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与自治的均衡:社会自治能力建设视角下的农村民主

村民自治制度作为一种国家建构,要将其嵌入乡村社会之中,还有待民主力量能够深入渗透到草根社区之中,从而建立有机的民主社会来支撑民主运作。其关键点之一就是通过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建设村级民主的社会基础,从而将普通村民以组织化的机制带入到民主过程中,激活村级民主的制度符码和创造潜能。     

社会学视角下的乡村“混混”——以湘北H镇为例

乡村“混混”与城市“混混”的弱势边缘地位完全相反,他们在乡村社会中横行霸道,欺压村民,攫取非法利益,并称为乡村社会秩序的结构性组成力量,而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对其压制与控制却显得较为软弱无力。因此,探究乡村“混混”在乡村社会秩序中坐大的原因,就必须回归乡村内部视角,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所经历的转型中找寻“混混”成长的逻辑。     

草根非政府组织如何动员和利用社会保障资源

近年来，草根非政府组织蓬勃发展，其民阃性和公益性对于公共事业管理来说，具有极强的补充性。本文试从发掘其自身优势的基础上，探求其如何动员和利用社会保障资源。     

永济市蒲州镇农民协会:让农民组织起来

作为草根组织的永济蒲州镇农民协会,帮助农民共同抵御市场风险,实现自我学习,自我教育,在农民自发愿望与基层政府治理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为探索中国乡村建设的出路提供了富于意义的启示。     

利益的代理与考量:农村民主的发展逻辑

农村民主的发展是党的利益代理动员和农民的利益考量回应之间结构性紧张的产物。通过以农民利益作为动员资源进行乡村社会的现代国家建构,虽然能够建立起具有高度动员能力的政治体制,但却始终面临忽视甚至违背农民自身利益诉求和表达的危险。农村民主则是有效沟通党的利益代理和农民的利益考量之间断裂倾向的重要机制,因而具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性。     

城乡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与乡村治理能力塑造

以宗族为代表的社会组织曾经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其治理的主要规则是乡规民约。城乡规则的巨大差异使得城市和农村社会治理差别较大,但城乡一体化战略目标的提出与实施使农民的传统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受到冲击与挑战,新型的村民人际关系得以塑造,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必须引入新的治理结构。要实现城乡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是关键。新形势下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家庭(族)角色定位及其功能重建,建构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环境,建立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及关系网络,形成家族、市场和国家三个途径的乡村公共产品提供。     

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和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

我国农村弱质性的社会基础以及农民组织化水平低的基本状况,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所以,要在尊重农民权利和自由、保障农民权益的基础上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对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影响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因此,要不断扩大农村自治体的规模,逐步实现乡镇自治,实现农村社会自主治理和民主治理。     

新富参政

在浙江发达地区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那里的社会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开放性社会。那些地区的乡村居民对民主政治的强烈需求,激发了乡村社会新崛起的富人阶层对民主政治的渴望,也加速了草根民主的制度创新,以及“红色民主”的成长。     

西方"利害相关者"理论及其启示——关于促进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思考

“利害相关者”理论原是西方国家公司治理的一种学说,20世纪末被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发展为一种政治理念。“利害相关者”道路为我国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制定防止社会两极分化、保护公众利益的公共政策;形成维护社会平等、全社会共建共享的利益分享机制;依据社会结构的新变化不断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     

论当前乡村治理中的利益传输与利益政治

利益传输与利益政治是当前乡村治理结构的重要维度。在转型过程中,我国乡村社会的利益格局持续变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和利益实现的方式异彩纷呈。在变化与多元的现实中,透过表象揭示乡村利益传输与民主化进程的关系,进而解析乡村利益政治过程的内隐机制,是正确理解乡村治理结构的重要一环。     

