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制度创新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实施以来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培育了经济新动能、提高了社会活跃度、增强了群众获得感。通过深入分析发现,双创有效优化了市场制度要素的组合,加快了科技成果的转化,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催化了新生产力快速成长;在双创中,政府大力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减少了对企业不必要的干预,降低了市场制度性交易成本,改善了生产关系;双创扩大了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激活了公共服务的"末梢神经",提升了社会服务能力。双创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制度创新。     

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秩序发展与活力培育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开启了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制治之旅",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在秩序发展方面,要聚焦制度优势,不断完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制度执行力、创新人才制度和协调多元秩序,更好地发挥政府秩序、市场秩序、社会秩序和专业秩序的功能,增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治理效能;在活力培育方面,要促进"四化"协同,不断推进社会化治理、法治化治理、智能化治理和专业化治理的协同,激发社会治理共同体成员的活力。只有全面准确贯彻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处于"序""义""利"交汇点上"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高质量发展,提高制度、政策服务供给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匹配度,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最终实现人的共生共在。     

多维创新：边贸转型背景下的边境治理——基于东兴市的扎根理论分析

在边贸转型的经济背景下,如何推动边境治理创新,是实现边境地区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东兴市为考察对象,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对边境治理创新的路径依据和策略面向展开分析,构建“边贸转型背景下边境治理创新的多维面向模型”。研究发现：边境治理创新是以边境政府为主导,根据边境地区社会经济变化,以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为主要手段所进行的一系列治理创新的行动与过程;边境地区的空间承载力作为边贸转型与边境治理创新的交互叠加域,是边境政府为促进边贸转型而采取的一系列治理创新实践的落脚点;从形式内容看,边境治理创新呈现出多维面向的实践样态,可以划分为价值引导、组织参与、利益协调、制度保障和服务供给五个实践面向,通过提高空间承载力水平,从而促进边贸转型目标的实现。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边境治理领域的理论研究,也为边境治理创新实践提供了经验参考。     

创造高品质生活的治理意蕴和行动路径研究——基于浙江省湖州市的考察分析

提升城市品质成为世界各国城市共同的发展追求和指向。高品质生活应聚焦社会发展、规划布局、生活环境、城市人文，彰显社会发展均衡化、规划布局系统化、生活环境舒适化、城市人文精致化等基本特征。为破解城市转型发展的突出问题，浙江省湖州市着眼治理现代化，通过生态环境、社会民生、文化、人才工作层面的治理创新，进一步放大生态优势，提升城市品质。未来打造高品质生活，需以空间营造筑牢生态秀美环境优势，打造公共服务优质共享金名片，全面建成“品质文化生活圈”,大力营造富有活力的双创生态系统，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与高效能治理的良性互动。     

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的制度优势

社会主义制度在当代中国的建立、完善和发展及其内在优势,为新中国70年的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有了党对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有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有了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制度维护,才能有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进步;有了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结合,才能形成统一的国家意志;有了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才能从根本上摆脱人治的纷扰;有了经济体制和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才能有经济社会发展的持久活力;有了对人类制度文明的吸纳和借鉴,才能在承接的基础上实现超越。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与创新社会治理——以北京市西城区为例

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实现需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社会治理创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与创新社会治理在价值理念与实现目标之途径、方法等方面具有重要关联性和耦合性: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途径和根本方法,而社会治理创新为党的群众路线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提供重要载体和平台。北京市西城区通过全面构建"全响应"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体系、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构建社会动员新机制、构建社会矛盾调解机制、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构建社区自治机制等举措,把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与创新社会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良好社会治理格局。而党的群众路线与社会治理创新进一步深入契合的着力点则在于坚持贯穿于上述所有经验的基本价值取向,即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价值理念。     

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行政法治研判

政府的社会治理及创新实践应遵循行政法治理念,行政法治的发展也必须积极回应社会治理创新的需求,为之提供相应的理念和制度保障。当前,政府社会治理在观念、主体、手段、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存在一些与行政法治不相适应的问题。破解之道在于加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强化相关理论的适应性,体现社会治理观念的创新;修正"行政主体"理论,重塑"国家—社会—公民"的关系,反映社会治理的新格局;完善行政程序制度,构建参与式行政模式,搭建社会治理公众监督和信息共享平台;加强应急法制建设,建立有效的社会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监督体系,保证社会纠纷化解机制的良性运作与衔接。     

找回治理的“人民性”:人民建议征集的价值共创与运行机理北大核心

在“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城市”理念的指引下,找回治理的“人民性”成为实现城市高效能治理和高品质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文章聚焦“找回治理的‘人民性’”这一核心议题,系统考察人民建议征集的发展历程、实践创新、价值共创与运行机理。通过典型案例研究发现:人民建议征集以“人民性”为根本价值目标,通过汇民智、集民情、惠民生和聚民利四大机制实现了公共价值共创;在实际运作中,人民建议征集以治理理念、治理制度和治理工具的整体协同体现了治理的“人民性”,即通过政民双向互动的治理理念创新、高效联动的治理制度协同以及技术化和柔性化治理工具的融合运用,使人民建议征集成为彰显治理“人民性”的制度保障。人民建议征集研究为“人民城市”和“人民性”的理论内涵与实践创新提供了新的理解维度。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与我国少数民族政策的调适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我国民族地区社会建设的目标,民族政策是实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措施。在社会治理视阈下,民族政策要在坚持公平正义和激发社会活力原则下进行创新,其路径是调整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和做好民族政策的科学评估。     

