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问责问题研究综述

近年来,随着行政问责制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运用,对其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从研究情况可以看出,责任政府的建立是行政问责的逻辑起点.问责制、行政问责和行政问责制是从不同角度对行政问责的界定.问责主体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有权机构等,问责的客体包括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领导者和公务人员.行政问责的范围是研究的一个重点,有人认为任何违反法律的行政行为都可能遭遇问责;也有人认为行政问责可以包括法律问责、政治问责、等级管理问责和职业道德问责四个方面;等等.在行政问责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对异体问责中的具体措施及法律保障研究不够;对问责对象的范围和行政问责的救济方式与途径的研究也有待加强.     

中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在现实运行中出现了诸如:重官意,轻民意、重副职处罚,轻正职问责、重执行不力,轻决策失误、重行政问责,轻民主问责;重有错问责,轻无为问责等问题。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认识存在偏差,问责心理欠佳、法律规定缺位,难以依法问责、体制权责不清,造成问责困难、制度机制不全,影响科学问责、信息公开不够,影响公众知情等。为此,我们要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社会公众众对政府及行政人员责任的追究机制;政府责任划分明确化;完善问责法制和程序;建立责任评估体系;实行信息公开,建立公众投诉体系;加大监督力度,构建立体监督网络;加强行政文化建设,实施对政府官员的美德教育与提升政府的"信任"社会资本存量;对无为问责制不断进行实践探索与制度创新。     

行政决策问责规制研究

行政决策的现状是失误多影响大,行政决策主体承担决策责任的少,行政决策无明确责任。其原因有行政决策未型式化,行政决策与责任不对应,问责困难等权力运行机制多方面因素。法治国家中一般行政决策权力分散行使,监督公开而全面。规范行政决策问责的对策是加强行政问责研究,借鉴法治国家中决策权力行使及监督经验,完善岗位问责、细化行政问责、加强其它配套问责方式,以规范行政决策行为。     

行政问责的体系构建与制度保障

行政问责制不仅是提高行政效率、增强政府执行力的有效保障,而且也是影响政府合法性和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因素。行政问责制的价值追求是要以行政问责解决提升政府执行力的动力机制,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文对行政问责的体系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多元化的问责主体是民主问责的关键;明晰化的问责对象是落实责任的关键;全方位的问责范围是明确责任的关键;规范化的问责程序是依法问责的关键;作者认为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保障的重点在于:塑造行政问责文化;建立明确责任机制;健全履行责任机制;完善责任追究机制。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思考——以权力机关的问责为视角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完善纠错问责机制。这全面体现了党和政府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决心和力度。本文主要以行政问责主体为视角,系统阐述了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发展的现状、行政问责主体制度中权力机关问责力度不够、形同虚设以及成因,并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借此不断强化权力机关监督、问责的力度,真正落实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     

行政问责制度模型——基于运行程序的规范分析

作为现代民主行政的重要内容,行政问责制度是一种旨在全面追究和实现政府责任的监督机制。在其内涵、要素与功能日渐明晰的基础上,我国行政问责制度效应的发挥与价值实现最终有赖于一套精确完备且有较强操作性的运行程序和制度模型,进而实现行政性问责向程序性问责的本质转变。根据我国现有的行政生态与制度基础,从一项制度必须应有的运行程序角度来说,行政问责制度模型的设计应以责任失范行为的发现为运行前提,以责任的解释、判断与评估以及责任的追究等作为三个主要运行环节,同时以规范化的救济机制作为问责失范的补充环节。     

结合行政问责制度 浅谈中国行政监督机制

一个科学的行政问责制度对于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对于推进依法行政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于建立责任政府,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行政监督的有效和有力与否直接关系着行政问责制度的成功与失败,它监督着行政问责制度的整个过程,使其能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建设责任政府,建立一套有效的权力运行和制约机制,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但在中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实施和发展中,导致中国行政监督不力的原因很多,从外部监督主体看,人大、纪委、司法机关、社会力量等存在独立性不足,权威性不够以及力量弱小等原因;从内部监督主体看,监察机关和上级机关同样显现独立性不强,缺乏监督动力。这些都制约着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和行政监督的发展。就行政问责制度和行政监督的内涵加以界定,结合行政问责制度对中国的行政监督存在的问题做以分析,并提出了几点建议,希望能对下一步改革引起一些思考。     

行政问责视域下地方政府执行力研究

行政问责制与政府执行力关系紧密。当前地方政府执行力弱,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行政问责力度不够、问责制不健全则是其主要原因。因此,健全和加强行政问责制是提升地方政府执行力的重要渠道。具体而言,要解决好如下问题:变革权力过度集中、责任分散的体制性问题;推行追责时效、职效关联制;推行问责多元制;扩大民主,维护人民的参与权。     

新理论新观点

吴传毅在《湘潭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撰文认为,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实施以来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问责制的各个阶段都存在问题。事前阶段的问题是问责触发的非常态化,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客体范围不全面;事中阶段的问题是问责标准弹性过大,问责配套制度供给不足;事后阶段的问题是缺乏对问责的救济制度的规定,缺乏对问责官员去向的制度规定。为了使问责制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就需要从立法上完善问责制体系,使其进一步法制化、规范化。第一,要明确问责主体及其权限。作为一种责任认定和责任追究的活动,行政问责必须由特定的主体     

