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话语的均衡实践——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构

法律体系概念本身就是一种均衡的话语结构,只有在广义的均衡法律体系概念语境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话语结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协调和统一。"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法理应当取法现代性的公民国家建设,围绕法律的历史体系发挥其话语功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法理应当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为准,抓住法律的价值体系做好文章;"法律体系"的建构主义法理应当效法德国"潘德克顿"法学原则,以法律的规范体系建构为核心基点。三者均衡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法治历史经验、价值理念及规范内容有机整合于法律体系的动态实践之中。     

有“权利意识”也要有“法治观念”——辩证看待社会发展与问题之二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如果说,当年一部《秋菊打官司》的电影,曾让人们充满好奇,那么今天,"讨说法"已经成为社会口头禅.从主张经济、社会、文化和消费者权利,到捍卫政治、环境、食品安全和纳税人权利,"权利意识"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深入人心、影响社会、改变国家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由平等意识、网络媒体勃兴提供的多元表达平台、民主政治进步造就的个体意识启蒙,所有这一切,成为人们权利意识的萌发、表达和伸张的"时代注脚".与之相伴,"权利意识"的高涨,也为树立法律权威、培养法治观念、发掘公民意识,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成为社会进步的催化剂."一元钱"官司的较真,厘清的是社会是非观念;"物权"概念的普及,调动起创造财富的热情;"环境权"的主张,增强着生态文明的群众基础……     

公民身份的涵义、变迁与本土化——评《公民身份的核心问题》

正郭忠华(2016).公民身份的核心问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共352页.作为现代政治学的重要概念之一,"公民身份"(Citizenship)具有悠久的历史,可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并在近代随启蒙思潮和资本主义而发展,绵亘至今已两千五百余载。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全球化的发展,公民身份的涵义日趋复杂,层级日趋多元,成为一个"不仅充满争论,而且还变得高度扩散"的概念(Fahrmeir,2007:1)。在这种情况下:     

公民概念在我国的发展

从“公民”的缺失 ,到公民概念的确立和普遍使用 ,公民概念几乎伴随着中国追求宪政的每一步进程。公民概念在一个国家发展的特殊历史影响着公民意识的培养以及公民社会的建立。中国百年历部宪法性文件在臣民、国民、人民、公民的使用上的发展变化及其背景折射出政治话语的变迁和政治文明的转型。在国人孜孜以求的宪政建设中 ,公民实质上是指具有国家国籍并有权参与国家公共权力行使与监督的人。但长期以来“公民”的习惯用义与文本含义之间的落差 ,说明公民概念到了亟需澄清的时候。     

论公民不服从——兼论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思路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仅以政治手段化解危机的方式已不足以应对,有必要秉持政治性向法理性的转向,重新审视群体性事件的内涵和定位,寻找适合于解决问题的理论和思路."公民不服从"与群体性事件在特征上具有近似性,但因其概念、逻辑前提和理论基础植根于西方传统,在当下中国缺乏实现的条件.尽管如此,公民不服从与群体性事件都具有一定的法治意义以及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公民不服从"理论仍可为群体性事件的未来发展趋势提供一定的指引.     

"礼貌的伦理"之生成及消解

"礼貌的伦理"是行政活动领域一个特异的现象,是一种不符合公民意愿及社会需求且被异化的行为方式,其产生及表现体现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及提供过程中.美国著名学者库珀对行政伦理进行过详细的阐述,通过对库珀行政伦理的分析,"礼貌的伦理"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结于权力的困境、角色的困境和利益的困境.而公民权利的良性回归、社会期待的有效回应、政绩考核的科学合理、行政伦理的重塑内化能有效消解这一现象.     

浅议“群众”与“公民”

近代以来,"群众"在中国政治变革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特别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形成与确立。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政治民主化建设的不断创新,被法律赋予相应的政治与社会权利的"公民"应该更多地取代"群众",成为一个时代进步的象征。     

“我与你”的心理学心理学的三种话语形态

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存在着三种话语形态,即"我的"心理学,"你的"心理学,"我与你的"心理学.不同的话语形态蕴含了不同的研究模式,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是"我"、"你"的关系."我"、"你"长期各自为阵,成为两极.话语上的割裂最终导致了心理学的科学性与现实性的割裂.只有在"我与你"的话语形态中,通过对话,才能将心理学研究的科学性与现实性有机地统一起来.     

论公民权与公权利

公民的特定涵义是有权参与国家政治的"公人"、"政治人",公民权即公民"参与国家"的"公权利",它与"私人"的自然人、经济人及其"私权利"不能等同.而"国民"的则具有宪法上的公民和私法上的自然人的双重身份和公权利与私权利双重权利.公权利是对应和对抗公权力的.所谓"市民社会"也应兼有政治性的"公民社会"和经济社会性的"私人社会"双重属性.澄清这些概念和确认其宪政地位,并保障公民权的享有和行使,对于推进政治改革,建立法治国家和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分立抑或再合一:"征收"与"征用"之概念关系辩正

我国宪法2004年修正案将原宪法中的"征用"概念一分为二,拆分为"征收"与"征用"。此后,在我国现行法上,"征收"与"征用"就成为两个平行的法律概念,两种并行的法律制度。但无论从制度构造还是比较法的角度看,我国现行法上的"征用"概念都不能成为"征收"之外的一个独立概念和制度。"征用"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征收,即"部分征收",因此"征用"只是从属于"征收"的一个下位概念和制度而已。     