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共进逻辑北大核心

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是中国之治的重要方面,更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应有之义。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实践底色。在应然层面,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存在转换关系、映射关系和耦合关系,二者能够共进发展。在实然层面,转换失活、映射失准、耦合失调易梗阻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共进发展。因此,应在创新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树立社会治理新思维以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活力,通过善用社会治理新手段以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潜力,通过壮大社会治理新力量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合力。     

西藏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问题与对策

西藏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网格化治理。通过与警务站的关联,网格化的社会维稳功能得以实现;通过把网格化引入到寺院管理,网格化治理得到进一步创新。二是双联户制度。双联户灵活性与实效性兼备,成为西藏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一大亮点。三是驻村干部制度。它实现了机关干部的"接地气",同时使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精准扶贫双管齐下,成效显著。当然,在实施过程中这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措施也面临着各种具体问题,需要我们运用智慧加以解决。     

制度创新的条件及实现路径——基于政府、市场、社会的协商共治经验

社会的发展进步，往往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来推动和实现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本质正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不是为创新而创新的“折腾”,也不是换汤不换药的花样翻新，而是基于发展和治理需求导向的解决方案的探索，是基于社会共识而构建新规则，以实现更有秩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的社会公共生活为目标。制度创新是许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多元共治，被认为是协同治理的理想状态。本文从政府、市场、社会互动博弈的角度分析制度创新的条件和实现路径。研究认为，制度创新可分三个阶段，即博弈阶段、共识阶段和实现阶段，相对应地，其实现需要满足三个“有效”条件，即多元博弈机制的有效运转、制度主体共识的有效达成、符合共识制度安排的有效供给。为推动制度创新的实现，应建立多元博弈机制，凝聚最广泛社会共识，激励解决方案的创新设计与试验，增加有效制度供给，才能带来制度效能的显著提升。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推进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面对新时代我国乡村社会治理运行中存在的管理体制机制不够健全、整体治理能力与基层群众综合性需求契合度不够、治理的现实基础和保障机制不够完善等新问题新挑战,要健全农村组织体系,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坚强政治保障;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坚强支撑保障;增强社会治理主体合力,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坚强体系保障。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文化保障体系的构建

文化与社会治理具有紧密的耦合关系,先进文化可以为社会治理提供有力支撑。现阶段我国社会文化保障的缺失严重制约了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进程。实现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需要高度重视道德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作用,综合运用包括文化在内的多种社会治理工具来改进社会治理方式,通过培育公民文化、重塑信任文化、加强文化建设等举措建立完善社会治理的文化保障体系。     

公共治理与和谐社会建构的行动逻辑

公共治理就是以多元主体的力量与多种方式整合和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协调和理顺社会利益关系,化解和消解社会矛盾,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以公共治理的方式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应着力在四个层面努力,即制度与社会之间、社会中不同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公民之间和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为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公共治理必须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推进宪政建设;必须正确处理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强化和优化对政府的监督制约;必须实现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以及以善治理念促进合作共治。     

中国社会保障治理结构变化、理念转型及理论概化——范式嵌入与法治保障

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有制度主义和文化解析两大取向。按制度主义观点,实现社会保障公平的最主要手段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创新发展。从系统思维的视角来看,中国社会保障实践存在着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变迁、治理转型、府际关系、治理体系及运行机制五个基本政策要素的内在结构、理论范式及政策依托的理念,以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执政理念的四大阶段的动态变化状况为研究载体,通过类比研究和逻辑推理,对中国社会保障治理转型的演进和固化进行理论概化,提出中国社会保障治理结构的八个理论推论。中国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脱离了法治保障嵌入的结构,而依赖于行政手段是社会保障治理陷入困境的关键致因。鉴于此,中国社会保障的发展应嵌入现代化的社会建设、社会建构主义和社会治理理念,通过法治保障增进制度创新,综合推动中国社会保障治理结构的整体优化和结构演进。     

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构建

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观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就是每个人都享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的发展机会,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以激发社会发展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实现路径是制约"权力"对"权利"的侵犯,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和制度,实现公平正义的制度化和法治化;转换落后的思维方式,构建公平正义的思维方式;改造社会性格,促进独立人格的生成。     

类家庭流浪儿童抗逆力的获得和养成

作为一种社会问题,流浪儿童问题是当今中国社会治理和制度建设领域的重要议题之一。解决流浪儿童问题要突破传统管控思维和手段,从实现儿童权利出发来创新制度和治理方法。本研究采用叙述分析方法,以抗逆力理论为视角,通过分析"类家庭"对流浪儿童抗逆力获得的影响和作用,解释类家庭流浪儿童抗逆力养成的内在机制,以及对儿童权利实现的意义,以为创新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的长效机制提供政策和服务发展的依据。     

秩序重构与合作共治:中国网络空间治理创新的路径选择

新世纪以来,网络空间迅速向政治领域的扩展,在为公民提供网上参政渠道的同时,由于制度构建滞后等因素导致了网络空间失序、非传统安全生长的问题。而政府在单边维稳思维的指导下,在网络空间的治理中往往表现出非常态的权力介入和渗透。于是,在实现秩序刚性稳定的同时,却抑制了社会活力和公共领域的发展。因此,在推进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应当调整网络治理战略和目标,推进制度创新和秩序重构,由单边治理转向合作共治,充分拓展网络空间治理的效益,扩大公民有序网络参与,才能有效利用网络空间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安定和谐。     

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困境与推进路径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全面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点和突破口。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取消、下放权力和优化流程等方面取得进展的同时,也存在亟待解决的诸多问题。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试图在行政审批涉及的多层权力关系这一本质层面,从政府治理权力结构角度,深入剖析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主要问题的关键症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要进一步改革地方政府纵向权力配置、横向部门之间权力结构以及政府与市场和社会主体的治理权力结构,实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质性突破,为全面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激发市场主体和社会的发展与创新活力提供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