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各区实行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基层政权的过渡组织形式。通过区代会,中共领导广大市民参政议政、管理国家事务,建立和巩固了新民主主义政权。在区代会具体的运作过程中,中共将自己"阶级政策"和"民主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以"协商"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民主。但区代会也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局限性。     

城市街头摊贩:非正规就业与公共政策回应

失业人口摊贩化、摊贩群体弱势化、摊贩经营非法化等问题的出现,使街头摊贩管理成为现代城市治理的难题。城市政府不应简单地将街头摊贩视为毫无经济和社会意义的边缘性经济活动,而应将其视为非正规就业的一种,在公共政策上做出积极回应:在城市规划上实现人本主义的回归;在“摊贩中心”的设置上实现规范管理和良好服务;在摊贩管理上实现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在摊贩治理与服务上多倾听专家智库的建议与意见。     

城市治理视域下的一九四六年上海摊贩风潮探析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上海市政当局在百业萧条、民生凋敝时期坚决整饬市容、严厉取缔摊贩,而伤及小民生计;摊贩请愿迅速升级为集体暴动,酿成了轰动性的1946年上海摊贩风潮。市政当局背离民生的执政理念及对摊贩居高临下的失衡姿态,警察与摊贩之间敌对的错位关系,使得下层民众成为激愤性社会冲突的参与者,报刊舆论成为冲突发展的催化者,原本可以妥善处理的摊贩问题变得困难起来。由于政治诉求模糊且无法实现,摊贩的悲惨境遇未能根本改变;以民主、民生做幌子而逆民意而行,国民党统治危机在摊贩风潮中被预演。在某种意义上,上海摊贩风潮成为中共动员城市底层民众的历史契机。     

“大同”概念的近世转化与中共早期社会理想之形成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上,从"大同"到社会主义社会理想的确立,看似一个不证自明的自然转化过程,其实隐藏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从近世到清末民初直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大同"概念经历着守成、嬗变与革新,这一过程不仅交织着追求现代性与固守传统性的矛盾,也混杂着民族主义立场与世界主义的价值冲突。清理从清末民初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有关"大同"思想的相关论述及其概念转化,既可以从特殊面相观察中共早期的文化选择立场,也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中共早期确立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及现实意义。     

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蔡和森作为建党初期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在建党之前就从学术层面上探索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中国化的问题,以及将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并独立地提出系统的建党思想。李永春在《党史研究与教学》上撰文指出,在中共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房屋管理措施的实施与变动

中共进入北京市后,由于机关人员的大量涌入,公房需求激增,导致房屋市场供不应求,一度造成北京市较为严重的"房荒"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面临"房荒"问题时陷入左支右绌的困境。从兴建房产交易所、取缔"房纤"到组建公私合营的房产公司,再到单位制福利分房措施的出台,中共解决北京房荒的实际过程体现出由市场化转变为统制化的曲折过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实现社会整合的机制、路径及效能——以1949～1954年的翁文灏为中心的分析

本文以1949~1954年中共对翁文灏的统战过程为中心,考察中共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实现社会整合的机制、路径及效能。在翁文灏从"战犯"到"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转换过程中,有三个互动网络构成整合机制,其中翁文灏的社交网络——民主党派群体,成为了沟通主客体之间的最佳路径,从而使中共的社会整合取得巨大效能。由此,也可揭示爱国是统一战线的核心价值,政治认同的建构、制度机制的畅通、物质利益保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结构支撑。     

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执政问题研究——以抗日民主政权和"三三制"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将陕甘宁苏维埃政权改为抗日民主政权,并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在实现民主政治方面走在了国民党的前面,赢得了不同阶层的赞同与支持。为了把中共政权真正改革为"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在政权的人员组成上,毛泽东提出了"三三制"的原则。为解决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问题,一方面,中共在进行"党政分开"的改革后,在政府机关中设立党组加强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定期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作为"三三制"政权的一种补充。一些地方精英通过选举、聘请的方法,进入边区各级政府和参议会中,重新获得社会的尊重,能够为中共政权服务,也为中共赢得了较好的社会声誉。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断地制度创新,是中共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抗战时期中共对国家民主政治样式的选择——兼及中共对欧美式民主政治的态度变化