公民概念之演变

探寻公民概念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轨迹、分析普遍意义的公民概念 ,对于我们当今领略宪法意义上的公民之精神极为必要。从古希腊与城邦一体的公民、古罗马时期公民的政治身份与民事身份的剥离、中世纪臣民意识的泛滥、市民阶层的悄然兴起 ,到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公民概念的个人理念凸现以及现代国家之公民概念外延法定、内涵趋于泛化的发展历程表明公民概念始终以政治权利为核心。     

论政治信任的结构

政治信任不同于合法性,合法性是对统治正当性的提问,政治信任包括政治体系的信任和政府信任,也包括公民之间的信任。信任对象的结构性特点决定了政治信任是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局部的政治不信任并不会危及政治合法性。信任是基于对过去可靠性的对未来的合理预期,信任的这种认知特点决定了政治不信任是政治的前提和常态,政治信任要通过否定之否定来建构信任。     

公民、自然人,抑或其他——论俄罗斯民法文化中"公民(гражданин)"概念的价值取向

前苏联,继而是俄罗斯民法中所采用的"公民"概念,并不是其民法学对政治概念的误用,出于其民族传统中对自然人的民法身份与政治身份的关联性考虑,俄罗斯民法中的"公民"包含了私法上的人以及作为隐含条件的公共领域中的人,这两重含义,期望通过唤起个人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的公共责任感,来维护社会总的安全,这体现了其民法的民族性取向与社会化价值,对确立现代民法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公民表达权之宪政审视

所谓“宪政”（constimtionalism）,是指一种使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或理想状态,它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它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标志,与作为宪法基本权利之一的公民表达权关系密切．公民表达权,即公民表达自由权,具有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权利的双重属性。本文分析了表达权的内涵,包括其概念、性质两方面,提出了表达权的宪政意义,文章最后简要分析了中国公民表达权的保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宪政保障举措.     

政治认同视角下的古罗马公民权政策——以元首制前期为例

政治认同是关系国家政治稳定和发展的重要问题。扩大公民权历来是罗马加强政治认同的重要手段。元首制前期,为了保证罗马政治制度的稳定延续,公民权政策相较于之前更加完善,表现出有条件地逐步地授予公民权的特点。公民权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既延续了扩展公民权、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程度的传统,又保证了准公民及新公民对于罗马政治的认同。     

公民权与公民社会

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成员具有公民与私人的双重身份和公权利与私权利的双重权利的理论,可以将民间社会理解为具有私人社会与公民社会双重属性的存在。公民社会是同政治国家相对应的政治社会,是组织化的政治存在,区别于分散的自然人社会的经济存在或民事主体存在。非政府组织是公民社会的核心力量。公民社会的特性和作用是让各个社会阶层有其组织和表达民意的渠道来参与国家政治,影响国家的决策。     

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群众”探微

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路径与西方国家相比有较大不同,集中表现在“群众”这一过渡环节.从空间角度来说,“群众”无疑彰显了中国的政治特色;从时间角度来看, “群众”既是臣民时代的终结者,同时又叩响了公民时代的大门,其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过渡者的角色.本文分析了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群众”的政治内涵,探讨了中国特殊的政治演变逻辑,提出了中国政治未来的发展方向.     

村社认同如何影响政治信任? ——公民参与和个人传统性的作用

【问题】政治信任是支撑政治系统运行的重要心理基础,对推进政民良性互动、提升公众的政府支持具有重要意义。村、社区是公众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和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人们对村社的认同如何转化为对政治系统的信任以及此过程受到何种条件的影响,这将是本研究尝试探究的问题。【方法】论文基于95个行政村和城镇社区的5040份有效数据,将村社认同作为高层级变量,运用多水平结构方程模型和贝叶斯可信区间估计,对所提出的跨层级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发现】村社认同对个体的政治信任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且公民参与在二者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同时,个人传统性不仅在村社认同和公民参与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能进一步调节村社认同与政治信任的间接关系。具体来看,在不同水平的个人传统性下,村社认同差异通过公民参与对政治信任影响的间接效应表现出来。【贡献】论文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出发,揭示了“村社认同→公民参与→政治信任”这一中介作用路径,并进一步分析了个体传统性变量对上述影响机制作用发挥的边界效应,为理解和分析本土情境下公众的政治信任发生机制提供了可鉴路径,对激发公民参与、提升政治信任和推动基层治理转型的治理实践具有启示。     

Representatives' Attitudes Toward Citizen Protests in Sweden: The Impact of Ideology,Parliamentary Position,and Experiences

What affects political representatives' attitudes toward citizen protests? We test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representatives' left‐right ideology, parliamentary position, and earlier experience of citizen protests. Using data from a pioneering survey covering all local political representatives in Sweden (n = 9,101, response rate 70%), we examine attitudes toward controversial noninstitutionalized forms of citizen protes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presentatives to the right show considerably lower protest acceptance than those to the left. Representatives in office show significantly lower levels of acceptance than those of the opposition. Final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presentatives with more protest experience show higher protest acceptance.     

Accountability in health care: an essay on mechanisms, muddles, and mires

This paper presents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several theories of accountability and their applicability to health care concerns. The authors first provide a preliminary refinement of the imprecise concept of accountability itself and then examine four major types (political; bureaucratic; professional; and economic-consumer). Then, by using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provided by several schools of thought in political science (legislative supremacy; general manager theory; government by bureaucracy; objective responsibility; citizen participation), they discuss the degree of accountability presently found in various American health policies. After identifying the inherent dilemmmas within any credible accountability approach to health care programs as now utiliz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uthors recommend that all types of accountability be integrated and strengthened by relying more explicitly on practices characteristic of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