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组织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

农民自始至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而农民组织又是新农村建设得以推进和完成的生力军.在社会转型期,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效率与成败.所以,进一步加快、加强农民组织化建设,探析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路径方法,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农民组织化视域下西部农村党组织建设——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Y镇为例

农民组织化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路径,而农民组织化的深入发展离不开农村基层党组织这一关键性领导要素。由于社会转型以及自身建设的不足,西部农村党组织在队伍建设、体制机制、作用发挥等方面面临着严峻的现实考验。改善西部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需要从提升农村内生性发展能力、完善管理体制机制、改善党建文化生态等方面系统推进。     

对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思考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组织化的程度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步伐。目前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还处于较低水平,究其原因,主要是农民政治意识淡漠、乡镇职能转变不到位、农民观念保守和法制建设滞后。在国家主导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格局依然存在的条件下,政府应该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过程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提供政策指导、制度保障和发展空间。     

农民组织维权困境分析

我国“三农”问题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弱势地位问题。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发展各种各样的农民组织，是着眼于农村内部制度创新、解决农民弱势问题的根本途径，对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然而，当前的家庭分散经营、缺少政府扶持和法律制度保护以及集体行动困境等因素严重阻碍着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发展好村民自治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加强制度建设和法律保护，建立农民组织与其他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和矛盾调处机制等，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重要举措。     

以制度安排求解农民组织化问题

农民组织对于农民来说,有着经济、政策及教育功能。但在方兴未艾的新农村建设和目前大力引导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中,农民组织及农民组织化问题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应重新审视农民组织化,梳理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总的说来,农民组织要在规范、依法的轨道内运行,包括法律在内的制度安排是必不可少的。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创新的理论基础与模式选择

新农村建设中,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进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原理和邓小平"两个飞跃"思想的具体实践。在坚持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长期不变的体制背景下,通过创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改革农村生产关系,不断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是发展现代农业与提高农村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对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模式的选择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当前,在新农村建设中,可以选择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农产品行业协会和股份合作社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模式。     

重新组织农民:当代农村发展基本课题的系统解答——山东莱西村级组织建设考察报告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组织农民,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是当代中国农村发展的基本课题之一。 山东省莱西县自1986年开始,从变革后的农村社会基础出发。有意识地调整村级各类组织,全方位强化党支部、村委会、群团组织及合作服务组织,逐步形成了村级建设的基     

构建农村社区建设与民间组织发展的联动机制

阻碍农村社区建设推进的原因之一在于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农村社区自我服务能力弱,社会自治功能较弱。而农村民间组织能够解决这一困境,将农民组织起来,提高社区自治和服务的能力。因此,必须建立农村社区建设与农村民间组织发展的联动机制：一方面,农村社区为民间组织发展提供组织保障和资源支撑;另一方面,发挥农村民间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支持和催化作用。     

北部湾经济区农民组织化发展研究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度转型进程,当前中国农村组织结构与农民组织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基于社会学的理论维度,从组织功能视角深入探讨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组织化的生长空间对农民组织化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     

铜仁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从各地实际出发,对铜仁地区而言,新农村建设要注意解决当前农民要求最迫切的问题;以促进生产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重点;以培育社会主义新型农民为目标;引导和组织农民建立新型的农民合作组织,增强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要逐步增强和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能力。     

铜仁地区新农村建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从各地实际出发,对我区而言,新农村建设要注意解决当前农民要求最迫切的问题;以促进生产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重点;以培育社会主义新型农民为目标;引导和组织农民建立新型的农民合作组织,增强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要逐步增强和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能力。     

南京市溧水区农民组织化程度调研报告

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溧水区农民组织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仍然存在着农民对发展社会组织认识不足、民间组织发展缓慢、精神文化类组织及其他相对滞后、民间精神文化活动内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人才和资金匮乏、部分村干部认识不到位、宣传工作相对落后等问题。因此笔者建议从加大宣传力度和扶持力度,优化农民组织的外部环境、培育骨干,提高农村民间组织工作人员的素质、充分发挥村级组织的引导作用和典型示范作用、扩大组织化领域等方面采取措施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更好地维护农民的公民权利,实现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     

