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社区服务令制度研究

自从英国创立社区服务令制度以来,该制度在针对轻刑犯的矫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得到推广和应用.我国目前尚未有立法将这一制度确立下来,但在各地的司法实践中已经做出了许多对社区服务令制度有益的尝试和探索.本文论述了社区服务令制度的一般理论和外国先进经验,并且试图论证在对未成年人犯罪防控方面引入社区服务令的可行性和具体制度构建的一些设想.     

关于建立调查令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本文在借鉴两大法系国家和我国其他地区立法基础上,结合上海法院实施调查令制度的实践,对调查令制度的含义、特征及其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建立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民事诉讼调查令制度的基本构想,以及在实施调查令制度中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一些配套措施等进行阐述。旨在建立当事人取证保障规则,为民事诉讼证据立法提供参考意见。     

“社区服务”应植入管制刑及立法设想

刑法轻刑化的今天,世界各国和地区均以＂社区服务＂替代短期自由刑,不少学者提出在缓刑中增加社区服务条款,也有学者认为应当作为一种附加刑确立在刑法中,当然也有学者并不赞成社区服务制度。本文认为管制刑作为我国主刑之一,完全可以作为＂社区服务＂植入的平台,无须单独建立独立的＂社区服务＂制度,并简要分析了管制刑作为＂社区服务＂平台的可性行。     

国际商事仲裁中禁诉令的运用——从欧洲法院West Tankers Inc.案谈起

欧洲法院最近就West Tanker sInc.案作出的判决再次凸显了禁诉令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作用。为避免当事人违反仲裁协议,到另一国法院诉讼,英美法系和部分大陆法系国家通常采用签发禁诉令的方式支持仲裁。结合本案从国际商事仲裁的角度探讨了签发禁诉令的合法性、发布禁诉令的条件以及签发禁诉令的主体等三方面的问题。分析我国仲裁背景下禁诉令制度的现状及实行的可行性:规定禁诉令制度与支持仲裁的国际趋势一致,也有利于保障我国仲裁的发展,同时,英美法系及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已纷纷确立禁诉令制度,为我国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模式,我国立法可以考虑接受建立禁诉令制度的做法。     

浅议我国社区矫正中的“社区服务令”——以未成年犯为视角

据统计,我国每年新判处的每14、15个罪犯中就有一名是未成年犯,如此严峻的现实,以及未成年犯本身所具有的生理、心理等方面的特殊性,使得研究未成年犯在社区矫正中的"社区服务令"更具现实性和紧迫性。文章主要探讨我国实行未成年犯"社区服务令"的必要性和需要注意问题。     

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实践、探索与前景(下)

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实践、探索与前景（下）宫晓冰高贞三、建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需要探索的问题一项制度的建立需要立法上的依据，需要机构组织、人员、经费的保障以及建立科学的运作机制，等等。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也不例外。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立的立法依据是新修订的《...     

行政立法回避制度评价

在行政立法中,行政立法回避制度是一个具有积极作用的程序制度,可以为行政立法腐败设置程序屏障,保证行政立法的公正,促进行政立法的民主化,同时,行政立法回避制度也需要其他制度与其相配合发生作用,并需要相关的配套措施保证其运行,才能得到完善与实现。     

行政立法非正式听证研究

行政立法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的实质性区别在于行政立法主体受听证笔录拘束的程度。基于行政立法自身的特点,行政立法应当更多地采用非正式听证。任何行政程序都需要有具体程序制度的支持,因此,应当建立支持行政立法非正式听证的各项具体制度,包括公告制度、评议制度、相对案卷排他制度和效力制度等等。     

论行政立法中的公众参与制度--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办法》为视角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当今社会行政立法已经成为一种各国立法的重要手段,行政立法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谋取更大的福利。当前,我国行政立法制度存在民主性不足、透明度不够、构束性不够等问题,如何完善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制度是使行政立法符合公众利益的关键。本文指出分析和研究我国行政法的立法理论与实践可以看出,公众在行政立法过程的利益表达需要规范性的依据,而且在行政立法过程中必须建立有效的公众利益表达机制。     

韩国社会服务令对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启示

我国借鉴西方经验对监外执行制度改革,在新修订的刑法、刑诉法中分别首次确认了社区矫正刑罚制度及其运行机制。韩国刑罚制度中已将社会服务令引入法制体系十几年,目前已发展为一种综合性惩治犯罪的选择性措施广泛的适用。对韩国社区服务令进行深入研究,对推动我国社区矫正刑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于建立我国立法助理制度的探讨

