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文体写作"现象的动因与意义

各种相对定型的文体,在写作中长期被作为特定“内容”相匹配的形式规范;而当下互联网上和纸媒文学领域出现的“实验文体写作”,却正显示出打破固定规范的文体变革趋势;究其动因,是由于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和现代人更趋丰富多元的心理内容,需要寻求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文体形式予以表达。“实验文体写作”是时代发展导致的必然现象。     

刑事司法文书叙事的详述与略述

刑事司法文书叙事的详略,是由司法文书特定的功能——法定性和主旨性决定的。刑事司法文书的特定功能,决定了每种文书的特定主旨,凡是与文书主旨有关的材料必须详细叙述,否则应简略叙述或者不叙述。而刑事司法文书叙事往往有两种倾向:一是事无巨细,对原材料盲目照搬,一是为追求形式上的所谓结构严谨,盲目苟简。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司法文书的严肃性和规范性。因此,掌握详略述的叙事方法是提高刑事司法文书质量的关键。     

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家风传承路径

不设防的新媒体场域,消费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青年的价值判断,磨损其对主流价值观的情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具有丰富内涵,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青年会自觉自愿接受并践行。其高度凝练的抽象话语表达,不苟言笑、宏大叙事、宣教明显的话语风格同青年喜用的碎片化、生活化、动态化的话语表达方式有明显距离,极易使青年因其理论抽象而难以感受其价值所在。优良家风家训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象体现,传承优良家风家训不仅有助增强青年的理论认知和情感认同,还能通过这种微观载体引导青年在日常生活领域自觉践行。     

侦破通讯中发案报道方法的实证分析

依照我们对侦破通讯的研究,就其侦破过程而言,发案、侦查和破案是构成侦破事实的三个情节要素。显然,正是这三个情节要素构成了对侦破事实报道的三个基本叙事单元,就每一个叙事单元而言,均有其特定的内容和与此切合的报道原则及方法。     

《赵飞燕外传》探论

<赵飞燕外传>被称为"传奇之首",其艺术水平较高,对后世小说创作影响很大.因小说是依托历史事实而创作的,小说内容与所据史实之间必然有相当的差距.将小说叙事与历史叙事进行对比研究,可以比较清楚地考查出作者的创作旨趣、思想倾向和艺术技巧.     

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体系的建构

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的历史流变表明,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既要体现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要彰显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丰富了现代化理论,为世界发展进步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的构建提供了实践支持。应从时空叙事、比较叙事、方法叙事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体系的基本结构,在叙事主体、内容、中介上精耕,进一步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阐释力度,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广度,提高中国式现代化的传播精度。     

国内叙事学研究的后经典倾向

国内叙事学批评文本在三个纬度上表现出了后经典叙事学的特征:一、力图使自己的探讨具有历史的观念和历史的意义,而不只具有形式的意义;二、将叙事理论与含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意蕴的女性主义结合在一起;三、与诸多外在要素相关联,并与已经存在的大量的其他研究方法相结合,出现了跨学科的叙事理论。     

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目标、原则与方法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叙事学中的一种新范式,它包括许多不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由于女性主义叙事学把女性叙事经验视为叙事文本分析的基础,因此,在许多方面它与经典叙事学存在很大的差别.在整合女性主义叙事学各种理论方法的基础上,探讨这一叙事范式的研究目标、基本原则和研究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哲学视域下党的群众路线的民本路径

党的群众路线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底蕴。无论是中国哲学的民本思想、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唯物史观都促成了群众路线的理论创新和重大发展。"责、权、利"的协调与和谐是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基本原则,责体现了为民的责任、权体现了务实的作风、利体现了清廉的本质,"责、权、利"的统一必然成为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层次基础,必然成为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民本路径。     

论二十世纪末中国小说创作实践对创作理论内涵的拓展

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小说创作实践在结构、文体、叙事、情节以及追求审美性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丰富和拓展了创作理论内涵。     