行政无为问责:一种亟待制度化的权力监督

在整治"行政不当行为"的同时,需要对"行政不作为"或说"行政无为"有清醒识别,实施行政无为问责应是一条重要途径。行政无为比行政作为更难以界定,行政无为的责任亦难权衡,但如果没有行政无为问责,就可能无法很好推进行政问责制度。行政无为问责可以理解为问责主体针对行政机构及公职人员应当作为却无所作为而产生不良后果,并要求其承担相应责任的做法。明晰行政无为问责的主体、客体、程序与具体责任,有助于行政无为问责制度化,真正发挥其监督功能。     

中国地方政府行政首长问责制度的制度设计缺陷及影响

海南省等地方政府行政首长问责制度主要内容包括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内容和实现机制。它的特点是问责主体与问责对象行政隶属关系的明晰,构成了典型的等级问责关系;问责内容广泛,涉及等级问责、职业问责、法律问责和政治问责等内容;通过直接界定和参照执行的方式确定了两类问责对象;单一的政府行政负责人启动机制,决定了问责的行政内部垂直领导的实现途径。这一制度设计的缺陷及影响是:由“单一问责主体和启动机制可以实现多类问责内容的问责效果”的假设难以成立,引发问责效果难以实现的问题;由“地方党委书记不过问行政问责”的假设不成立,导致问责执行中可能存在的党政冲突问题;由“‘部门行政首长’和‘政府行政首长’在决策权力与责任方面一致”的假设不成立,带来的对政府行政首长决策责任如何界定及合理问责的问题;由“体制外信息提供者可以充分获取必要的信息和行使相应的权力”的假设不成立,带来的监督者难以到位的问题。     

提高政府回应力必须完善和强化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与政府回应力关系密切,当前政府对公众诉求回应性不强,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行政问责制不完善、问责力度不够则是其重要原因.因此,完善和强化行政问责制是提高政府回应力的重要途径,具体地说,要解决好如下问题:改变(逐步)权力集中、责任分散的体制性问题;实行追责时效、职效关联制;实行问责多元制;扩大民主,保障人民的参与权.     

行政公务人员的法律责任及问责原则

行政公务人员的法律责任是因其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而由专门国家机关认定和追究的否定性法律后果。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分为行政违法责任、行政不当责任与行政侵权责任,惩罚性责任与补偿性责任,直接责任、间接责任与连带责任,以及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与违宪责任等。实施问责应遵循下列原则:权责一致;依法问责;过罚相当;惩罚与教育相结合;追究责任与改进工作相结合;追究行政机关的责任与追究行政公务人员的责任相结合;直接责任追究与间接责任追究相结合;程序权利保障。     

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制度完善

行政问责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我国行政问责的实践上看,主要存在行政问责缺乏统一的制度架构,没有严格遵循我国宪法规定的责任制原则,问责途径单一、缺乏外部约束,问责程序设置简陋、责任方式配置不合理等。为此,要完善行政问责的范围、行政问责的主体,责任追究的程序,并实行行政问责的统一立法。     

问责制的构架是责任政府建立的关键

行政现代化的发展催生责任政府的建立,而建立责任政府的关键是建立现代行政问责制。现代社会,行政问责制在问责原则、问责形式、问责主体和问责程序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需要把握这些变化,促成责任政府的建立。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化的内外动因及体系建构

行政问责作为责任行政的制度保障．是防止行政权力异化的重要工具。我国的行政问责从行动风暴到制度建立正历经着关键的过渡期。近来，国内又发生了一系列由于行政责任缺失所酿成的重大事故，为此有必要探究行政问责制度化的内外动因与巩固机制，以便更好地推进行政问责向系统化、制度化方向发展，实现行政问责制度化，推动责任政府建设。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化的内外动因及体系构建

行政问责作为责任行政的制度保障，是防止行政权力异化的重要工具。我国的行政问责从行动风暴到制度建立正历经着关键的过渡期。近来，国内又发生了一系列由于行政责任缺失所酿成的重大事故，为此有必要探究行政问责制度化的内外动因与巩固机制，以便更好地推进行政问责向系统化、制度化方向发展，实现行政问责制度化，推动责任政府建设。     

行政首长问责制的实施与完善——重庆市推行行政首长问责制的思考

近几年,我国各地的行政首长问责力度明显加大,其制度建设也越来越完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提高了行政机关的执行力,增强了执政为民的意识,提升了问责效果等.但同时也凸显出一些问题,如:异体问责缺位,问责范围及内容不明确,问责程序不规范,责任认定随意性大,责任处理方式缺乏层次感.因此,应按照如下思路完善行政首长问责制:界定问责主体,确定问责范围及内容,规范问责程序,明确责任认定标准,改进责任处理方式.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需要在制度建构、体制革新与机制健全三个层面上展开。制度建构层面需要从单一的政府问责扩展到党政一体化问责,从制度要素建设转向制度体系建设以及加强行政问责的组织机构建设;体制革新层面需要强化各级人大的问责主体地位,在问责客体上排除对普通公务员的问责,在问责内容上将政府"绩效"纳入问责范围以及建立规范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机制健全层面则需要确立划分官员责任的合理准则,拓宽行政问责的信息来源渠道以及实现行政问责程序与司法追究程序的有效衔接。     

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及其对问责程序机制影响的研究

行政问责并非只是单一的制度,而是一种机制,它涉及行政决策、行政过程、行政结果的问责控制,需要多个方面的行为主体以相应的法定方式予以完成.完善的行政问责机制需要清晰具体的行政问责制度和可以将行政问责制度有效执行的行政问责程序机制.在国内行政问责理论研究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行政问责的制度设计呈现出实践先于理论的特点.实践先于理论的特点决定了行政问责制度还处于不成熟状态,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问责发起程序的缺失导致问责发起存在障碍,问责启动主体的制度缺陷加大了行政问责程序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责任标准的缺乏影响制度严谨性、公正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