贫困地区农民进城务工问题研究

贫困地区表现出特有的经济贫困、社会贫困、生态贫困等经济社会特征，严重制约贫困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合理解决好贫困地区农民进城务工问题直接关系到贫困地区农民的脱贫致富，直接关系到贫困地区农村经济的繁荣和贫困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对贫困地区农民进城务工的成本、收益和风险进行分析，提出解决贫困地区农民进城务工问题的几点政策建议。     

资本下乡背景下的农民组织资源整合

在农民组织化蓬勃发展的农村社会转型时期,关于资本下乡的研究须突破传统的资本与农业的视野限制。下乡资本通过重构村庄生活、俘获乡村精英和引入农民组织来影响农民组织化发展,造成农民社会服务性组织日益衰落、农业组织异军突起和准政权组织的功能消解,进而造成农民组织资源的结构型失衡。整合农民组织资源的路径在于利用以权力、市场与信任为机制的合作整合模式,构建农民综合组织。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关键是发展农民经济性自治组织

我国加入WTO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中国农民将面临强有力商业集团的无情竞争,而我国农业生产者相对分散,势单力薄,无组织的农民,在市场经济中始终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是没有竞争力的弱势群体,经受不起国际市场带来的冲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高低,决定着农民在市场中的地位,决定着农民的切身利益,影响着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也决定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作者认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关键是建立和发展农民经济性自治组织。     

文化抑或制度：农民主体乡村建设模式的实践形态——基于湘、川两地乡村建设实践的案例比较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是新时代乡村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乡村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基于湘、川两地实地调研发现，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建设存在两种组织路径：文化组织路径和制度组织路径。文化组织路径主要发生在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本质在于村社利用地方传统文化和血地缘网络的团结能力推动农民自主开展建设。制度组织路径主要发生在传统文化薄弱的地区，本质在于政府通过制度建设、资源配置和组织建设来创设农民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进而激活农民的自组织能力。两种路径虽有差异，但内核在于激发农民内在的参与动力，为不同地区寻找合适的乡村建设路径提供了参考。     

工会维权:中国矿难治理的战略举措

健全矿工维权组织,引入劳工权益保护组织对矿工权益保护状况进行密切监控,是提高煤矿安全监管质量,有效地降低矿难发生率的关键性举措之一。完善煤矿工会制度建设、提高矿工的组织化水平和维权能力,是中国矿难治理的一个独特思路和重要的战略举措。     

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必须重视和解决农民的政治贫困

我国现阶段农民拥有的政治资源较少、政治意识较弱、政治参与的能力和水平较低,农村基层组织薄弱、农村干部素质不高,这些都必将影响到农村的政治发展和全面进步,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农民的政治贫困不容忽视。解决农民的政治贫困,一方面要提高农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让农民拥有更多的政治资源,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农村干部素质。     

论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

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构建现代农业组织体系。经过几十年的改革,我国农业组织化程度有了较快发展,但是目前仍处在较低水平。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我国农业发展的趋势,建立和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成为我国的主导形式。提高农业经营组织化水平,既需要经营组织加强内部管理,健全机制,提高一体化程度,更要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为农业经营组织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重点是要健全和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发展壮大我国农民经济组织的思考

中国农民是世界上组织化程度很低的庞大社会群体,缺乏组织的农民经常受到各种利益侵害.在加入世贸、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新时期,必须加快发展壮大农民经济组织,保护农民利益,加快解决"三农"问题.农民经济组织主要是经济功能,也应该具有一定的政治参与能力,为农民与政府提供对话与交流的平台,促进政府协调农民利益,制定科学的农业政策.坚持民办、公助、法治、党的领导四项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