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主行政之可能性及制度安排

现代国家都在尝试将民主理念及制度安排植入行政过程。由于我国政治发展变迁、社会变迁及技术变革,我国民主行政兴起具有一定的可能性。把可能性转变为现实,需要做出制度安排。这包括三方面,一是推动公共行政组织变革,二是建立参与型的公共行政决策体制,三是实现公共行政程序的制度化。     

略论社会公益组织危机管理

社会公益组织与政府组织、营利组织一样也存在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有着进行危机管理的必要。公益组织的危机包括资产危机、收入危机、人力资源危机、责任危机和信誉危机。公益组织危机产生的原因在于其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公益组织的危机管理过程包括危机检测、评估及控制三个阶段。     

当代中国公务员的人文精神及其重塑

公务员的人文精神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公务员的人文精神有其独特内涵。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现实原因和公务员的心理原因及其所置身的体制结构原因 ,公务员的人文精神是缺损的。重塑人文精神的途径是营造社会环境、教育和实践。     

论公共危机中的信息管理

信息管理是处置公共危机的关键环节。经过近年的发展,我国危机信息管理体制初步确立,传媒在危机信息传播中的作用得以优化,公共危机信息管理制度化水平逐步提高,公众公共危机意识在危机频仍中得到加强。但公共危机信息管理传播体制仍未尽合理。信息共享问题仍未解决,信息系统建设滞后于政府危机管理的需要。因此需进一步完善信息管理制度,健全危机信息保障资源配置系统,从组织制度和技术上提高公共危机信息系统整体应急反应能力．发挥专业人才和技术的作用。     

中外危机善后中的行政补偿之比较

公共危机善后处理是危机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危机善后处理的内容不仅包括因政府应急管理中的过错、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进行的行政赔偿，也包括因政府应急管理中的合法或无过错行为导致的损失进行的行政补偿。通过与法制完备国家对危机致损的行政赔偿范围和程序的比较可知，我国行政赔偿的法律制度基本确立，但法律位阶不够高，范围不够广，补偿规范表述较为笼统，行政补偿程序中紧急补偿程序和司法程序尚待完善。     

以制度安排求解农民组织化问题

农民组织对于农民来说,有着经济、政策及教育功能。但在方兴未艾的新农村建设和目前大力引导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中,农民组织及农民组织化问题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应重新审视农民组织化,梳理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总的说来,农民组织要在规范、依法的轨道内运行,包括法律在内的制度安排是必不可少的。     

土地换社会保障政策评析

相较于以往的征地补偿模式,土地换社会保障政策模式是一种制度改进。这一模式化解了失地农民的中长期风险,但存在改善余地。一是土地补偿款制定标准仍较低;二是政府定位存在偏差;三是存在使失地农民面临近期风险的隐患。可以尝试以下政策安排。一是让农民参与土地的定价;二是尝试农地直接入市交易制度,国家以土地转让交易税的形式调控土地供应并获得增值收益;三是重新框定政府职能。     

行政执法责任制引论

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我国重要的行政法治理念和目标。法治政府通常体现为责任政府，其具体体现是政府及其成员行政执法的责任。我国行政执法中存在各种背离行政执法责任的现象，因而要积极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建设，以制度的形式明确行政执法机关、执法人员的法定职权和责任，把执法行为纳入规范、制度轨道。     

群体性事件微观生成机制及其现场应对

群体性事件不仅有其宏观背景,在微观上也存在着一个生成机制,即参与群体共有的问题和情感体验酝酿了事件起源,初级行动团体的存在解决了搭便车和成本收益分担问题,从众心理和去个性化使得参与者之间的情绪相互激荡催生了事件的非理性化。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中现场应对应包括现场应急指挥体制的运用,舆论功能的发挥,现场策略的优化,还要引入缓和、消弭事件的现场对话系统。     

公共危机应对中的公民义务、权利限制及其保障

公共危机需要由政府使用包括紧急权力在内的紧急措施加以应对.对于现代社会的公民而言,在公共危机应对中需承担服从义务和协助义务,同时需要让渡部分权利以服务于公共利益和消弭危机.但危机应对中权利限制并不意味着政府权力溢过全部权利边界.现代国家和国际社会都禀持一定的制度和原则以保障危机应对中某些权利不被克减或侵害.