抗战时期,争取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口号,也是中共一直坚持的原则。对于在全国范围内要实现什么样式的民主政治,中共的追求经历了抗战初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民主共和国"到中期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再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选择美国式民主政治,最后确定了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的样式。这一过程,既联系着中共的理论创建,也联系着中共对国际形势发展前途的判断,同时还联系着中共对苏美民主的认识发展。选择过程中的变化,表现了中共对自身人民代表地位的强大自信。     

中共湘西地下党的“辛德勒”罗文敏

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有一个名叫辛德勒的商人,因拯救犹太人而书写了举世闻名的"辛德勒名单"。抗日战争期间,湘西也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传奇人物,人们称之为救护中共地下党员的"辛德勒",她就是被中共湘西地下党人称颂为"革命老妈妈"的罗文敏。我们从一张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有些微微泛黄的老照片上,可以清晰地辨认出抗战时期中共湘西地下党的一批风云人物。照片的前排从左至右,依次为湘西工作委员会     

刑事古典学派的意志自由学说与刑罚本质理论

刑事古典学派有两种类型,即旧派相对主义和旧派绝对主义.前者可以贝卡利亚为代表,其功利主义的意志自由理论是建立在经验论基础之上的,在刑罚本质问题上达到了功利主义与报应刑主义的统一;后者可以黑格尔为代表,其意志自由理论则以唯理论为基础,将具有自我意识的成人的意志自由作为犯罪与责任能力的基础,没有割裂刑罚报应中的道德评价与法律评价.     

党的三代领导核心与我国现代化模式的演进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党的三代领导核心联系当时的实际,确立了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形成了不同的现代化模式：第一代领导核心形成了国家工业化模式;第二代领导核心形成了全面发展模式;第三代领导核心继承、丰富和发展了全面发展模式,、现代化模式的不断演进,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合法性问题探析

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合法性是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事关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党的事业的发展。由于市场经济中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致使当前我国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合法性存在不足。要从完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标准、加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法律法规建设,以及落实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人民群众的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等几个方面来提高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合法性。     

社会主义人的现代化思想探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人的发展、人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提出并形成了社会主义人的现代化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学说为社会主义人的现代化思想提供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列宁则关注和重视人自身的发展和完善问题，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把人的作用和发展置于相对独立的位置上，更重视其在革命和建设中的意义。     

世界统一性的实践诠释

人类的产生使处于原始自在统一状态的物质世界出现了真正意义的分化,使这种分化得以实现的真正动力是实践;也正是在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分化的物质世界不断呈现出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物质世界的分化与统一是在实践中实现的,同时也是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方法论研究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蕴涵的思想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社会主义本质论形成的思想前提 ;从抽象到具体是认识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基本途径 ;坚持彻底的唯物史观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坚实基础 ;运用灵活的辩证思维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科学方法 ;从最高层次上揭示社会主义本质是把社会主义认识提高到新水平的关键     

行政信息公开法制化的价值

行政信息公开法制化是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适当限制,是构建诚信及服务型政府的需要,同时,行政信息公开法制化是构筑确保民主、保障人权、协调多元利益、反腐倡廉的和谐社会法律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自传》发现始末

邓小平于1926年亲笔写的《自传》,翔实地记述了他到莫斯科之前的生活经历、思想发展和在党团组织内工作情况等早期活动。这件历史档案的部分内容先后被历史研究部门和传媒界广为引述,为人们真切、系统地了解邓小平早年的革命历程提供了真实的原始依据。那么,这份仍保存于俄罗斯的珍贵历史档案如何被发现的呢?这件珍贵档案的主要内容又是什么?     

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探析

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我国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较西方国家的企业有很大的特殊性，即委托代理链条过长、所有缺位、企业干部行政化、激励机制失效和约束机制弱化等。因此，完善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必须创新委托代理机制，精简委托代理链条；取消行政干部任命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改革企业分配制度，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改革和创新，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代理效率。     

构建生态型政府的理论探讨

构建生态型政府是缓解生态环境危机的现实抉择,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映射与彰显,是自主创新、谋求发展的理性选择。生态型政府是政府行政管理行为创新的高级形态,旨在实现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生态化,对内部事务管理的生态化,以及公务行为的生态化。构建生态型政府的路径包括：树立和谐共生、生态优先的政府执政理念;构建社会服务职能与生态服务职能并举的政府职能体系;构建生态功能与行政功能协同治理的政府体制;构建基于利益相关的多元生态治理模式;健全政府生态制度,椅筑生态法律政策体系;倡导绿色GDP的政绩考核体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