认同重构与文化整合——吴越文化的东周外部叙事

吴越文化在历经东周方国覆灭、民族大离散之后,由于话语权的缺失,其自身除了地域因素之外在物质意义上的文化传承能力基本丧失,而掌握着绝对话语权的中原文化解释系统对其的外部叙事却在某种程度上为吴越文化的传承在文献上连接起了这中断的一环。中原外部叙事一方面保存、还原了某些吴越文化的真实面貌,另一方面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以“礼制”为文化解释核心的中原文化立场叙事框架下的认同重构与文化整合意识,表现出一方面极尽对吴越文化的歧视与排斥,另一方面却又积极寻求对某些文化共性的吸纳的双重姿态,吴越文化的东周转型正是在排斥与吸纳的双重叙事的中原文化认同重构与文化整合之下完成的。     

论吴文英词的风格特征

自吴文英词问世以来,人们就对其风格特征争论不休。从其词作的艺术表现来看,吴文英词具有秾挚绵丽和超逸沉郁双重风格。秾挚绵丽风格是对温庭筠、周邦彦的继承与发展,而超逸沉郁的风格则是南宋大环境影响的结果。此外,吴文英词还兼具有流丽疏快的异彩。     

吴昌硕与白石六三郎

迄今为止,学界对于吴昌硕与日本艺术家的交往作了不少研究,但对他与日本普通人的交往很少探讨。文章通过对他与日本商人白石六三郎的交友情况的考察,发现吴昌硕的艺术在日本形成市场是在其1913年迁入上海六三花园附近的吉庆里之后,其中,白石六三郎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移民、血缘与信仰变迁——以台湾客家巫氏为例

巫罗俊是闽西客家巫氏的先祖,在巫氏族人祠堂中,他比较罕见地以塑像的形式为后人祀奉;而他带领当地民众开基立业的壮举,更使得其由"祖"而"神",升格为宁化县的土地神。清中叶闽(粤)客家巫氏族人大量移民台湾,他们数典不忘祖,皆铭记巫罗俊为始祖,并慎终追远,直至今日仍坚持定期到宁化巫氏公祠赡拜祖先,表现出血缘关系的承传和延续。在迁台过程中,巫罗俊崇拜在台湾也由"人"升格为"神",演变为王爷信仰这一颇具地方色彩的神明角色,它提醒我们要注意福建民间信仰在台湾自然、人文环境下所产生的调适与衍变,只有正视这种差异性才能更好地为我们论证闽台文化同一性树立科学论说。     

婺剧元素在儿童写生教学中的应用

写生教学是培养学生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和提升审美的教学方式。婺剧融汇了传统戏曲与民间美术的精华,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宝贵财富。儿童写生教学中运用婺剧元素,不仅有利于学生领略传统艺术的魅力,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而且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增强他们对本土文化的信心和热爱之情,有利于民间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发展。     

吞吴失策遗恨千古--浅析杜诗《八阵图》所咏诸葛亮的"遗恨"

杜甫《八阵图》诗所咏诸葛亮的“遗恨”, 隐括了三国时期蜀、吴联合抗魏的统一战线遭致破坏的历史事件及诸葛亮为此而生的千古遗恨。诸葛亮之所以事前不谏刘备东伐吴国,实因有其难言之隐。这也是诸葛亮抱恨终生的底蕴所在。     

吴地民俗的历史转型及其心态特征演变

吴地民俗是中国地域民俗文化中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形态。在经历了古代、近代与现代三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后,它逐渐完成了由传统农业型向现代工商型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实质上反映了当地民众社会心态上的诸多变化,深刻地表现了他们在价值取向上从重农轻商、重义轻利转变为重商轻农、重利轻义;在文化心理上从封闭保守、安土重迁转变为开放进取、走向世界;在处世态度上从勤俭节约、朴实厚道转变为奢靡享乐、灵活善变等等的心理演变趋势。     

吴经熊与近代中国宪政现代化

吴经熊在宪政领域付出巨大努力并作出重大贡献,如参与编撰<五五宪草>、解读和宣扬<五五宪草>及参与制定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这对我们审视近代中国的宪政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还将对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     

二十一世纪的叙事学:叙事研究的认知方法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叙事学以前所未有的迅猛态势向前发展.本文在以历时路径回顾梳理文学理论和叙事学发展的基础上,重点审视了文学研究的认知方法之于叙事学研究的影响.认知科学的崛起为叙事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直接促成了认知叙事学的崛起.认知叙事学的未来发展在于进一步整合多种认知方法,并以实证的方式对它们加以检验.尽管这种路径可能会加速叙事学、乃至文学研究的危机,但同时也可以见证一个新范式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