立法助理制度是随着近代各国立法工作专门化和立法机关职能不断强化而发展起来的、协助立法机关工作的一项制度。从美国立法助理制度的产生及其演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出立法助理制度在现代立法实践中的意义。我国的立法助理制度虽已有初步尝试,但离规范化、法律化和制度化相差甚远。为提高立法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我们有必要借鉴美国等国家的有益经验,逐步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立法助理制度。     

论我国公众有序参与立法的模式与实现路径

在转型中国,公众有序参与立法需要处理好民主立法与社会秩序的关系问题。这就要求建立立法机关理性引导和公众自觉、自愿、自律参与相结合的有序协作模式。协商民主作为一种理性决策方式和民主治理形式,有助于将这一模式内化到公众有序参与立法的过程中。在立法实践中,应当通过完善立法信息公开制度,强化立法听证制度,建立以协商为导向的立法民意测验制度,从公众参与的层面完善立法后评估制度,加强社会组织的参与权,将公民教育、民生立法与社会保障结合起来等具体路径,实现公民有序参与立法,推动社会治理向民主和善治转型。     

加拿大立法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探讨

立法成本效益分析制度就是对立法方案的成本与收益进行比较,所获得的净收益的大小决定了立法方案是否可以实施以及实施后对其是否需要修改或废止的制度.加拿大立法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是加拿大规制影响分析制度的产物,是加拿大规制改革的重要制度措施.它萌芽于上个世纪70年代,形成于本世纪初,在实施过程中形成了规范的分析或评估的主体、对象、程序及方法,它在制度保障、规范指引、质量保障、公众参与方面对我国建立立法成本效益分析制度以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英国社区服务刑简析

社区服务刑作为一种监禁刑的替代措施在西方国家已经广泛应用于刑罚之中,特别是在英国的成功应用引起了广泛重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原有的刑罚体系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的需要。根据刑罚个别化原则和我国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刑罚目的的要求,借鉴英国社区服务刑的合理内核和有益经验,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刑罚体系,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全的、人道的、合理的刑罚制度和对罪犯的处罚制度。     

论劳动教养立法的几个基础性问题——建立我国轻罪处罚制度的理论创新

轻罪处罚制度的不足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制度中的一个板块性缺损。中国刑事立法犯罪概念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刑法上的犯罪实际上是严重或较为严重的犯罪 ,而不包括轻罪 ,因此 ,应当以劳动教养立法为契机建立中国的轻罪处罚体系。轻罪处罚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面临一系列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除了需要立法和司法等方面的客观条件外 ,还需要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理论创新。这就需要从理论上形成和提出问题 ,并给予科学的说明 ,为轻罪处罚制度提供必需的理论支撑。     

建立立法听证制度之必要

为何要建立立法听证制度建立立法听证制度是完善立法监督的需要。立法监督是指“立法主体依法或依授权对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是否违法(违反宪法、上位法或者其他上位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的活动。”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和《立法法》规定,我国立法监督的主体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地方享有立法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虽然在《立法法》中就立法监督未规定立法听证程序,但立法听证程序并非不     

西方国家立法助理制度及其借鉴

本文分为三部分:1.西方国家立法助理制度及其产生的原因;2.西方国家立法助理制度的特点及利弊分析;3.建立我国立法助理制度的建议。认为应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在借鉴国外立法助理制度的同时,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立法助理制度。提出三点建议:一是立法助理制度应以专职和兼职相结合;二是要建立和健全立法助理的各项管理制度和工作制度;三是要建立立法助理制约机制。     

论我国公法责任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我国公法责任的主要领域行政责任,在立法设置上过于依赖经济手段,忽视了处罚的人身性;公法责任的另一主要领域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过于偏重剥夺人身自由的绝对监禁刑;公法责任的问题集中体现为违宪审查和违宪责任追究的空白。在刑事责任领域,应促进以强制犯罪人进行社区服务、社区劳作为核心的社区矫正措施的实施和完善;在行政责任领域,立法亟需增设强制责任人进行社区服务等类似强制措施的责任形式;在违宪责任领域,首要的是落实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     

浅议我国提存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提存制度在我国的《合同法》和《物权法》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广泛存在,却存在概念内涵不明确、立法体系不统一、部分制度适用法律依据阙如等问题,需要在立法上建立统一的提存法并详细规定相应的操作制度进行完善。     

BITs中准入前国民待遇——基于中国国际投资市场身份的转变

随着我国在国际投资领域中的身份转换,我国在国际投资制度设立、国际投资立法方面,需要更慎重考量基于投资东道国定位而建立的促进外商投资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立法体系,同如今基于投资母国定位而需要建立的促进对外投资和保障投资安全的国际投资立法新视域之间博弈的平衡关系。我国对外签订的BITs中准入前国民待遇的设定,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借鉴国际经验,构建“负面清单”加“不符措施”模式的准入前国民待遇条款,可以鼓励和促进我国海外战略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