以农民政治水平的提升促进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的优化

农民政治水平是农民通过公共权力保障农民权利和农民利益的能力,农民政治文化水平是农民政治水平的核心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农民具有最低限度的政治能力,即有能力发起并参与关乎农民自身利益的协商是检验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是否正常运行的标准。当前,农民政治协商能力不容乐观,但完全否认农民具有政治协商能力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要优化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农民在协商中就必须表现出较高的协商能力并得到应有的尊重。为此,要制定促进农民参与的各项公共政策,提高农民的政治文化水平,提升农民的自治能力,去除官本位文化在协商中的影响,保障农民交流和参与的权利,在民主协商实践中训练农民的政治能力。     

"有限政府"呼唤三大"托架"

要建立有限政府,就要防止"泛行政化"和"泛政治化";同时积极发展现代社会自治组织,为现代国家提供公民社会支柱。     

基础变革与融合治理:转变社会中的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

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乡村社会发展逐步呈显出诸多新常态——农村逐步"去村落化"、当代农民日趋"市民化"、农业发展趋向"工商化",农村社区治理的"三农"基础正在发生质变。当代乡村社会基础变革给农村社区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并推动农村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发展。当代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发展,必须秉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融合治理"理念,实现"乡村社会内在融合治理"与"城乡社区一体融合治理"的有机统一,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的融合与和谐发展。     

"政策下乡"及对乡土社会的政策整合

政策对于农村发展和农民的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政策将亿万分散孤立的农民组织到政党和国家体系中来。伴随"政党下乡"的"政策下乡",推动着权力的集中和渗透,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组织化和规范化,强化了农民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但农村社会并不完全受中央政策所支配,随着社会发展,地方性"土政策"的影响日益突出,给政策整合带来复杂的影响。因此,在现代国家建构中,乡村治理政策取向将表现为多样化的态势。除了统一的中央政策以外,也需要在中央政策精神之下,通过制定和实施地方性政策对乡土社会进行政策整合。     

未成年人利益优于社会利益：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选择——以澳门地区为例的分析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与“教育、感化、挽救”是大陆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指导性内容,其贯彻落实必然涉及双向保护原则,即平衡社会利益与未成年人利益的关系,实现两者兼顾。我国澳门地区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以保护为主要特征,以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为核心。大陆应借鉴之,对未成年人实行“保护第一、教育第二、惩罚补充的原则”,如此才能使社会利益与未成年人利益的天平相对平衡,使未成年人利益得到真正的保护。     

农村社区建设:"三农"协调发展与乡村共治的生长

新时期的农村社区建设以社会和民生建设为核心,以农村基础设施与农民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主要内容,强调农村、农民与农业的协调发展。农村社区建设将催生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的新变革,不仅会对村民自治实施有效的补救和创新,也有利于促进新型的农村公共治理格局的生成,使传统的"乡政村治"模式向"乡村共治"治理格局转变。     

王幸福:民间"信访局长"

作为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乡村民众,长期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使在他们的公民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时,亦是无可奈何。河南农民王幸福打破了这种局面。     

高校“三下乡”社会实践对基层普法宣传影响研究——以某民办高校普法实践队为例

“三下乡”实践活动是高校大学生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渠道,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基层社会的治理与发展既有共性,又有个性,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与研究。本文以某民办高校实践队暑期“三下乡”普法实践活动为例,探索高校“三下乡”普法实践活动对乡村基层法治建设的作用与影响,助力乡村法治思想的普及与宣传,共建法治乡村。     

利益机制背景下农民权益的经济法保护研究

农民是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主体,与其他社会主体性质一致且均属于劳动人民,但是当前从社会地位上来看,农民和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员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引发利益分配不均现象,由此农民权益受到侵犯的现象屡见不鲜。以法律措施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是中国人权保障的集中表现,同时也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前提。基于此,本文将从经济法的角度出发,以该法律中的利益与利益机制为切入点探讨农民的权益保护问题,并就农民权益保护机制的建设路径展开分析。     

法律边缘处的乡村“混混”——以陕西秦镇为例

乡村“混混”和“灰社会”是在中国经验研究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描述性概念。从乡村治理研究实践的脉络中梳理相关文献,导引出“混混”存在的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问题;通过考察陕西秦镇乡村“混混”的群像及其社会生态,本文在一般意义上探讨了地方文化与法治和乡村秩序重建之间的内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