本期刊登了《纠错,不仅仅是为了改判》一文,详细披露了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对孙万刚案件从复查到改判的全过程。云南省检察院在深入开展的全国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中,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应该说,对孙万刚案件的改判,是依法纠正了错案,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活动所取得的成果,也充分体现了现代法治的理念和我国司法文明的进步,其社会意义已远远超过案件改判的本身。今年4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了全国检察机关深化“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电视电话会议。会议特别强调各级检察机关要继续履行宪法赋予的神圣职责,严肃查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犯人权的案件,坚决清除司法腐败,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我们相信,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会不辱使命,不负众望,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而作出更大的努力。     

泛美卫星公司涉税案相关法律问题再探讨——兼论被告税务机关为何胜诉

泛美术星公司涉税案是2002年北京“民告官”十大典型案件之一，最终以被告胜诉落幕。本案要点：税务机关作出一个税务处理决定，必须进行“合同性质”——“收入定性”——“是否涉税所得”的客观分析过程。在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凿的基础上，形成处理决定的关键环节便是“适用法律”。“收入定性”正确，不等于“适用法律”无误。“收入定性”与“适用法律”的规则不同。为此，本文从争议焦点、原被告诉讼策略、行政程序中原告的举证义务、专家证言如何取舍、协议性质、收入定性、行政程序的法律适用、行政审判的法律适用、《中美税收协定》条款的理解、国家税务总局（211）号文和（566）号《批复》的评价等角度对该案作进一步回顾和探讨。     

上海律师送法进社区 迎接新《律师法》实施

5月31日，在新修订《律师法》正式实施的前一天．在浦东世纪大道畔的世界广场、在长宁路上的多媒体生活广场、在徐汇田林街道的社区图书馆，上海律师界以“现场法律咨询．送法律图书进社区”的方式，热情迎接新《律师法》的实施，具体实践新《律师法》对律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本质定义。     

戏言也可成"良药"——浙江台州探索以异地管辖破解民告官难题

行政诉讼在我国被形象地称为“民告官”。地方法院受地方政府制约,民告官案件审理难的问题突出。在浙江台州,两个基层法院法官一句“干脆交换审理算了”的戏言成为现实。当地难办的案子,移到异地就能审     

对七十四件行政败诉案件的调查与思考

随着《行政诉讼法》的多年施行,“民告官”在人们眼中已不再是什么稀罕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据笔者对湖南省安化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1998年上半年审结的行政案件调查,该庭共审结各类行政诉讼案件79件,其中行政行为合法,政府胜诉的5件,仅占结案数的7.5%.由此可见,该县的行政执法现状令人担忧,79件“民告官”案行政机关74件败诉,败诉率如此之高,败诉单位涉及之多,范围之广,令人深思.     

百姓如何告“官”

1989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该法第75条规定:“本法自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从此我国有了第一部“民告官”的法律。“民告官”这是一种简单的、形象化的说法,因为在行政诉讼中,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扮演着原告的角色。被告则由行政机关独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